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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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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考察“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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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一声叹息》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槟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中磊与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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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闻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我几乎失去了阅读的勇气。我得承认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
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9月底，我的2002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
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弟兄们也都随着我尊称刘震云为“刘老师”。其中有两个人见到刘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叫中磊，一个叫小文。中磊每次见到刘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刘老师不痛快，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入刘老师的耳。
中磊30岁刚出头，人称小帅哥，旗下拥有无数漂亮的女演员，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在刘老师听来都觉得非常暧昧，似有无穷耐人寻味的秘密，随便说出一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于是就会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比如中磊刚刚接完手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望着人到中年，好奇心强烈的刘老师。
刘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刘老师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又问：是女的吗？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电话。
刘老师：长得比舒琪好看吗？
中磊反问：你觉得舒琪好看吗？
刘老师：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么呀？
中磊：我就不认识难看的女孩。
刘老师：是你一叫就能来的吗？
中磊：叫不来张三叫李四呗。
刘老师：我还真不信，你叫一个来让我们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着乐的事，干吗非让您信呀？
刘老师：那我就认为你说的都不是实话，其实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男的。
中磊随手拨通手机，递给刘老师。
电话里传来一个妹妹水灵的声音：中磊哥！你在哪儿呢？
中磊挂断电话，问：刘老师，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
刘老师愤然答道：全是他妈的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对刘老师永远是热情过分，见了刘老师必先单腿下跪，接着就是热烈地拥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恭维话，说的语无伦次，把刘老师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小文有个特点，思维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话说出来都是半句半句的，不了解人的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比如初见刘老师时，他想说：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崇拜您五体投地，今天见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达则省略为：大名如雷贯，崇拜五体投，今见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里想着三件事，说出来却省略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学学，然后我再帮您翻译。
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