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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告全党同志书（2）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陈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
81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听说陈独秀等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给刘仁静回信，叫他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党籍未开除。
宋逢春1928年１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
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1）
1930年２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
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
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
难道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举行了3次学术讨论会。
第一次会议1930年1月25日举行。
科穆纳尔发言说：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
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
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
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会议于1月29日举行。
张彪（张国焘）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杂夹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张国焘之后发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现已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
国内不会有孟什维克主义了……鲍罗廷在张国焘、瞿秋白之后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维经斯基发言说：“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
起初，我也反对北伐。
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
但是北伐已经事实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的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
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
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
萨法洛夫问鲍罗廷：“鲍罗廷同志，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这完全正确。
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
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
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2月6日进行。
吉德科夫说：“我们的讨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2）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维经斯基的检讨（1）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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