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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眯匏恕！薄 �
涨价涨得这么快！这次他是真正地激起公愤了。哥们儿里有一个特鲁的，一把就把他提了起来，说：“找死说话，别他妈笑得跟个娘们儿似的！”大家哄然一声说打，有一位把汽枪拿出来了：“鸦，说吧，先灭丫哪个灯泡？”我也急了，说：“我操，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么大的事一时哪决定得了？咱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明儿再下手吧。那谁，先把丫放下来。”小胡子双脚落了地，浑身都发抖。我问：“再问一遍，全修好到底多少钱？”
“九百。”他把头扬起来，完全士可杀不可辱。我太想当场成全他了，可我也真让他给惊呆了。要知道他是墨西哥人哪！就是一天到晚，苍蝇似地聚在边界上，为了进美国什么都干的老墨。他居然表现出这样的气概！我牢牢地盯着他，足有三分钟没说话，最后我挥挥手：“好吧，一天之内不能有两个英雄倒霉，车，我不要了！”
显然我这话也把他震了。他一愣，不甘示弱地说：“好吧，今天你倒霉，明天轮到我——我开个拖车，帮你把它扔了。”
我一言不发，转过身，走了。众哥们儿送葬似地跟着我，他们长久地沉默。“喂，我说，”最后我走累了，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哥们儿那两句话真够掷地有声的啊。”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
“阿Ｑ。”一个哥们儿说。
“啊？”我跳起来，可马上又坐了下去——我发现所有的人都阴沉地看着我。
晚饭是照例的宴会时间，各哥们儿又带着饥饿的表情来了。他们习惯性地打开冰箱，发现既没鱼也没蟹。他们拿冰箱撒气，把门摔得砰砰响。“轻点行吗？我写作业呢。”我刚说了一句话，马上遭到七嘴八舌的攻击。“螃蟹都抓不成了，还写什么作业？”“不行，我得有鱼——吃惯了。”“这样可不行，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打牌吧。”我想了一个办法。这办法倒也没人反对——没鱼没蟹，那也只好吃猪了。打牌也上瘾，连打两夜。第三个晚上我宣布：“车已经修好了，明天就可以去打野鸡了。”众哥们儿喜出望外，问：“这么说你还是交了九百块钱了？”我解释说修车一分没花，小胡子已经修好了，明天就会送来的。可在座的没有人肯相信。
“这不可能。”直到第二天，他们坐进车里还是不信。那时我也只好把致小胡子的信拿给他们看了。
信是这样的：
修车铺主小胡子钧鉴：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话叫“人不自觉，鬼都害怕”。看看你干了什么吧：你把我的车偷走了！今天你还竟敢在大街上开来开去，你以为我不会使照相机吗？你以为相片上不能有日期吗？你以为我没有车契，而爱吃玉米饼子的中国人就不会上法庭做证吗？
你可以这样以为，但是你必须在明天上午十时前把车送还给我。
此致上当的敬礼
也让人蒙过一回的鸦
第二部分养鸡记
小时候我喜欢跟人家比扔石头，看谁扔得远。我觉得三妞和其他人都不足为患，只有麻敲子是劲敌。他长得像鬼子小队长，石头老是扔得比我远那么一点。我很生气，可没办法，因为他是我养鸡的同伙。
我养鸡的对手是高老太太，我发誓要比她养得更出色，连鸡窝都要比她搭得堂皇，所以召集了院里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偷砖，然后翻墙到隔壁院子里去揭石棉瓦。当然，我是不干这些个粗活的。我考虑的是设计问题。考虑得差不多了，材料也偷够了，这才能正式施工。
