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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去迎江宾馆吃饭，钱启富穿了一件大半新的中山装，他也就这件中山装还能穿出去会客，五粒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还把风纪扣也扣上了，后来实在憋得慌，才又解开了。好几年了，钱启富就没有置过新衣，今天要到迎江宾馆这么高级的地方去吃饭，在柜子里翻了半天，总算找到这件衣服还能穿出去见客。
钱启富和程基泰两人在街口等车，程基泰却不合时宜地穿着那件短袖的花衬衫。果然来了一辆小轿车，钱启富除了坐过黄包车，就只坐过公交车，他学着程基泰的样子钻进了小轿车。
到了迎江宾馆，他紧紧跟在程基泰的身后，像是怕走丢了。在宾馆餐厅的包厢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钱启富感到地上比自己家里的床上还要干净，不由自主地将脚上那双旧皮鞋，在裤子上蹭了蹭。房间里一张足可以坐十个人的大圆餐桌旁，只摆了三张椅子，桌子上铺着白得耀眼的台布。黄先生请他们坐下后，马上就有穿制服的女服务员送上热毛巾，擦完脸后，就开始上凉菜了。凉菜摆成一朵花似的，使人不忍下筷子。
黄先生不停地给钱启富和程基泰布菜。他专门跟服务员要了一双筷子，把自己用的和给大家布菜的筷子分开，一看就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席间，黄先生没有跟钱启富谈古玩，而是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着宜市的历史和徽商的历史。他对徽商落叶归根的文化和意识，兴趣很大，赞不绝口。
黄先生说：“我是广东潮汕人，我们家乡也像徽州一样，地少人多，在家乡吃不饱肚子就跑出去。跑出去干什么？也就是学做生意。现在香港的首富，也是世界华人的首富李嘉诚就是潮汕人。”
程基泰和钱启富都没有去过广东，不知道什么叫潮汕人，也不知道李嘉诚是个什么人，但都知道香港人会做生意。程基泰说：“是呀，我们见到的香港人都是老板。”
钱启富说：“听说广东人都有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有钱啊。”然后指着程基泰说：“老程家也有海外关系。”
黄先生笑笑，喝了一口酒说：“广东人有海外关系的是比内地的多，但有海外关系不等于有钱。你们知道吗，最早广东人到海外去叫什么？叫卖猪仔，就是到国外去打工，当苦力。”
程基泰浅浅地抿了一口酒，不插话，显得很有修养的样子。
钱启富没有什么酒量，多喝了两口，话就不由自主地多了：“那怎么我们见到的广东人都有钱，比如黄先生您。”
黄先生哈哈大笑起来，用桌上的餐巾擦了擦眼睛和嘴巴，说：“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很有钱，但有一点。广东人和徽商一样能吃苦，广东人会赚钱，用一句现在的话说，叫有经济头脑。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人就把我送到泰国去学做生意，家里有一位亲戚在泰国开了一间古玩店。当学徒三年没有工钱，但每年年终老板会给一点‘利是’，你们内地人把它叫做‘红包’，也对，‘利是’就是用红纸包着的钱。老板每年给的钱并不多，但不会交到你的手上，为什么？怕你赌啊，嫖啊，吸毒啊，花光了连家都回不了。华人喜欢赌，多少人输光了死在异乡。老板会将你的‘利是’放到另外一家店铺里入股，等到你出师了，就有了一点小积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做小生意的本钱。”
钱启富很有兴趣地问：“老板为什么不放在自己的店里呢？因为你学的就是店里的生意呀！”
黄先生说：“这就是我们潮州人的生意经，放在自己的店里风险就大了，如果店子经营不好，那不师徒都没有了生计？放在别的店里，是为了减少风险。”
钱启富和程基泰似懂非懂地点头，觉得这个黄先生一定很会做生意。
接下来，黄先生就问他们最富有的徽商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钱启富最清楚。他手舞足蹈地讲了自己当年和父亲到徽州去，看到的大房子和一个一个的古村落。黄先生兴奋得不停地给钱启富倒酒，反而把程基泰冷落在一边了。
