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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曾经摘译过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的一面，而忽略了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出“活的中国”来。鲁迅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有一股温热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惘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引用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鱼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触角，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邻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象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事。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和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齐克果在日记中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哭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割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了。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当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和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静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嵇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美学大师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的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谧。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谧。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
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事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惊肉跳，可没有人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涌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瘾。”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拥有美国国籍，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
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2）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象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刘震云如是说。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今天，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利用它们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人们笑里藏刀，说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的是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该书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有时，这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
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他们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特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讷，内心淳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和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白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象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诃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心惊，而腼腆的姿态却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的粗鄙、丑陋、猥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恋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自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衢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憾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戛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予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天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人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行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行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淬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