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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们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会上谈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托匪汉奸”案（2）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
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
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春天，邓绳侯外孙葛康寿随其五兄葛康俞由安庆到武汉。
一夜，他们去看陈独秀。
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
见到葛康寿，惊讶地说：“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
葛康寿、葛康俞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
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
因为是亲戚，谈到陈年旧事，时间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辞出门。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入川（2）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
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
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
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和陈独秀夫妇同船的，还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
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
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
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
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
见陈独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