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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五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内上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奶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
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小角色。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
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贴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男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
路遥：艺术作品高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演化，结合《人生０》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皙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
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路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变化比较剧烈，我不想匆匆忙忙去表现这个变化。
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作家说来尤其如此。这个改革才开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暂时还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一个作家与出一篇引起人们注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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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衩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相距遥远而又在各个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但我认为，人类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正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但愿我的这本书能作为“桥”上的一颗小小的石子。
作为一个与本书主人公有类似经历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感受过的。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然，这种争议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发生的。我无法想象你们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什么看法。
这部书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那时，中国一个恶梦般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生活还处于酝和探索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悲剧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这个时期的产儿——他们的悲剧当然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但这同时也是青春的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的宽容态度。
这部小说发表并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我曾收到几千封中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本人评价书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实际上，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实地描写生活，但是非最好还是让人们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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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Ｈ·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附：《人生》俄译本后记〔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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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选》自序
承蒙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关系，我将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吕挑拣出一部分，编成了这本选集。通过这本书，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十来年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弯弯曲曲的爬蜒痕迹。这些作品都没什么改动，保持着初发表时的面目。之所以这样，并非这些作品没有可修改之处，而是我常常没有能力这样做。我感到，如果在总体上不能复原当初创作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即使后来想弥补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入等于疤上补疤，因此也就放弃了这种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举动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中央委员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的江河。这时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着澎湃的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国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