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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照我看也没妨碍了它的兴旺发达。
性产业悖德，主要是因为它的非法性、经营场所的隐秘性，以及它兜售的廉价的快感。我们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快感应当通过高尚的途径获得，比如阅读，观赏革命电影，或者扶老太太过马路什么的，要有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独乐不如与众乐嘛。现在你悄悄地躲起来，只顾着自己快活，全然不想亚非拉的受苦人民，这事即使不算卑鄙，至少也有悖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根据司各特？埃里金纳的理解，肉体的快感是人类独有的，肮脏也是人类独有的，与完美的上帝无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肉体的快感是肮脏的。由于性产业拿金钱换快感的经营方式，而金钱是亵渎灵魂的东西，这就不仅是肮脏了，简直可以说是罪恶。
我不是清教徒，没有代上帝宣旨的义务，所以上面这些话只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因为性产业的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各国政府都制订了措施，限制它的经营规模，另外还要额外征税，我们前面说过了，这税叫作庇古税。有的地方采取的是征收管理费的方式，这管理费也可以算是庇古税。我有个朋友特别没文化，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个税，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税好，这税好，卖屁股嘛，当然要收屁股税。仔细想想，这话可能比任何经济理论都接近真理。
“作爱”是个动宾词组。根据我的观察，男性和女性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大一样，男性偏重于那个动词，女性偏重于后面的名词。由此引发的逻辑是：如果“作”是重要的，那么跟谁“作”就可以忽略；反过来，如果“爱”是重要的，那么显然只能跟固定的对象“作”。
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性解放”的理解。一谈性解放，很多人都要皱眉，说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象征，这明显是把“性解放”跟“性泛滥”混淆了。事实上性解放是一个挺不错的事，第一是消除性别歧视，第二是把人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让性真正成为取悦身体的工具。这两件事哪件都不坏。有个保守主义学者反对这第二条，说性应该与婚姻有关，是人类自我繁衍的工具云云，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把人当骡子看。如果只为了生孩子才交配，那么人跟牲口有什么区别。另外现在也计划生育了，活好几十年，只准来那么一次，未免太不人道。所以说这人应当被送到维多利亚时期去，众所周知，那时候连鸡胸脯都不准说，叫作白肉。丘吉尔就犯过这个错误，被一位夫人斥责，后来他给这位夫人送了一朵兰花，说如果你将它别在你的“白肉”上，将是我莫大的荣耀。
再说说“作爱”这个词，如果光“作”不“爱”，那么它有一个大概的价格。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从几十元到几分之一辆保时捷，不同类型的的产品有不同的价格策略。“爱”字就要复杂一些，有人说它是无价的，有人说它其实也很便宜，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万物皆可交易，即然什么都可以交易，那么就没有无价的东西。但究竟爱情值多少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要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际调查中，我拿这个问题问过6个人：假设你很爱你老公，给你多少钱，你会背叛他一次？这背叛当然是指身体上的背叛。从100万开始，所有人都点头；到50万，有一个人表示不行，这说明她爱她老公大于爱50万，但小于爱100万，我们取中间值：75万；到20万，又一个人表示不行，那么她的爱情大约值35万；再往下问，在10万元价位上有两个人退出，我们算作是两个15万；等到了5万元，最后的两个也无法接受，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是两个7万5。
这六位女性的爱情总值是155万，平均价格是26万不到。她们都是白领，月收入在3000到8000元之间，我们也取中间值：5500，那么26万相当于47个月的收入。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上面提到的价格不是纯粹的零售价，而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26万，她们必须抛弃些别的什么，要承担风险，如果被老公发现了，不仅要失去老公的爱情，还要失去老公能给她的那一部分钱，如果这钱大于26万，那么此人的爱情很可能就是个负值。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叫作负价格；用商业术语讲，叫作无偿赠送；用我们的俗话说，这就叫倒贴。一钱不值。
我是在深圳进行上述调查的，深圳物价指数之高，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如果换在别的城市，这价格很可能还要打折。我们甚至可以根据全国的物价水平，列出一张爱情价格表，沿海富庶地区的爱情贵一些，内陆穷一点的省份就便宜一些。所以内地的漂亮姑娘都爱找沿海的男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讲，这就叫作要素禀赋。
这种统计肯定不够严谨，但可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爱情是有价的。另外，爱情肯定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有关，收入越低，爱情就越便宜，只有亿万富婆的爱情才可能价值连城。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是个双务合同，光剃头挑子一头热还不行。即使一个人的爱情价值连城，如果她老公拿着不当一回事，那买卖还是做不成。这道理就象两口子卖车，女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卖，男的说一块钱您就拿走，你说这车它值多少钱？
