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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太宗之明，犹取封氏而用之，因为他确有可用之处。封氏象征着某一类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才子，而后是流氓。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确定性的体验，随波逐流，墙头小草。像他这类人，无论是在昏君还是明君的手下都能活得风风光光，在历史转型期率先脱颖而出。而且，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都会受到统治者的原谅。我想，封氏是不会有“惭”这种感觉的——有这样的敏感的人，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障碍。佛家所谓“破执”，封德彝破掉这一切顾虑之后，自然就心安理得，这跟某些当代文化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同样的思路。在当代政治史上，康生等人大约可看作封德彝的“转世灵童”。
八十六
宇文化及败亡前，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说“来世不愿生帝王家”的末代之君众多，在灭亡前匆匆即皇帝位的枭雄更多，黄巢、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在情知必败的时候称帝的。称帝仅仅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却改变不了行将就戮的下场。宇文化及用的年号很有意思——“天寿”，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像天一样长寿。然而，转瞬之间他便人头落地。宇文化及不仅“称”帝，而且还署置百官，把小朝廷搞得有板有眼的，好像小孩子做家家。
中国的历史最盛产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外强中干，拉大旗作虎皮。正如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中描写的：“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相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宇文化及的同伴，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
独裁者永远离不开花架子。
八十七
王世充被李世民包围。唐军将领王怀文引槊刺之，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大臣郑廷于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之躯，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郑廷仍然私自削发被僧服。世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廷于市。
王世充不愧为乱世豪杰，有一套制造神话的叙事策略。郑廷借水行舟，你愚弄我，我也愚弄你。王世充知道郑廷的用意，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杀掉了。两人的一段对话颇似禅宗公案，充满机锋，针尖对麦芒，玩的是高级的智力游戏。连佛祖也成为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可见中国人是不怕地狱轮回的。
郑廷的命运类似于杨修，郑廷之死是必然的。当叙事仅仅停滞在叙事的阶段时，它还能拥有几分“真实性”，而一旦进人操作层面，它的虚伪与荒谬则暴露无遗。郑廷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必死，而此前此后的大多中国人，都死得稀里糊涂。
八十八
玄武门事变，李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惊慌地询问身边的大臣。裴寂等曰：“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凡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我想，假如是建成、元吉杀了世民，李渊身边的大臣也会说“太子功盖宇宙”，李渊也会说“善！此吾之夙心也。”然后召建成来，同样感叹“投杼之惑”。无论哪方获胜，李渊都将成为胜者的囚徒，看胜者的眼色行事，乖乖交出皇帝的宝座。箭在弦上，哪能不发呢？李世民既然杀建成、元吉，第一步肯定是派猛将入宫威吓老父退位。至于后来的吮乳、号拗，当作卡通片看看就行了。
八十九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是统治者们的两面。例外的如雍正皇帝，最近出版的一本他的“上谕”影印本里，看到他那比贩夫走卒还要粗野的批语，他是口诵桀、纣之言且身为桀、纣之行，反倒显得有几分率真。
山东泰安市市长的胡建学，一面出版《胡建学选集》，一面干尽坏事。陈希同也是这样，在他下台前几天，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还振振有词地大讲党风建设、做人民的公仆等。他们的人格，还赶不上雍正可爱。
这段话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有学问的统治者并不见得比没有学问的统治者更好。知识要么成为娱乐方式，要么成为帮凶工具。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7）
九十
贞观名臣周范忠笃严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终于内省。当时皇上行幸，范与房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我很怀疑周范的临终之语，因为这有背人性。凡是正常的人，临终时考虑的多半是自己的爱人与子女。这是值得尊重的“自私”。没有这种“自私”的人，是人格扭曲的人。当然有少数的伟人和宗教殉道者，死前想的是“理想”和“道”，但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是凡俗的。在苏联的战争片中，战士牺牲前从口袋里掏出的不是入党申请书，而是心爱的女子的照片。这是生活的真实。
“所恨不获再奉圣颜”，要么是编造出来讨皇上欢心，向皇上多要点优恤的；要么说明周范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九十一
太宗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
著名汉学家布迪与莫里斯两人在他们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指出：“中华帝国正式的法律总是以垂直方式发生作用——由国家指向个人，而不是以水平方式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法律条文写在本本上，是僵死的无力的；皇帝却坐在宝座上，是神圣的有力的。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才是真正的“活的法律”。于是，百姓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多有几个唐太宗。唐太宗的“神话”化，说明了他们愿望的破灭。
九十二
著作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近世的大官们却连唐太宗的明智都不具有。他们热衷于印行自己的文集，连那些“今天天气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讲话稿也次第收入，栉比鳞次，蔚为壮观。殊不知，这些“文集”很快被当作废纸运回造纸厂里。这分明是自取其辱的举动。这也是“高贵者”才拥有的愚昧。
九十三