钱启富喝得面红耳赤地问：“黄先生准备住多久？”
黄先生说：“可以住一段时间，就想去徽州看看。”
钱启富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说：“行，我带你去。”
程基泰在一旁提醒道：“黄先生，您不是要找投资项目吗？”
黄先生也喝得有点多，他摇着手说：“那不急，那不急。”
程基泰想，怎么能不急呢？人不能玩物丧志呀，我得帮帮他，明天去市政府打听打听。
钱启富喝多了一点，回到家里就躺下了，朱银娣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骂：“你也没有酒量，不要钱的酒就猛喝，伤的是自己的身体。”
钱启富说：“见识短，见识短，今天我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
“知己？程小开那穷样，每天有碗饭吃就不错了，还能给你介绍一个什么知己？”
钱启富闭着眼睛制止朱银娣：“你别瞎说，这次程小开介绍的是一个真正有来路的人。”
朱银娣问：“什么来路？到底是什么人？”
钱启富已经开始打呼噜了。
第二天，钱启富酒醒了，脑子也清醒了，和香港这位黄先生见面，唤醒了钱启富做古玩生意人的职业敏感。旧社会做古玩生意的人，都善于察言观色，一眼就可以看出走进店来的人，是来看的还是来买的。甚至能通过衣着、言谈、举止和神情，分析出客人的身份和职业，揣摩他买古玩是自己收藏，还是送礼，然后投其所好，把东西以最好的价格卖出去。比如有太太小姐来买翡翠，他先把她们的气派夸一遍，然后再把她们的皮肤夸一遍，说这样的皮肤戴什么都好看。同时又在猜测她们会买多少价位的翡翠，再拿出相应价位的手镯或戒指让她们试戴。戴上以后，不是夸手镯戒指好，而是夸太太小姐戴得好看。这样一通夸，不但能让她们非买不可，而且还不好意思还价。这时，他再主动给一个优惠折扣，让她们乐滋滋地往外掏钱。
解放后，钱启富的这一手没有用了，到旧货商店来买东西的人，没有有钱人。钱启富也是个穷人了。昨天坐轿车，进宾馆，吃宴席，钱启富想，啊，现在有钱的香港人是这样生活的！他毕竟曾经是个精明的古玩商，通过一晚上的交谈，他已经把黄先生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位黄先生对徽州那么感兴趣，绝不仅仅是想去玩玩。自己退休在家，正闲着呢，陪着黄先生到处转转，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
第三天，钱启富就和黄瀚浩一块儿去了徽州。
这两天程基泰可忙了，到处帮着黄瀚浩找投资项目，他觉得商人只有做生意才是正事，找那些古玩会误事的。在投资项目还没有找到前，让钱启富陪着黄先生去玩几天也好，他要乘着这个时间，把投资项目找到。黄先生手里有钱，不愁找不到投资项目，现在到处都在建设，到处都缺钱。
他兴致勃勃地跑到市政府，在门口传达室，一位值班人员问明他的来意后，让他登记一下。登记的时候需要出示工作证，这一下让程基泰作难了，他连工作都没有，哪有工作证呢？值班人员看了看他，说：“连工作证都没有，还谈什么投资项目？”任程基泰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他进去。
一头沮丧的程基泰回到了园青坊。在街口碰上了居委会丁主任。丁主任与一般居委会的老妈妈们可不同，她是个部队转业干部，干居委会主任十几年了。程翠玲成为“问题青年”的时候，她经常上门来帮助教育，程翠玲看见她就想躲。程基泰虽然也为不学好的女儿伤透了脑筋，希望有人来帮助她，但居委会主任经常上门来教育女儿，心里又觉得不自在。老宅里藏不住秘密，居委会主任经常上家来教育他的女儿，这是老宅里人人都知道的事。自己因为穷被人瞧不起，如今一个女儿又让别人笑话，程基泰内心没有一块明亮的地方，所以平时遇到丁主任他也是绕着走，就怕丁主任问：“你们家那个程翠玲，最近表现怎么样？”
