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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宅里的连廊早已面貌全非，看不出一个完整的样子，更别谈从前院通过连廊到达后花园了。老宅里人满为患，连廊都被占用了，有的被隔成住房住了人家，有的被隔成厨房烧饭。连廊在前院的起点处，就是程基泰烧饭的地方。连廊的终点，被隔成住房住了孙拽子一家。现在要弄清连廊的归属，会牵涉到很多人家的切身利益。
为了共同的利益，老宅里的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团结就取得了成果，第一次谈判，开发公司就做了让步。
可是，散会以后，人们回到家里一想，喜悦的心情就降温了。这些连廊和共用厨房，如何计算面积？这些面积属于哪家？各家能分多少？越想，问题越具体，越想，矛盾越多，一个一个都和自家利益相关，都无法回避。
于是，各家的房门又关了起来，家家都在灯下商议着自家的事，核心内容当然是如何维护各自的利益了。老宅人的团结联盟，已经分崩离析了，表面上还维持着客客气气的样子，心里却在相互试探虚实。老宅人的心，又散了。
老宅三进的东连廊，一部分齐家做了厨房，一小部分被何惠芳隔成了厨房。厨房外还留着一点窄窄的回廊，回廊边有一排石凳。这些石凳已经年代久远，它不是给人坐的，而是早先小姐们摆放时令花草的，春天放迎春和杜鹃，夏天放牡丹和芍药，秋天放菊花，冬天放腊梅，平常就放有一些罗汉松、黄杨、文竹之类的微型观赏盆景。
现在老宅里哪还有地方给人赏花种草，但那些放花的石凳还在。石凳上现在没有放花，但两家人各自放了一个破盆。齐家放的是破花盆，里面种了几根葱。就是平时用过的葱根，随手点在破花盆里，有时烧菜来不及去买葱，就在花盆里掐几根。花盆虽破，但盆里总有几根绿色的葱。其实种葱不是目的，只不过以此向何家表示，这块地方属于齐家的。
何家不种葱，但何惠芳也是个精明人，她何尝不知道齐家的意思，她在窗前的石凳上放了一口破缸，缸里装着洗碗淘米的泔水，有时也倒点剩菜剩饭。几天下来，三分五分卖给从郊区来收泔水养猪的农民。后来物价上涨，精明的何惠芳不要那三分五分的钱，而要农民带点小葱来换。后来，养猪改用饲料了，郊区农民不再到城里来收泔水。可这口破缸仍然放在这里，这也是向齐家表明这边是属于我何家的。破缸放在石凳上，日晒雨淋，变成了蚊子繁殖后代的温床。但何家就是不拿走。
齐家是老房东，他们家把连廊隔出来做厨房早，差不多占用了连廊的三分之二，何惠芳是“文革”中搬进来的，只占了连廊的三分之一，这两个破盆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别放在两边的。
多年如此，两家泾渭分明，从未有过异议。两只破盆也像落地生根一样，清楚地表明着彼此的“楚河汉界”。
这天早上，谢庆芳打开房门，发现石凳上有点异样。原来，何家那口长期空着的破缸里放进了土，土上也插了几根葱，不是葱根，而是葱。何家也开始种葱了？谢庆芳马上意识到何家的用意不是在种葱，那破缸还被悄悄地往自己家这边挪了一寸，虽然挪动的只有那么一寸，这也是何家在悄悄地多占地方。马上要测量连廊了，你何家多了，我齐家就少了，谢庆芳想上前把它挪回去。后来一想，也就那么一寸，何家占不了太多的便宜，就忍下了。但从那天开始，谢庆芳就特别注意那口破缸，每天都要看一看。
过了两天，谢庆芳发现那口缸又被挪了一寸。她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她还有更重要更紧急的事要做。那次大家与开发公司谈判时，她一句话没讲。因为她家的情况和老宅里所有人都不同。她家是真正的私房主，将来怎样还房，她还在等开发公司和她谈。她也为此找过汪经理，汪经理说：“你们家的事好说，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私房。你先等一等，我们把大部分人家的事谈完了，再和你商量。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汪经理实际上是想把她家稳住，不让她们和其他人一起闹事。这段日子，她还在急着办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一定要在老宅拆迁之前做好，是大事，顶大顶大的事，她不想坏了自己的大事。于是，再一次忍住了，毕竟才两寸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就是了。
可是，当第三次看见那口破缸又被何惠芳挪了一点，谢庆芳再也忍不住了，她上前把破缸移了回去。