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最开明的贞观朝，也强调不可逾越的出身、等级。诗书确实只是钟鸣鼎食之家才备有，可这样的“良家”所出产的子弟，大都是贾珍贾琏之流。而刑戮之家的后代，则永远背负着“红字”，沉沦在罪恶之中。文革时流行的血统论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自然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相反，“五类分子”的子女全都是混蛋。遇罗克为破除这一“真理”，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所谓“文明古国”，从另一角度看，亦是“野蛮古国”。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印度，至今还盛行种姓制度。
九十四
太宗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四十，然后依法”。
保护人的身体，说明文明的进化。先有对肉体的尊重，才有对灵魂的尊重。
九十五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高识传》。我想，这本书也许能治治当代人的迷狂。傅奕精究术数，最终发现术数全是一派胡言。他破除了好些西域僧、婆罗门僧的骗术。大概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吧。
令人好笑的是，八十年代写《新星》、鼓吹改革的柯云路，九十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为“特异功能”的痴迷者。更令人可悲的是，“水变油”、“气功救国”一类的骗术，居然骗倒了不少领导人和科学家。
九十六
大将侯君集马病，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官场纵横捭阖，究其精魂，脱不了一个“谄”字。谄人是一境界，如宋代寇准为相，饮宴时长须上沾了汤水，在一旁的丁谓立刻趋近为其擦去，“溜须”遂成一典故。谄人之犬马又是一境界，如赵元楷之流。但赵的谄术不太高明，给御史看出来，给参了一本、降了一级，偷鸡不成反折一把米。“无形之谄”方是最高境界。睁大眼睛多看看我们的身边，从蛛丝马迹着手，还是能看出一二来。苍蝇蚊子不绝，善谄之人也不绝。
九十七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愈公。”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不久，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世民是最英明的皇帝，但在李世民手下办事，脑袋搬家的可能依然很大。看前面半个片断，让人如坐春风，鱼水情，暖人心。看后面一段的对话，则如处喜玛拉雅山顶，心冷如冰。李世勣亦是高人，受诏之后“不至家还去”，得保全首级；
李世民所谓“为社稷，非为卿也”，说的是大实话。社稷是他一个人的社稷，是他和他的儿子的社稷，与苍生无关。李世勣啮指出血，出的是真血，非出血不足以体现他的“忠心”，非“忠心”无以保命。
我又想到刘备白帝托孤的一幕，史家写得多么感人呵——刘备说，汝可取阿斗而代之。而诸葛亮说，即便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新君。这一幕动人的场景后面凶险绝不亚于鸿门宴。我猜测，帷幕后一定埋伏着甲士，若诸葛亮神色稍有差异，刘备必定呼出将其杀死。
史书前后往往自相矛盾。矛盾处，真理浮现出来。
九十八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忍”字是有参差之势的：在庞大的封建家庭里，是青年人忍老年人，忍受老年人的苛责、压迫和束缚。在巴金的《家》中，我看到了年轻的觉慧怎样“忍”——以至失去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爱情、自己的生命。“忍”是一个可怕的字，它要求人们为了“和谐”的目的泯灭自我。它使整个民族的少年都早早地“老成”了。它是青春的死敌。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进步便是大家庭的解体。青年一代再也无须“忍”字当头了。可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又有最新研究成果：还是宗族、祠堂好，它们既保存了亲情又维护了稳定。
九十九
渭南尉刘延 ，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得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李勣即李世勣，避太宗名改为李勣。他是个老滑头。武则天谋求为后，高宗召群臣议，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强烈反对，均遭贬斥，最后被安上谋反的罪名杀掉。独有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想咋办就咋办，何必问臣下呢。因此得以平安过关，还受到武后的恩宠。
这里，他对刘延 的教导当属经验之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个扼杀天才、追求平庸的国家。尤其是天才与年轻的结合，往往被视为不祥之兆，早晚杀身之祸会上门。而昏庸的老人们安然地主宰着日晷，让日晷永远停留在黄昏的时刻，拒绝黎明的到来。
一百
卢承庆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晋魏的品评，倒是风雅。但我认为，这种品评只适合于文学人物。若在考查政绩上，也使用这样的标准，未免张冠李戴。我假设那位被考的官员是个弱智儿，他的表现自然是无言语也无喜怒哀乐，那么仅凭这点就能获得上官的敬重吗？那么，上官显得更加弱智了。
道德、度量的高低靠装傻的能力的强弱来判断，简直像电影公司招老演员。我不认为被卢承庆连升两级的官员会是个“能吏”。
一百零一
刘晓上书论选，以为：“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放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刘晓对文章取士的批判大抵是正确的。把政事处理得一团糟糕者，大多都是文章写得好的才子。福柯在分析教育制度时指出，“每一个教育体系都是一种用它们带来知识和权力控制或改变话语规则的政治手段。”
但刘晓也有两个误区。一是泛道德化。其实道德比文章更靠不住。东汉靠道德取士，有的人为获得“孝”的美名，躲在放有父母棺材的地下室里，自称与一切欲念断绝，一心尽孝道，地方官十分感动，举为孝廉，推荐做官。后来才发现，他在守孝期间还是生了一大堆儿女。可见本能压倒道德。伪道德比空洞无物的文章更让人讨厌。
其二，刘晓批评人们“好名”。然而谁不好名呢？我以为这是人的天性，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名声，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人人都不好名，人们所做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刘晓自己又何必上书呢？
一百零二
武则天广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来俊臣、周兴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
一个靠告密者维持政权的时代，必然是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同情、怜悯、关怀、温情、信任全都湮没了，只剩下恐惧、怀疑、阴郁、冷漠、紧张充满人的神经。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斯大林时代，告密者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于是，那些想表达的知识分子、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没法在这样的空气之中生存。
鼓励告密等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再想将魔王收回来已不可能了。鲜血会淹没刽子手本人——周兴、来俊臣辈最后还是被武则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又想起苏联历史上的若干特务头子，除了捷尔任斯基以外，几乎没有能得善终的，而且死得一点也不比被他们杀害的人舒服。
一百零三
武后当权时期，酷吏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瓮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