程翠玲失踪后，这个丁主任更是看见他就打听程翠玲的下落，还说：“问题青年在哪儿都是问题，做父亲的要从国家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为国家分忧。”潜台词很明确，失踪的程翠玲有可能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危害社会。程基泰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只能点头。每次遇上，丁主任总是要教育几句，不知道是在教育程翠玲，还是在教育程基泰。
那天程基泰被小轿车接走，很多人看见了。园青坊大街没有大人物，有人坐小轿车，是件稀罕事。丁主任当了十几年的园青坊大街居委会主任，对辖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一个细心的有责任感的丁主任，有小轿车来园青坊接程基泰的事，她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关心。今天看到程基泰就远远地喊住了他：“老程，这几天忙什么？听说，有小轿车来接你，是家里海外关系接上了吗？”
程基泰听到“海外关系”，心里本能地“咯噔”了一下，过去为了这个“海外关系”可没少吃过苦头。又一想，不对呀，现在“海外关系”又是个宝了！马上把脖子朝上扬了扬，好像要出一口气似的，说：“翠玲在香港找到她爷爷了，前几天托朋友给我带东西来，来人是香港的投资商，住在迎江宾馆，那天是他派车来接我的。”程基泰像个饶舌的女人，差点就把程翠玲给他带来两千元港币的事也说出来。
丁主任一听，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失踪的程翠玲怎么去了香港，还找到了她爷爷？
程基泰就是要让丁主任掉一掉眼镜，他还要加重分量，不等丁主任开口，又接着说：“翠玲让我帮她的朋友找投资项目，我刚从市政府回来。”
“啊？市政府——”丁主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开”，还有那么一个不读书不学好的女儿，怎么去了香港就变了一个人啦？还回来找投资项目？市政府也是他可以进出的？
程基泰根本就不想听丁主任说什么，更担心她刨根问底，自己回答不出来反而露出狐狸尾巴，就说：“丁主任，我还有事，先走了。”把丁主任一个人晾在那儿。
钱启富陪着黄瀚浩去了歙县，又从歙县到了黟县，这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中的两个老县。特别是黟县，虽是古徽州最小的一个县，却出过大批徽商，至今保存着完整成片的古村落，那些古村落都是在明清之际，徽商鼎盛的时期盖的，让黄瀚浩看得如醉如痴。
钱启富发现，黄瀚浩看风光少，看民居多。在古民居里，又是看房子的结构少，看房里的摆设多。
钱启富陪着黄瀚浩，边参观，边讲解：徽州民居一进屋都是一个大厅堂，厅堂正中照壁上垂挂的是大型画轴，又称中堂。多是山水花鸟，或者是象征吉祥如意的福、禄、寿老人。画轴两边，往往垂挂红底金字、或蓝底金字，出自名书法家的木质漆联。
厅堂里都会摆一个条案，条案一般与照壁宽度相同，条案的中间会放一个自鸣钟，自鸣钟的两边是“左瓶右镜”，即左边一个瓷花瓶，右边一个玻璃镜，自鸣钟的边上再放一个直筒的瓷瓶，那是放帽子用的，叫帽筒。帽筒出现于清朝，那时人们外出时，都会戴顶瓜皮小帽，进屋后，便顺手把帽子套在帽筒上。这些合起来，寓意为“终（钟）生（声）平（瓶）静（镜）”。
钱启富发现，黄瀚浩没有用心听他讲解，而是对条桌上的摆设兴趣浓厚。在钟、瓶、镜、帽筒四样东西中，又对花瓶兴趣最大。每到一户人家，只要许可，他都会把花瓶拿起来，看看瓶底的落款，然后又摇摇头放回原处。
他失望地对钱启富说：“都是假的，后人仿造的。”
钱启富心里明白，却故意问他：“您说的是那些花瓶？”
黄瀚浩说：“是的，这几家虽然摆了那么多花瓶，但没有一个是真品。”
钱启富笑笑，说：“这些人家都是供人游览的参观点，那些花瓶都是从市场买来充数的。”
黄瀚浩回头望着他：“哦？那您为什么不制止我一个一个地去看呢？”
“黄先生别急，反正是来玩的嘛。”
黄瀚浩忙点头说：“对对对，是来玩的，多看看，多见识见识，这里是徽商故里呀。”
晚上，两人住在县委招待所，条件当然比迎江宾馆差多了，可黄瀚浩好像并不太在乎。
经过两天的参观游玩，钱启富认定这位黄先生来这里绝不仅仅只是玩玩，他感到也许黄先生和自己以前干的是同一行，就想和他谈谈。但黄先生好像很累，早早睡了。钱启富决定明天露一手给黄先生看看，最好能找到一两样好东西，让黄先生更加器重自己，他希望能成为黄先生的合伙人而不是导游。
