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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准备好，七妹一用力就会把孩子挤出来。
七妹生得很快，四斤儿在产房外大声问：“老婆吔，男孩女孩？”护士告诉他：“男孩。”四斤儿一高兴，转身就回家告诉他妈去了。
施玉兰立即煮红鸡蛋，老宅里每家都收到了三个红鸡蛋。这是宜市人的老传统，家里生了男孩，就将鸡蛋煮熟后染上红色，每家送三个，图个吉利。
可那天，历来开得起玩笑的四斤儿，却为了一句玩笑话和曹老三打起来了。
曹老三那天回家比平时晚了一点，正坐在院子里喝酒，因为他白天不在家，四斤儿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送红鸡蛋。正好四斤儿从旁边经过，曹老三就喊住了四斤儿，说：“家家都有红鸡蛋，我怎么没有？让我也沾点喜气嘛。”
不知为啥，四斤儿很冲地对曹老三说：“没有啦，什么喜气不喜气的。”
曹老三已经几杯下肚，借着酒劲开玩笑：“四斤儿，不给我红鸡蛋，你生儿子会不长屁眼的。”
也不是曹老三故意骂四斤儿，因为四斤儿平时太没正经，所以就常常有人笑说：“四斤儿以后生儿子不长屁眼。”
那天曹老三顺口说出这句话，又低下头来喝酒。四斤儿却像发了疯一样，龇牙咧嘴地一下扑到曹老三身上，朝着曹老三那熊背就是几拳。
四斤儿长得不够斤两，怎么是力大无比的曹老三的对手？曹老三尽管已经几杯酒下肚，但心里还是明白的，知道自己要是回手重了，四斤儿就爬不起来了，因此他只是招架，没有还手。
四斤儿却不依不饶，大家怎么拉都拉不开。拉开了，又扑上去，拉开了，又扑上去。大家都看傻了，今天是怎么啦？四斤儿好像疯了。
过了几天，大家才明白了原因。四斤儿的儿子还真的没有屁眼，后来开刀才开出一个屁眼来。曹老三知道后感到很抱歉，专门跑到医院里给七妹送了一个红包。
七妹把眼睛都哭肿了。可开出屁眼的小三子，后来长得活蹦乱跳的，就是拉屎比别人时间长，其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小三子后来问七妹：“妈，别人拉的屎是圆的，我怎么拉的是扁的？”
七妹就哄他说：“你的屎比别人金贵嘛。”
小三子就到处跟人说：“我拉的是金贵屎。”
小三子和他父亲四斤儿，不仅长得像，也一样淘气得出奇。好动，一会儿都静不下来，在一个地方待不了三分钟。一溜烟就不见了，一闪又回来了。
四斤儿不以为然，“小孩子小时候不淘气，长大了没出息。”他鼓励儿子淘气，结果，终于有一天儿子让他尝到了苦果，这是后话。
小三子长到六岁，只要和七妹一块睡觉，就会不由自主地摸七妹的奶。四斤儿一看见就打小三子的手，七妹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就对四斤儿说：“哪个孩子不是摸着妈妈的奶长大的？你小时候没摸过？”
四斤儿就和七妹吵：“这么大了还摸奶，长大了一定是个流氓。”
小三子心里就恨四斤儿，经常把四斤儿的东西藏起来。昨天晚上，四斤儿搬张竹床在厅堂里睡，问小三子去不去，小三子坚决不去。他知道四斤儿不在，他肯定能和妈妈睡，就有机会摸奶了。果然，七妹让小三子跟她睡，小三子摸着七妹的奶咂着嘴睡着了。
半夜，七妹醒了，就把四斤儿喊醒，让他到房里床上来睡。四斤儿回房间后，就把小三子从大床上抱到小床上去了。早上小三子醒来，发现四斤儿和妈妈睡在一起，自己又回到小床来了，就恨恨地把四斤儿的一只鞋踢到床下去了。结果，四斤儿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只旧鞋，只得又翻出一双旧球鞋穿上。
现在纺织厂不景气，四斤儿目前正处在半下岗状态，白天也不用准时上班。
钱启富送走了老傅，觉得自己今天捡了一个大便宜，喜滋滋走在园青坊大街上。现在去那位搞书法的朋友家还太早，他先去吃早点。
园青坊大街有一家卖大饼油条的早点店，店面不大，但历史不短。早点大饼油条，再加上一碗豆浆，是绝大部分宜市人的传统。这家大饼店做的大饼非常讲究，用香油揉面，洒上葱花和细盐，再在饼面上抹上蜂蜜水，洒上炒熟的白芝麻，用手拍紧，贴到一个圆形的泥炉里，用炭火烤。烤出来的大饼金黄色，再包上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咬一口，满嘴香。这家大饼店就叫“满嘴香”。
