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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
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
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得办。
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
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呵？
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
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仍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踢里踏拉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托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
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
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葛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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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
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
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
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度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
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迎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子，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
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向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
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
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得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
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得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既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
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
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
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作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葛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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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
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了观众的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轻易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了。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剧的，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表演生动自然。似乎是与功力无关。我们就以此浅薄之见约定俗成吧。
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
“专家”们见到葛爷了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
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
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
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
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
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戈玲吗？
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台词说：这大HOUES VERY NICE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I LOVE YOU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
葛爷真的晕菜了。不知道是应该听专家的悬崖勒马，还是应该听观众的回头是岸。
我们不妨找出一些读者都熟悉的，葛优出演的影片作一比较。
喜剧片有：
《顽主》
《编辑部的故事》获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
《大撒把》获金鸡奖最佳主角男奖。
《天生胆小》
《过年》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甲方乙方》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见不散》获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没完没了》
《大腕》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艺术片有：
《活着》获坎城最佳演员奖。
《秦颂》
《霸王别姬》
《蝴蝶的微笑》
通过这一比较，不难看出，如果按照葛爷的想法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应该走哪条路已经一目了然。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眩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唯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淤出来的聪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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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淤出来的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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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