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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凶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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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
和阎纲的通信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
致
敬意！
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是一部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亚萍关系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敏感，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激发读者投身其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插而不自贱。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易使人动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