第二天，破缸又被挪回来了。她再一次把它移回去。此后，你来我往，谢庆芳和何惠芳在暗中较上了劲。
这天早上，何惠芳出去买菜了，谢庆芳又把破缸移了回去。而且移得比原来的位置还要多一点，也就是说，谢庆芳转守为攻了。
何惠芳买菜回来看见破缸不仅被移回来，而且还退回到自家一边。就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放，又要将破缸移回去。这时，谢庆芳从门里冲出来，指着何惠芳说：“你这是做什么？”
看到谢庆芳，何惠芳有点尴尬地笑着说：“那石凳平时也是空着，我也想种点葱，烧菜时好应应急。”
“别把人家当傻子，谁看不出你的心思。”谢庆芳说。
何惠芳见自己的小点子被人识破，就想把此事支吾过去，说：“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我的心思？”
谢庆芳说：“不要以为就你聪明。那破缸放了多年都空着，突然想到种葱？你种葱也不要种到人家的地方，谁不知道你的用意？”
好像被谢庆芳打了脸，何惠芳干脆就把脸拉下来了，说：“你不要以为这房子还是你们家的，空着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放东西，凭什么你家要多占一些。”
谢庆芳嗓音提高了八度：“你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当权的时候啊？早落实政策啦，该是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怎么，你还想强占？早不是江司令的那个年月了。”
谢庆芳把死人江堂发拖出来，直戳何惠芳的心窝子。
这句话，一下把何惠芳拖回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一股热血直往何惠芳脸上冲。谢庆芳今天这样不屑地说到江堂发，当年可不是这样。
那时的江堂发是何等的人物？“武斗”打得激烈的时候，江堂发每次回来都横挎着枪，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还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背着冲锋枪。当时正是暑季，何惠芳就把饭桌放在西连廊外的天井里，就是现在的这个石凳旁。江堂发吃饭时，手枪就放在饭桌上，板着脸不苟言笑，左邻右舍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一次，一只苍蝇在饭桌上飞来飞去，江堂发赶也赶不走，就怪谢庆芳家的那个破花盆。他梗着脖子冲着谢庆芳家的窗户叫：“养这几根破葱干什么？净招苍蝇。”第二天，谢庆芳就乖乖地把种葱的破花盆挪走了。江堂发死后，那个破花盆又不知不觉地回来了，一直放到今天再也没有挪位置。
谢庆芳的话，让何惠芳恼羞成怒，她气急败坏地说：“你以为现在改革开放了，像你们家这样的就翻天了？江司令怎么样也不比你们家那个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差。”
两个人翻了脸，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话也越来越难听。一个坚决要放，一个坚决不让放，两个人的四只手就按在破缸上，一个要挪，一个不让动。情急之下，何惠芳腾出一只手狠狠地推了谢庆芳一把，谢庆芳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下她可不依不饶了，从地上爬起来，叫着：“打人啦！”一把揪住了何惠芳的头发，何惠芳也伸手抓住了谢庆芳的头发，两个人头顶着头，你揪着我的头发，我揪着你的头发，僵持在那儿。
老宅邻里之间的磨擦几乎天天都有，吵架甚至打架也常有发生。平常这种时候，只要有人拉架，双方就会松手，然后再互骂几句，事情基本上就结束了。可这时恰恰大人们都上班去了，一时没有人来劝架，两个中年女人就这样揪着头发僵持着。
何惠芳知道自己打不过谢庆芳，这样下去必然要吃亏，首先声音沙哑地说：“你放不放手？”
谢庆芳虽然力气比何惠芳大，但连日来总熬夜，又要照顾齐社鼎，此时已气喘吁吁了，她也想结束“战斗”，乘势下台，说：“你放，我就放。”
何惠芳又不愿自己先放手，让谢庆芳占了便宜，“你先放，你先动手的。”
谢庆芳又来气了，“我先动手的？是你先动手，我才动手的。”
“我先动手的？是你先抓头发的，还说我先动手的！”何惠芳觉得自己已经吃了亏，还要输理，一时间气又上来了，于是手就不由自主地用上了劲。