第二天参观中，钱启富发现很多东西确实都是假的，那些花瓶连民国的都不多，更甭说明清官窑的东西了。徽商没落几百年了，再大的家业也会坐吃山空。当年，富可敌国的大徽商胡雪岩没落以后，杭州城里几百万两银子造起来的豪宅，后来十万两就卖了。古徽州只是徽商的故里，他们在外面赚了钱，就拿回家乡来造房子，购田地。他们没落了，家乡的东西还留得住吗？又经过好多代后人的折腾，真正的好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自己当年就和父亲一道，无数次来徽州收古玩。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古玩当“四旧”，也毁坏了一些好东西。钱启富想，现在如果还有好东西，那可能一是传家宝，或知其价值者深藏着，轻易不会拿出来的；二是那东西主人不认识，不懂，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属于后者，被人发现，古玩界把它称为“捡漏”，那是梦寐以求的事。能不能碰上，全看运气了。
第三天，钱启富领着黄瀚浩往山里走，去一处深隐在竹海里的古村落。这里交通很不方便，又在这个县的边缘，村落的后面就是大山了，山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竹海，外人很少进来。
一进村口，就是一个残破的石牌坊。看到有外人进来，很多小孩围上来看稀罕。从这个村口的石牌坊，再看村子里那些虽然已十分残破，但仍然很有气派的大房子，就知道这个村子里不仅出过有一定实力的徽商，还曾有亦商亦官人家。
钱启富和黄瀚浩两人进到一户人家讨水喝，发现院子里养着一群鸡，鸡食钵竟是一个大海螺。黄瀚浩没有怎么在意，钱启富却开始留心了。这里是闭塞的山区，哪来的海螺？这个海螺大到可以做鸡食钵，就算在海边也是个稀罕物，一定是当年屋主人从外面买回来的。他的后人把它当成鸡食钵，说明他一定不懂，那么家里会不会还有好东西？也许因为屋主人不懂而可以“捡”到一个大“漏”呢？
进到厅堂，钱启富看到残破的条桌上，有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野菊花。钱启富走上前，假装看花把那花瓶斜过来看了看瓶底，看到“大清康熙年制”几个蓝色的字。钱启富一眼就看出这是精品。黄瀚浩也注意到这花瓶，钱启富示意他看看瓶底。这时，屋主人回来了，是一个质朴的老农，身后跟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见家里来了客人，虽然是游客也很高兴。
钱启富夸那花瓶里的花说：“唉哟，这野菊花真漂亮，黄得这样艳，在城里很难看到的。老伯伯，打扰了，我们进来讨口水喝。”
老农很热情地说：“我这小女儿就叫菊花，秋天生的，自小就是喜欢花。这花是她从山上采来的，一个农家的孩子不好好耕田，尽去摘什么花。”然后喊到：“菊花，赶快去给客人烧水。”看得出，老农喜爱这小女儿。
菊花姑娘也很大方，别人夸她的花漂亮，她很高兴，就说：“客人要是春天来，满山遍野都是映山红，一层一层的，那才叫好看呢！”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乘姑娘烧水的时候，钱启富对黄瀚浩使了个眼色，跟着姑娘进了厨房。
黄瀚浩掏出香烟，给老农递上一支，说：“老先生，祖上好像是大户人家？”
老农用竹根做的烟袋，抽自己种的黄烟。见客人递来一支香烟，就接了，然后把它插在烟袋上，说：“是呀，祖上在扬州是盐商，这家业就是那时候置下的。后来清政府放开‘盐引’（运销食盐的专营权证），做盐生意的人太多了，钱就赚不到了，家道慢慢就中落啰。”
黄瀚浩说：“这房子真的是大哟，在当地恐怕也是数得着吧？”
老农说：“那是，当年方圆几十里，都能看到我们家的马头墙。听同志的口音，好像不是我们安徽人。”
黄瀚浩说：“是，我从广东来。”他没说自己是香港人。
这时，钱启富在厨房里又发现了好东西。灶台上有一对盐罐，一眼就看出是个“老东西”，盐罐是青花的，罐上画着许多小孩子在戏闹，盐罐上面有盖，还很完好。钱启富知道，这两个瓷瓶叫“将军罐”，罐上画的叫“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