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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用，院长做工作，当事人不说实话。
但他说出来的句子却是：萨达姆把人都藏起来了，人质已死一百多，心脏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长都急了不说实话。
小文每天通过看电视、上网、读报、偷听敌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极大。见到刘老师特别想一口气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往往适得其反，一件事也没说清楚，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望着一脸茫然的刘老师，小文充满歉意地说：您要是想去哪儿，我开大汽车侍候您。这时我得赶紧帮他翻译给刘老师，他是想告诉您，去年他丢了的那部本田车，警察已经在哈尔滨给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婿，谈恋爱时，有一次骑车带着老司令的女儿吴巴璀，闯过一次红灯。
巴璀紧张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边猛蹬，一边说：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连政变都敢搞，你连红灯都不敢闯，真给你爸爸丢人。
小文就是这么一性格的人，好动不好静，生性乐观，乐于助人，为老司令的晚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次他到工作室来都是神出鬼没，眨眼的功夫来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他的身体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夹克，里面一件衬衫，头上还永远冒着汗。每逢刘老师来工作室，都要包饺子自娱自乐，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远不够吃。
向生活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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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还有一人，是跟了我多年的制片主任，名叫陆国强，圈里的人都叫他小陆。小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只要见了刘老师也会变得有一肚子的话要向刘老师倾诉。而且说出的话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令刘老师这等老谋深算的人也大为吃惊。
比如一次在开罗，小陆陪着刘老师在尼罗河畔散步。刘老师感慨，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严重，但最大的腐败还不是贪污腐化，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又大权在握。
小陆却对此不以为然，还安慰刘老师说：这就像家里有一块蛋糕，谁都不喜欢吃，但你要扔了，老太太还会舍不得，愣是要扔，老太太一准跟你急，结果蛋糕没扔成还弄得全家都不痛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着它，不去想它，有一天发霉了，长毛了，甭你动手，老太太自己就悄不声地把它给扔了。
日后刘老师向我说起这件事，对小陆的“蛋糕理论”蕴含的深刻道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小陆平日少言寡语，但每天都要用光两块以上的手机电池，也就是说，他的话都在手机里说完了。
刘老师对我说，他印象中凡见到小陆，必是正在戴着手机的耳机，自言自语。说话的神情也和平时判若两人，接起电话，不卑不亢，话语流畅；放下电话，一脸谦和，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
我对刘老师说：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与人沟通，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态度，也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越是在开车行走时，他的思维越活跃，打固定电话就远不如打手机，似乎不在移动中，判断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会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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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湖北佬不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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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徐老师还年轻。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