开工那一天盛况空前，一圈儿小孩儿，个个拿着铁锨提着桶。我一声号令，话音还没落，地下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里头还放了水。三妞光着个脚下坑去踩泥，说不这么干这泥就和不匀。麻敲子看出来她实际有玩水思想，有些眼红。这人野蛮，他不说什么，一把就把三妞推开了。三妞是一个娇小姐，三岁描口红，四岁烫头发，到了六岁，已经搓个纸卷叼起来，学着她爸爸抽烟了。现在竟被这样简单粗暴地一推，真是成何体统？所以她马上就大哭起来了。这样哭太影响士气，可我不是她的家长，不能管教她（其实她家长也不能），所以我便把麻敲子调去砌砖了。
与此同时，高老太太也在搭鸡窝。她可没我这人缘。她是军人出身，曾跟某政要的太太一起当童养媳，从死（四）川逃出来便当了兵。她现在退了休，没什么事可干，遂以院长的身份，对院里各户的家政做些指导。她走到我家，语重心长地对我妈说：“小孩一定要‘捶’，不捶的孩子绝不会有出息。”我妈自然是极希望我出息的，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讲究效率的人。她信以为真地说：“那等会儿我就捶几下看看吧。”
妈用拳头捶了我几次，功课仍然三分。于是换用鞋底子和搓板，终于把我捶伤了心，愤然决定再也不出息了。幸好在我们院里，没出息的孩子占绝大多数，可以狼狈为奸，跟高老太太作对。高老太太没有喽罗，只有家将。说来也怪，过去她以打仗为生，据说什么草根啦，树皮啦，凡神农吃过的她都吃过，甚至于神农没吃过的（例如清炖皮鞋帮子）她也吃过。可她却向杨老令公的太太佘太君学习，在吃皮鞋帮子的间隙里生了六个军阀似的儿子和一个花瓣儿似的女儿。军阀一律秃瓢儿，把自行车的座子亮晃晃地拔起来，来去如风，不知谋干什么大事。花瓣儿则扎一缕红头绳，端一碗瓜子，在小凳上坐着，成年累月地破坏环境卫生。当然，盖鸡窝这种事指望不上儿子们，高老太太遂启用了花瓣儿。
可花瓣儿哪是和泥的人？她兢兢业业地挖了半天，只挖了盘子大一个小坑。她往里头放了点水，用一根火筷子小心翼翼地搅来搅去，我问她是不是在淹蚂蚁。她瞪我一下，说：“德性！”我很好奇，问：“为什么你老叫我‘德性’，难道我没别的名字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把她难倒了，她眨了半天眼睛，我见她又要张口，便抢着说：“德性。”她见我替她说了，很是愕然，眼睛瞪着，说不出话。我也学着她一瞪，也不说话。两人正在瞪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人过来，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个暴栗子。原来是高老太太，横眉立目地说：“大家都赶火（干活），揍（就）你闲着！”
这老梆子！我气得要死，跑开时我想：死川话死川话，丫可真够吕洞宾的。
鸡窝落成了。它是由房子跟笼子两部分组成的，总体设计思想接近动物园的鸟山。外边用铁丝编成网，围出很大的活动空间。里面有一座房子。这房子的墙上边红，下边青，顶的颜色是绿和黄，总之就是故宫那种富丽堂皇的颜色。我走进去看一看，这个漂亮！再放一把龙椅，从这里统治全国老百姓绝对不成问题。第一层的地板是用向日葵的杆儿造的，这是根据老家厕所里茅坑的原理，杆与杆之间有一两寸的距离，如果鸡拉屎，就会漏到下面的大坑里去。大坑里本来应当养猪，现在没有，所以我在旁边设计了一个出粪口，将来就从那里掏粪，掏出之后可以直接用于旁边的美人蕉花圃。第二层我设计了一排窑洞，类似西藏布达拉宫墙上那些小炮眼儿。我在每个洞里都放了柔软的金黄色的稻草，大致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宿舍。已婚的每对分配一间，在里头做该做的事。当然，惟一不同的是将来我会把它们的后代煎了吃掉。房顶我是采用西式的，角度比较斜。我看过一些北欧童话，注意到为了防雪，屋顶非得这样设计不可。