何惠芳一用劲，谢庆芳也用了劲，两人又开始扭了起来。只是这时已经没有开始那样激烈了。
两人相互拽着头发，头顶着头，眼睛看着地上，嘴巴还在不停地互骂。
忽然，两人都停了下来，手也不拉了，嘴也不骂了。只见一只乌龟从墙角的阴沟里慢慢地爬了出来。它先从阴沟里伸出头，朝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爬出来。这只足有汤碗大不知道已经活了多少年的乌龟，一步一步地朝两人的脚边爬过来。乌龟不怕人，反而逼得谢庆芳和何惠芳不得不为它让道。乌龟爬到两人的中间，停下来，抬起头，似乎很不理解这两个女人为什么打架，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然后一步一步地穿过天井，爬到了另一边的阴沟边，钻了进去。天井的青石板上，留下它从阴沟里带出来的一道长长的黑泥。
谢庆芳和何惠芳不约而同地松了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道理似的，各自理理乱糟糟的头发，默默地回家了。
何惠芳洗洗脸，梳了梳头，一屁股坐在那个旧时的“美人靠”上，看着空荡荡的家，心中涌上一股无助的悲哀。寡妇还是被人欺啊，何况她还是个“造反派”的寡妇。“四类分子”“右派”，甚至包括像孙拽子这样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历史反革命都摘帽平反了，她却无法摘帽平反永远出不了头。如今老宅里家家都在想方设法从拆迁返还中多得点好处，可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小点子，还被谢庆芳发现打了一架。何惠芳想痛哭一场，又怕被谢庆芳听见笑话，只能强忍着。
她对着江堂发的旧照片，其实是在哭自己。自己是个寡妇，女儿又残疾，谢庆芳敢动手打人，明摆着是欺负自己。曹老三虽然忠实可靠，但大事上也无法帮忙，只能在搬家的时候出出力气。人活着，都有一个期盼，可自己的盼头在哪里？
想着，想着，泪水又夺眶而出，何惠芳低声地哽咽着。这时，却听见楼下的谢庆芳放声地大哭起来。
谢庆芳和何惠芳在天井里打得不可开交，齐社鼎却一脸安详地躺在床上。前几天他从床上掉下来以后，病情又重了，神志不太清醒，本来能说简单的几个字，现在又不能说了，反应也迟钝了。
谢庆芳披头散发地回到房间里，洗了洗脸，就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把牛角梳，梳那一头的乱发。梳子刚一插进头发里，就是一阵钻心的痛。刚才打架时，头皮都被拉肿了，谢庆芳只得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梳顺。
梳妆台还是结婚时买的，跟着自己已经几十年了，它在窗前像落地生根一样一直没有挪动过。谢庆芳也像这梳妆台一样，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齐府，离开过这个房间。如今，梳妆台旧了，自己也老了，曾经的一头乌发里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梳妆台上有一面圆镜子，镜子的反面嵌着一张谢庆芳和齐社鼎的结婚照，照片上的谢庆芳穿一件旗袍，全身上下凹凸有致。那时的谢庆芳真的是年轻漂亮，跟齐社鼎在一起拍的照片，像一朵白玉兰开在一节老树桩上。看着照片，再看看镜子里现在的自己，一股悲哀直涌上心头。从想当齐府的当家人，到嫁给树桩一样的齐社鼎，到如今成了齐家一个老妈子，自己的一生就这么走过来了，要不是心里有那个企盼支撑着，她真的想不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谢庆芳听到齐社鼎在床上动了一下，嘴巴呓语似的唠叨着。她走到床前，看到齐社鼎竟然面带笑容，这笑容让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谢庆芳的脑门。谢庆芳想，何惠芳虽然是个寡妇，但她的丈夫死了，再也不会拖累她了。自己虽然有丈夫，却如同一个活寡妇。齐社鼎这样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不知要拖累到哪一天。这时，齐社鼎竟然笑出声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谢庆芳失去了理智，她抬手就给了齐社鼎一巴掌。这一巴掌把齐社鼎打得睁开了眼睛，翻了翻，又闭上了。