钱启富走进“满嘴香”的时候，看见大饼店里那位胖胖的光头的张师傅，正在满头大汗地揉面，就招呼了一声坐下了。
张师傅问：“还是老一套，一个侉饼两根油条，外加一碗豆浆？”宜市老人还是喜欢把大饼叫“侉饼”，这和他们把北方人叫“侉子”一样，是因为大饼由北方传来的。
钱启富今天高兴，说：“不，今天我要酱麻油脆侉饼。”
这道早点，是这家大饼店特色点心，不过现在已经很少做了，“酱麻油脆侉饼”是把头天没有卖完的饼再放到炉子里去烘，然后把烘脆了的饼拍碎，放上酱油和芝麻油，用开水冲了吃。
这道点心，比大饼包油条贵。钱启富也是突然心血来潮，有点怀旧的感觉。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容易怀旧。
张师傅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要这道早点了，他答应马上做，给钱启富泡了一杯清茶，请他坐下等。
钱启富边喝着茶，边看着张师傅做。看着看着，他发现抹饼面的蜂蜜水变成糖水了，烤饼的木炭也变成煤饼了。
钱启富就开口挑刺了：“张师傅，你这样做可是砸牌子啦。”
张师傅知道钱启富要说什么，叹了一口气，说：“如今世道变了，改革开放，什么人都学做生意，没有人愿意做大饼了。还谈得上什么牌子不牌子，你看满街还有几家在做大饼油条？不挣钱，还亏！”
钱启富说：“那你也不能用煤火烤大饼呀。”
张师傅说：“不用煤火用什么？一套大饼油条才两毛多钱，木炭多少钱一篓子？一篓子木炭能烤多少大饼？再加价哪还有人来吃呀？不加价，我又赔不起。”
钱启富说：“我不是经常来吗？”
张师傅说：“哎哟，像你这样的老主顾还有多少？我做一天是一天。”
正说着，钱启富要去找的那位朋友走了进来，钱启富马上叫道：“张师傅，再做一套酱麻油脆侉饼，我要请客。”
那位朋友说：“哟，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吃过了。”
钱启富说：“胡老师，今天我请客。中午，我还要请你到望江楼去吃素席。”望江楼是万佛寺里的一家素菜馆。
一会儿，张师傅把酱麻油脆侉饼端上来了，钱启富和胡老师吃得满心欢喜。
吃完早点，钱启富说：“胡老师，今天我想请您看一样东西。”
胡老师知道钱启富在倒古玩，就问：“又找到好东西了？你是行家，怎么请我看？”
钱启富说：“这东西，您是行家。走，到您家去。”
在路上，钱启富就告诉他说：“我找到一枚邓石如的印章，边款刻的是完白山人，石头是田黄，想请胡老师帮着看看。”
胡老师一听是邓石如的印章，又是田黄，眼睛一亮，说：“完白山人是邓石如的号啊，这可是如雷贯耳的金石大家，还是田黄刻的，那我可要沐浴焚香，大饱眼福了。”
到了胡老师的家里，钱启富从包里拿出用红绸子包着的印章，没有直接交到胡老师的手上，而是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这是古玩界的一个规矩，两个人鉴赏一件古玩的时候，一般不会直接递到手上，而是一个人先放到桌上，另一个人再从桌上拿起来看。
胡老师恭恭敬敬地从书案上拿起那枚印章，用放大镜来看。他先看石头，再看印章的印文和边款，看了约二十分钟，才对钱启富说：“这不是田黄，更不是邓石如所刻。”
钱启富一听，呆了，不相信地说：“胡老师，你再看看，再看看。”
胡老师说：“不用看了，肯定不是田黄。不信你看——”说着，胡老师在书案上一个笔洗里蘸一点水，点在印章上，然后拿一张宣纸，轻轻地拭了拭印章，宣纸上留下了淡淡的黄色，他说：“这是一块巴林石，出在内蒙赤峰市北雅玛吐山中，虽然它也是叶腊石，也是用来刻印章的好石头，但价值无法和田黄比。另外，这肯定不是邓石如刻的印章，是近代人仿的。你看，印章的印文是可以拓上去的，然后再临摹着刻。但边款就不可以了，一枚印章的边款就像一个人的签名，想临摹很难很难的。这枚印章的边款刀法太嫩，不可能是金石大家邓石如刻的。”胡老师将那张变黄的宣纸递给钱启富看，“这也不可能是田黄，你看，这是将乳白的巴林石泡在黄色的颜料水里染的色，骗人的。”
钱启富没有想到，阎王让小鬼给骗了，那个老傅一直在他面前装憨，原来这个农民骗起人来还真是天衣无缝。他急问：“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胡老师说：“巴林石近些年才逐渐热起来，因为寿山石基本上已经开采完了。田黄石从明代就开始热起来了，到清末民初就已经基本上开完了。巴林石我前不久还买了几块，你这块大概值四五十块钱吧，不会超过一百块钱。”
