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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鲁迅真的是让青年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吗？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则轶事来：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上门来，鲁迅安排他休息，然后拎着青年那双破了个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帮他补。这种“赤子之心”却赢得了苏雪林之流的辱骂。对于“纯真”和“崇高”，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他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说，仅仅“用于护身”。去世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鲁迅的偏激
辩证法是杂文的死敌。在一个辩证法被当作匾额高高挂起的国度里，我很难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时具备川、鲁、湘、粤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么，厨师只好什么佐料也不放。在报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个人写的，甲与乙一模一样，乙与丙大同小异，正如李敖批评台湾政界人士讲话的方式：“他们除了各自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都滥套。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幼儿园老师要活泼顽皮的孩子不得乱说乱动，手要背在背后，脸要擦干净；文坛长老们同样告诫年轻人，不要乱想乱写，要像我们这样三思而后说，否则后果自负！说不痛不痒的话语，写四平八稳的文章，养温驯可爱的小猫，种不鲜不艳的小花，保安乐祥和的长寿，乃是人间正道。
然而，在我看来，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人的年龄不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杂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专门用来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却是一个褒义词。“世故”的鲁迅，有一颗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钱理群、王得后两先生在编《鲁迅杂文全编》一书时，曾用否定性、攻击性、偏激性、隐蔽性来概括鲁迅杂文的特色，而论述偏激性的笔墨最多。鲁迅说过：“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存在于偏颇之中，是真理惟一的存在形式。鲁迅杂文中有许多全称否定，如“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儒”、“道教”、“老年”、“导师”等。用学者们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判断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鲁迅不考虑结论的“永恒价值”，而追求“迎头一击”的杀伤力。正如只有霹雳闪电能划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酱缸，救出在酱缸中挣扎的孩子。鲁迅斥责中国的“中庸”之徒及其攻击偏激时，说：“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华盖集》的《小引》中还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奥义和人生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
“写下来”的结局是引发一场接一场的笔战。在一个“面子”王国，“面子”的价值远远高于真理。鲁迅的杂文对事不对人，而且不像《红楼梦》苦心设置“贾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点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长蔡元培、授业的恩师章太炎、好朋友刘半农、北大同事胡适，有他所不认同的地方，他也“不为尊者讳”地直接点名批评。于是，他人撰文攻击他时常有“人格阴毒”、“思想偏激”之语。今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开始“反思”鲁迅的“不宽容”。先生真的“不宽容”吗？谁又宽容过鲁迅呢？
生活在这样的国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偏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偏激是一条九曲回肠的山路，一般人是没有胆量去走的。“要辩证地看问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风霜染白两鬓的老人们常说这句话。我却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鲁迅曾告诉他心爱的学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确偏向这做绝望的抗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我一向觉得，猫头鹰及乌鸦的叫声比夜莺的歌唱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我甘做被大多数人厌恶的猫头鹰或乌鸦，在那天边的黑夜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第二辑·反叛之后孤独的蔡元培（1）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他摘下了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庆祝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途径，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且成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当作工具来供自己驱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强调说：“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所在。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