谢庆芳看着齐社鼎脸上慢慢地浮上五个指印。这才想到，他是个病人，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自己却打了他。又后悔地坐在床前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哭声越哭越大，到后来几乎是嚎哭了。
病中的齐社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已无法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常的反应，但过去的事情却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有时又混着幻觉。刚才他在幻觉中遇见了梅香，还是那样像一个熟透了的鲜桃一样的梅香，他笑了。
自从老爷在家族的墓地里给梅香竖了碑，齐社鼎心里已经确认梅香死了。后来结婚生子，岁月流逝，他渐渐地把梅香放进了自己心底。但对梅香的思念像一颗种子，一有适宜的土壤就会发芽。那以后发生了一件事，使齐社鼎一直在想，梅香是否还活着。
那年琪文六岁了，在门口玩“跳房子”，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朝着老宅里张望。看了一会儿，就问琪文：“小姑娘，有一个齐家大少爷还住在这里吗？”
琪文不懂，就问：“什么叫大少爷？”
“哦，他姓齐，叫齐社鼎，在家里是个少爷。”
琪文马上说：“他不是少爷，他是我爸爸。”
那女人听到琪文这样一说，就仔细端详琪文，然后用手摸了摸琪文的脸说：“像，是像大少爷。”说着就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的。
那天是个周末，齐社鼎在家。琪文从大门口回来跟他说：“爸爸，门口有一个人找你。”
“哦？找我，谁呀？”
琪文说：“不认识。”
“什么样的人？”
琪文说：“一个阿姨。她问，有一位齐家大少爷还住在这儿吗？爸，什么叫大少爷？”
齐社鼎一听，立即起身，他没有回答琪文的问题，却朝大门口飞快地跑去。
大门口已经没有一个人影。
齐社鼎认为此人可能是梅香。接下来一整天，齐社鼎都在大门口、园青坊街上和那棵大槐树下徘徊，希望能遇上她。他觉得她会再回来，但是没有。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的下午，齐社鼎从学校回来，走进园青坊大街，远远看见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孩子，站在老宅的门口跟路人打听着什么，手还朝着老宅指指点点，那背影极像梅香。于是就急步往前赶，那人经过老槐树，穿过老牌坊，朝观音巷方向去了。齐社鼎急匆匆地追过去，大人和孩子都不见了。虽然齐社鼎不敢确定那就是梅香，但他心里一直在想着：梅香也许还活着。
他认为，说梅香死了，也许是太太的一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分开。如今太太死去多年，无法问个明白。他问张妈，张妈说：“孩子，人死不能复生，梅香是死了。就是没死，十几年过去，那也不是当年的梅香了。”
尽管张妈这样说，齐社鼎心里仍然揣着这个疑团。他企盼着有一天，梅香突然走到他的面前。当年的齐少爷，从情感上，他仍然没有长大。
嚎哭着的谢庆芳突然听到外面人声躁动。是唐秋雁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堆毛线，篮子里放着几包盐和几瓶酱油，她满头大汗地叫，叫得整个老宅都听得见：“你们还待在家里？外面都抢疯了！涨价了！赶快去买吧，再迟了就什么都买不到了！”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传着物价要涨，现在恐怕是真涨了。谢庆芳擦擦眼泪，提起菜篮子，上街去了。老宅里的人，几乎都上街了。
何惠芳也从楼上下来了，手上提着个篮子，急匆匆地往外走。她走到大街上，一看就傻了。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前都有人在排队，她不知排哪个队好，也不知道该买什么。队伍里的人都是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满头是汗。
一家布店门口排的人最多，也许因为布是好存放又早晚用得着的东西。何惠芳走到这儿，正犹豫着排不排的时候，忽然看到唐秋雁在跟她招手。原来，唐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