钱启富头都大了，上当了，上了熟人的当了。三千八百块，还能要回来吗？
他突然想到，今天和四斤儿提了“狐仙”的事，是不是犯忌触霉头了？
傍晚，人们纷纷下班回家了。
钟贵珍回到家中，见到丈夫的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没有什么事吧？”
张和顺问：“什么事？”
钟贵珍说：“当然是那件事。”说着，把手指朝天花板上指了指，又害怕似的，马上收了回来。
张和顺明白了，老婆问的是狐仙又作怪了没有，他摇摇头，又去看看门轴还叫不叫。
钟贵珍就去烧饭了，边烧饭边说：“菜价又涨了，好多日用品都涨了，这改革开放就是专门涨价的？”
张和顺在翻一张报纸，边翻边说：“别瞎说，改革开放嘛，总要付一定学费的，现在是国家在付学费。”
钟贵珍说：“哪是国家在付，是老百姓在付。”
张和顺抬起头来，提醒老婆：“这话，在外面可不要乱说噢。”
朱银娣也回来了，回家第一句话也是：“没事吧？”
她们家今天倒是真有事了，钱启富被人骗了。但钱启富不想让朱银娣知道，所以，他装着没事似的，摇了摇头。
只要认真观察她是会看出破绽的。知夫莫如妻，只要看着钱启富那对眼，朱银娣马上就能看出问题。今天朱银娣没有注意钱启富的神情，松一口气，也去烧饭了。
这几天，齐社鼎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能说简单的话了，要吃、要喝、要拉，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谢庆芳盼着齐社鼎能早日开口说话。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齐社鼎就放在旁边。谢庆芳边吃饭，边和女儿琪文拉家常。儿子结婚了，在丈母娘家吃。这天，齐社娟回家比较早，就来给哥哥打针，打完针谢庆芳就留她吃饭，这段时间姑嫂俩关系特别融洽。
谢庆芳问齐社娟：“你哥什么时候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
齐社娟望着坐在藤椅里的二哥说：“脑溢血恢复起来确实很慢，有的病人好多年都不能说话。”
谢庆芳听后放下筷子，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饭桌上的气氛立即凝重起来。大家也不说话了，只听见筷子碰碗边的声音。
齐社娟又宽慰谢庆芳说：“也有的病人恢复得很好，很快能像以前一样说话。二哥病情不算很重，我们再耐心地等吧。”
吃完饭，齐社娟回她的房间去了，谢庆芳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只把齐社鼎留在桌旁。
昏暗的灯光下，齐社鼎像个弱智儿童一样，一个人在那儿咂吧着嘴，津津有味地嚼着嘴里残留的食物。几粒饭粘在嘴角上，汤汁也淋在衣服上，谢庆芳在他的胸前围了一件旧围兜当做餐巾。琪文帮着妈妈收拾好桌子以后，就端一盆热水，仔细地给父亲洗脸。洗着洗着，琪文眼睛就湿润了，〃｛ txtsk ｝〃好端端的父亲突然变成这样，一行清泪从她那消瘦的脸上流了下来。
在齐家，最心疼齐社鼎的就是女儿琪文。她觉得父亲很可怜，长年累月一个人在乡下教书，每周才回来一趟，母亲谢庆芳总有一些琐事和父亲唠叨吵闹，再就是说家里钱不够用。父亲几乎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回家里。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学校时都没钱坐车，还是从琪文这儿要了五角钱。父亲在家话也不多，除了弄一弄那盆腊梅，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在家里，父亲最喜欢的是琪文，再有时间就去看看张奶奶，他看张奶奶时还悄悄的，不想让母亲知道，因为母亲总怀疑父亲塞钱给张奶奶，其实父亲口袋里哪还有钱。
琪文和母亲总不能交心。谢庆芳长年累月操持着这个家，也很辛苦。但她琐碎，成天忙忙碌碌的不知在干什么，总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还有，琪文心里一直装着一件事，不敢跟别人说。