这种结果很难让人接受。在我们的观点里，爱情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它甚至是我们俗世生活的信仰，怎么可以象萝卜白菜一样，摆在柜台上任人挑拣？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有钱人拿贵的，而我们穷人，就只配拥有那些一钱不值的烂货？它应当超越金钱啊。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身体的偶尔出格是否就等于背叛爱情？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上面的分析就不能成立，那个26万就不是爱情的价格，而是婚外性行为的价格。如果坚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毫无疑问，你的爱情即使超越了26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谁还没见过钱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身体的放纵算是背叛爱情，那么思想上的放纵是不是就更严重？我在四川的时候学会了一个词，叫打望，打望就是在街头观看美女的意思，我承认我在打望时有过非份之想，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这就叫作亵渎爱情。打望这事不大好管，除非你每次上街都戴个眼罩。话说回来，如果连打望的权利都取消了，那还真不如直接给我一刀。
翁倩玉唱道：爱是love，爱是amour，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要我看，如果正大的爱情真是那么美，那一定跟性无关，不会因为偶尔的放纵就收回去。否则那就不是无私奉献，而是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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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硬脖子
“气节”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这里的“气”指的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孟子善养此气，我跟着他学，养了很多年，后来就有朋友说我是“小鸡生鹅蛋——愣装大眼儿”，可见这气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节”字很好理解，贞节、节操都是它，甚至还包括关节。中国人喜欢关节，这大概可以算是个奇闻，不过我自有依据，古人有一首赞美竹子的诗：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这“节”毫无疑问是关节，从那以后竹子就被拟人化，称作“竹君子”，跟松树和蜡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标志，道君皇帝赵佶还专门为它题辞曰“节节化人”。这个“化”是教化的化，竹子这东西有用处我承认，但非说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爱听。用帕斯卡的话说，我虽然是一根苇草，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对气节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脸不要命”，文绉绉的说就是“用生命捍卫尊严”，古时有个廉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救济粮，这都是有气节的表现。维护尊严是个好事，但过分强调这尊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就有点离谱，“节”不知道值多少钱，但生命却是万金不换。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人家说一句“喂，来吃”，怎么就能让廉先生失了节？美国的救济粮和朱先生的尊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生存权是全部的人权，那么廉先生和朱先生显然是在藐视它，这样的人，不给他人权我看也是活该。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基本信条：文死谏，武死战，这也是气节，叫作“以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宝二爷不喜欢这两死，说那是“须眉浊物”们讪上卖直、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真不愧是宝二爷。当官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了这个信条，那些官就怎么看都是一脸死相。“武死战”好理解，作为一名战士，本来就应该奋勇作战，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我认为值得商榷。有个朋友的父亲抗美援朝时当过飞行员，他说美国兵最怕死，一见人开着飞机要撞他，他就急忙跳伞，说的时候一脸鄙视。按我的想法，跳伞情有可原，开着飞机撞人倒是有点说不过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紧，那飞机可是国家的，好几百万一架呢。
汉朝有个洛阳令叫董宣，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湖阳公主家奴杀人，被他抓住，当着公主的面砍了头，结果被告了一状，汉武帝还算明白事理，没打没杀，只让他向公主赔个不是，董某人甚有气节，说什么都不肯道歉，两手撑地，谁按都不低头，搞得汉武帝也没办法，最后说你这个硬脖子，给我滚吧。（“强项令去！”）从那以后敢于死谏的官员就都被称为硬脖子。
脖子硬，风险就大，从古至今，因为批龙鳞被金瓜砸破脑袋的，不知道有多少，圣堂之上血际斑斑。如果是为坚持真理，这脑袋砸的还算有价值，比干摘心，王累伏剑，屈原投江，布鲁诺上火刑台，都能名传千古。奇怪的是很多人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动不动就要死谏，清朝的吴可读在同治墓前自杀，为的不过同治选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就象是员工因为新来了个总经理而上吊；明朝嘉靖皇帝爱喝露水，海瑞为了劝他改掉这毛病，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唐朝的韦处厚，连皇帝举行个宴会他都要死谏，幸亏没有真死，要是死了，你说他这脑袋算个什么玩艺。