这个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于一身的工程吸引了许多大人的注意。他们围过来，啧啧称赞。等到他们知道设计师是八岁的我时，都惊奇了：“呀，这孩子，聪明！”我根本就懒得理他们，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人们便一迭声地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只有高老太太不屑地撇了撇嘴，不用说，她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根据麻敲子报告，高老太太曾在傍晚的时候，以散步为名考察了一次我的鸡窝。对此我马上提高了警惕。果然，第二天工地就派了一个人来。他把我们叫到一起，问：“搭鸡窝的砖是哪来的？”大家对看一眼，指着三妞异口同声地说：“你问她吧。”三妞尖声大哭，在地下打滚，那人吓了一跳，急忙走开了。大家都说我这个计策使得妙。
但是高老太太也不是吃素的，她站在院子里，用死川话大声说：“我在老家养了四十多只鸡，妹（每）天都放出去吃虫子！”院子许多人都倾倒了，承认她是喂鸡圣手，毕恭毕敬地请教她。我却从不服她：死川是她的，北京可是我的。我的人每天上学都抓一些吊死鬼回来。吊死鬼也叫槐蚕，喜欢用丝把自己吊起来乘凉。小的时候它把纤巧的身子弯起来，甚是凄凉可爱。大了以后它越来越难看，最后终于蜕变成“金刚”，丑到可憎的地步。但是对鸡来说它的味道正相当于五香花生米，所以抓吊死鬼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最高潮的时候，本来见了虫子就会尖叫的三妞，为了一只肥大的吊死鬼，竟跟麻敲子互相唾起吐沫来了。
鸡吃了大量的吊死鬼，羽毛中透出隐约的绿色，表情阴阳怪气，仿佛随时都会上吊。我打一个寒战，脑子里突然冒出“将来是要死的……”觉得不大稳便，于是派人去侦察一下高老太太。那时她的鸡窝刚搭成，泥做的墙，顶上用碎油毡盖着，很像小人书上日本鬼子的破炮楼。侦察的人说，高老太太派了花瓣儿去喂鸡。花瓣儿亲切温柔地叫：“咕咕咕，咕咕咕……”一面把一种玉米粒儿大小的神秘东西撒进鸡窝。鸡一拥而上，吃得兴会淋漓，有一只黄色的鸡为了抢食，把另一只的冠子啄出血来了。
傍晚，我和麻敲子趴在房顶上，从高老太太家的天窗里往下偷看，只见高老太太正在洗脚。她的脚很小，五个脚趾头并在一起，尖尖的显得很可笑。不知那脚为什么那么宝贵，她不厌其烦地洗了又洗。最后洗完了，她却不去做鸡食，反而不慌不忙地剪起指甲来了。这么懒的老太太实在是少见，我和麻敲子都生气了。于是轻敲一下天窗，说，“咕咕……”可是她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我们再叫，她仍然没有注意。叫到第三声，她抬起头，喊：“来呀，给我用这盆水浇一浇房顶的小崽儿！”我们还没醒过神，高老太太家那六个秃瓢中的一个已经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就听“哗”地一声，我和麻敲子都被浇了满身洗脚水，差点儿从房顶上滚下来。
最后三妞出动了。她用一包五香瓜子从花瓣儿的口中套出了真相：高老太太的秘密武器是白菜帮子。她把菜帮子剁碎，掺上棒子面再喂。我们这才明白什么老家啦，虫子啦，都是兵不厌诈。好的食谱，应当在五香花生米之外再加上正餐才对。
比方乡下人吧，一天到晚的高粱面大窝头吃着，可是他们仍然体格健壮，孩子也很多。当然，为了赌这一口气，菜帮子我们是不会用的。我们争到怒气冲冲，最后三妞说：“她妈妈说过，西红柿有“卫生素”，吃了之后脸蛋红。”她理直气壮地说：“既然这些鸡的脸绿，用西红柿当然是最好的了。”
我们拿着网兜儿到菜市场去，在菜篮子和老太婆的腿之间钻来钻去，为了抢一两个烂西红柿和街上的野孩子打架，然后抹着血，把西红柿扔给鸡吃。我们对鸡们的聪明感到由衷的惊讶，它们吃了一两个西红柿之后，就懂得啄一个小洞，伸嘴进去吸汁。当然，也别忘了高老太太。我们把西红柿拿到她的鸡笼外头，那些鸡把嘴伸出来，争先恐后地啄。可是西红柿是圆的，一啄就滚开，反而够不着了。那情形很像结婚时，新郎和新娘争吃用线吊起来的苹果。尽管做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吃不着。鸡生气了，使劲撞笼子，最后高老太太赶到了，她用笤帚疙瘩把我们打得抱头鼠窜。我们逃得远远地，学着花瓣儿，齐声对她喊：“咕咕，咕咕咕。”心里充满了恶毒的愉快。