有一天，琪文闹肚子，夜里起来蹲马桶，蹲着蹲着，突然听到房门响。琪文竖起耳朵，是谁深更半夜到我家来了？只听见进来的人轻声关门，踮着脚走路。父亲不在家，外面房间里睡着妈妈，琪文的心一下提了起来：是小偷？！她悄悄起身，从门缝里往外看，见从外面进来的人是妈妈谢庆芳！妈妈深更半夜的跑到外面干什么去了？琪文想不明白，也不敢往深里想，一直把这件事装在心里。
最近，厂里有一位男青年对琪文表示了爱意，琪文对他印象也不错。但她知道他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主要的是没有房子。琪文很痛苦，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跟母亲说，因为她知道，每次和母亲谈她个人的事，母亲首先会问对方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如果不好，不管男孩怎么优秀她都会反对，这是母亲最基本的标准。父亲如果不病，琪文想跟父亲商量，可现在父亲是这个样子。琪文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商量，那就是楼上的成虎。琪文知道成虎哥哥很关心她，可这个问题还得母亲说了算，所以，这些日子琪文心事重重的。
这时，谢庆芳从厨房里忙完出来了，她和琪文一道把齐社鼎扶到床上，就出去了。
老宅里各家各户这个时候差不多也都吃完饭了，除了孩子们要做作业，大部分人都围在电视机前。这段时间，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好像都有点分神，眼睛注视着屏幕，耳朵或多或少关注着门外的动静。
七妹看了一阵电视，就催促着小三子去睡觉：“时候不早了，明天还要上学，洗一洗，睡觉吧。”
小三子问：“妈，我睡哪张床？”
四斤儿说：“睡哪张？睡小床去。”
小三子悻悻地爬到小床上睡觉去了。
四斤儿问七妹：“你看到我那只鞋了吗？”
七妹已经哈欠连天了，问：“哪只鞋？”
四斤儿说：“昨天穿的那双鞋，今天早上只剩下一只了，另一只怎么也找不到。”
小三子听见了，从小床上爬起来，说：“爸，你让我到大床上去睡，我告诉你鞋在哪里。”
四斤儿恍然大悟：鞋，让这小子收起来了，他立即跑到小床边，冲小三子屁股就是一巴掌：“说，把我的鞋藏哪儿啦？”
这一巴掌让六岁的小三子明白了，不能说，一说挨打更多。他“哇——”的一声哭了：“我不知道，你到床下去找找。”然后把头蒙在被子里睡了。
四斤儿爬到床下，找到了那只旧鞋。
老宅静了下来，这也是人们最担心出事的时候。狐仙就是鬼，鬼总是在夜间出现。
几乎家家户户都紧闭房门。日子虽然表面恢复了平静，但人们的心里并没有平静，人人都怕怪事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房门以外的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竖着耳朵踮着脚跟走到门口来听。
四斤儿爬到床下找到他的那只旧鞋，身上又出汗了。他对七妹说：“你先睡，我到外面去透透凉。”
四斤儿推开房门走到厅堂里，一手拿着一个大号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浓浓的粗茶，一手拿着一个小板凳。他将板凳放在天井边，转身掩上了房门，刚刚坐下，忽然吹来一阵穿堂风，吹得他打了一个寒噤。四斤儿只穿了一件短袖汗衫，全身的热量都被这阵风给吸走了。他回房抓了一件旧工作服套上，又走出房门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四斤儿平时抽烟很少，只有在高兴或想事的时候，才点上一支烟。
这时，深藏在老宅屋角、墙根、地下的各种虫子，好像一下都从盛夏闷热中醒来，拼命表现着自己生命的力量，组成了夜晚的合唱，此起彼伏，非常热闹。
可老宅里能欣赏的人却很少，杜媛媛就嫌吵得烦。四斤儿听见杜媛媛打开窗户，往外泼了一盆洗脸水，但虫子的叫声也只是停歇一会儿，就又欢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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