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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凑合着一起奔小康
新浪读书
7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呵。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伯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忪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贵族的气质不是有了钱就能挂像的。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一小养成的。贵族从小坐车就有人给拉车门，车到人到，长大了养成习惯，车一停就举步，赶上没有人适时拉开车门，他能一头撞玻璃上。下了车也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懂礼貌，是不觉得你是在为他服务了。这一点确实不同于平民百姓，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家常理短。人家贵族思考的都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余下的心思顶多会想一想心爱的女人。遇有闲暇，外出消费，身上是从来不带钱的，买东西都是事先电话里约好了，到了专卖店只管挑选，完了事有人专门给送家里去，回到家，喝怀咖啡，东西也就跟着进门了。出国旅行，看到一座庄园，心生爱意，打听主人是谁？随从马上俯首贴耳：您还不知道吧，这庄园就是您的。贵族听到后，并不感到惊喜，反而有点扫兴。这么说吧，生活上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但同时，贵族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受到王室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非议，心里的郁闷不能排遣，遂找到在伊顿公学读书的儿子威廉王子，威廉背着手在草坪上踱步，戴安娜一路絮絮叨叨紧随其后，儿子听烦了，一扬手，说：
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计了。
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不就是一些议论吗，到我登基那一天，还你清白。
戴安娜听了，当时就躬身行大礼，说：谢国王殿下。
这就是贵族和灰姑娘戴安娜的区别，你觉得过不去了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明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土就土点吧，想当贵族眼下是来不及了，怎么也得两三代以后再说了。咱们就凑合着一起奔小康吧。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悲凉。原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幸结识一两个中国的贵族，凭着我的能说会道，哄得他们高兴，赏我良田千顷，老有所依。现在看来只能自己挣了，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算计了。
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抡，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再说了也不贵，一本书不过十来块钱，您歌厅里找一小姐陪你扯两个钟的淡，不是还得给人家200呢吗。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
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两百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3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30万，3条就是90万，90万乘两百集就是1亿8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15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90万的广告费，90万减15万，多打点减去20万，利润就是70万，一集70万，10集7百万，100集就是7千万，两百集就是1亿4，我们上4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
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
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
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九四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
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捡喜欢拍的挑。
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创造。
转眼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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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演员忙说：别催场呵，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尬。
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在“八部七局六处”他谁也惹不起。曾经也特傲，刚到机关的时候也执扭，马上就被磨平了，适应了，然后游刃有余了。最后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乐趣，应付自如。不知不觉小林变了，变得心平气和，人莫予毒了。
眼前的陈道明行吗？就算把他放在“八部七局六处”的办公室里，他低得了头吗？别拍出来象皇上来民间微服私访就坏了菜了。
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
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
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