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意思是人类在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想来这些硬脖子们心里也计算过：死谏死谏，只要不遇上楚怀王，也不一定就死，这事风险虽大，收益可也不小，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定能天下扬名。如果没有这种计算，我想只有白痴才肯主动去挨金瓜，想死办法多了，上吊投井吃耗子药，没必要非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这么说来，气节这东西就很值得怀疑，看起来有点象风险投资。鸦片战争后有一个著名的“气节年代”，满朝清流都在捍卫民族尊严，认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岂容丑类，唯一一个能作事的李鸿章还被说成是汉奸。一百多年过去了，李二先生的汉奸帽一直未摘，我们却想方设法要勾引鬼子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花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对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色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子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爱国，但显然更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人权高于主权，这应该是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道德必须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边沁1768年在牛津大学演讲，说道德应该为它的每个遵循者带来好处或幸福，否则就不必遵守，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都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利己主义”，也是没气节的一种表现——不捍卫国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子，那算什么气节？但我觉得过自己的小日子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建立国家就是想让我过不好日子，那国家不要也罢。
关于“舍生取义”，我是这么看的：生命无比重要，如果要取的“义”不是足够大，我绝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嗟来之食要吃，救济粮也要吃，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一点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气节，而是脑袋进水了。
廉者、朱自清和岳飞的死，应该算是自杀，根据王艮的论证，这么死层次最低，他这样评价商代的三位名臣：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这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他这番话的焦点就是生命权。
美国《独立宣言》讲天赋人权，第一个就是生命权，这大概是美国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列举了十九条自然律，第一个也是生命权，说它是最高等级的权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有些报纸上的宣传很不对劲，一有烈女跳楼，大家就纷纷喝采，大赞“死得好”，似乎没想到这关乎人类最至高无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口号随处可见：学习某某好榜样，时刻准备着为某某东西献身。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在提倡自杀———和平年代，你老想着献身算什么意思？所以哈耶克说：“思想被国有化后，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肯定会留下来，那就是：气节。
硬脖子们在脑袋被砸之前有两种选择：要么鸣而死，要么默而生。如果我是那个当官的，我会这么干：大事肯定要说一说，至于皇上喜欢哪个姑娘，他什么时候要去打狍子，我就随他的便。另外说话也要讲究个方式，有一些人脑袋被砸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说话太冲，关龙逄诅咒商纣王，结果被炮烙；叶向高讽刺明神宗，说“你这么多年不肯见朝臣，真是高招”，明神宗抽着鸦片懒得理他，算是叶向高命大。这些话都有更好听的说法，“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几点意见”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当然，皇权时代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我说了你不听，那就去休，骂人干什么？何况现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晋代的殷洪乔算是另一个有气节的人，他去南昌当市长，邻居朋友们托他带一些书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气节突然发作，把信全丢到扬子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为人作致书邮！”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军的译著《邮差弗雷德》对比一下，也算东西文化的差异。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想送这封信，你当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有气节不是坏事，但有了气节就不负责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事。
。。（／t／xt｜小／说天｜堂）
7、自由的定义
“自由”这个词的本义应该是自我服从，即不屈从于外界的力量（“由”字本来就有“服从”的意思，《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里所讲的外界力量包括自然、鬼神、道德、神权和法权，彻底的自由就是不尊命、不尊神、不遵礼、不遵法，只按照自己的意愿、需求和主观判断行事，这种行为被定义为“完全自由主义”。
英文中的“自由”是两个词：freedom和liberty，前者偏重自我释放、压力和桎梏的解脱、轻松和舒适，后者多指政治上合法的需求（权利），它是一种社会排序的方式。马丁·路德·金的名言“letfreedomring（让自由回响）”，其实本义更多指的是liberty而不是freedom。如果尼尔·阿姆斯特朗占领了月球，那么在第二个人来到之前，他可以享有完全的或彻底的自由，他想吃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