第二天，大家余兴未尽，见了花瓣儿，又操练“咕咕”。她涨红了脸逃回家去。但是第二天，她又不怕了。大家叫“咕咕”，她便得意洋洋地说：“叫吧——叫我姑姑还不好吗？”大家想不到她竟然这样阿Ｑ，都愣住了。她又说：“我妈说了，我们家的鸡就要下蛋了！”
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我们紧急察看高老太太的鸡群。里面果然有一只浅黄色的，它脚上有毛，腹部很大，走路沉甸甸，显然是怀上了。相比之下，我们的鸡个个身轻体健，像广告上那些细腰蜂似的美人。高老太太满面春风，逢人便打招呼，我们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麻敲子说为了让鸡生蛋，可以喂鸡蛋壳。三妞马上回家，拿了两个鸡蛋来——到了这个关头，作弊也顾不得了。我们把鸡蛋喂给鸡吃，盼望它们再生出来。谁知它们吃了并不就生，反而摆起架子来。第二天喂它们米，它们只不屑地啄两下子，便把头抬起来，用期待的眼神盯住我们，好像该生蛋的不是它们，反倒是我们似的。
到了第三天，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中午时分，高老太太的鸡窝突然传出“咯哒，咯哒”的叫声。那只黄色的鸡终于生了本院的第一只鸡蛋。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幻想破灭的悲惨时刻。但对本院来说，这是可以跟“最新指示”和“×××又被打倒”并列的大新闻。高老太太喜笑颜开，院子里的人争先恐后地向她贺喜，好像那只鸡生的不是鸡蛋，而是她的孙子。花瓣儿满脸飞红，站在吃瓜子的小凳上，不计前嫌地把那只挂着血丝的鸡蛋举给大家看。三妞不屑地哼了一声，麻敲子推了花瓣儿一下，花瓣儿手一抖，鸡蛋掉在地下，蛋黄流了一地。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忿忿地说。
“你说什么？”高老太太问。
“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大逆不道地重复，“不就是下了一个蛋吗！”
高老太太向前走了两步，可能想捶我。但是她没有捶到，她犯了高血压，摇晃一下，便倒下去了。那一次她病了很久。我妈提着水果，带我去看她。她被一大堆枕头和被子埋着，把苍白的脸十分费力地露出来，用蚊子的嗓音说话。
后来我就回老家去了。老家给我的印象不好，浇菜必须用桶在井里打水。桶老漂在水上，怎么也不能使它翻转过来扣进水里。第一次我费了大概一个下午，没能把水打上来。太阳下山的时候，完全出于运气，来了一个跟水桶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她擦了一把鼻涕，揪住井绳一抖，水就流到桶里去了。我一担又一担地挑水，学会了像女人一样扭腰，使水溅不出来。最后菜终于长大，却让我大伯挑到集上卖了。有一年，我实在气不过，便勾结了隔壁的石头去偷大伯的鸡。我按石头的主意，把那只鸡按住，试着把头塞到翅膀下面去。它厉声尖叫，我生了气，便把它的脖子拧断了。鸡煮好了，石头赞扬我的果决，我则埋头对付炖得喷香的鸡肉，用两声含糊不清的唔唔代替了回答。
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许多年以后了。我到原先住的地方去看麻敲子。他当了下水道工人，请我喝二锅头。我提起当年捡吊死鬼和抢西红柿的事，他停住夹着猪头肉的筷子，说：“咳，你还不知道——高老太太死了。”“死了？”我放下酒杯，茫然地问。然后大家就沉默了。
“那——花瓣和三妞呢？”不知过了多久，我打破了沉默。
“——三妞下乡了，花瓣儿参加了流氓团伙，被警察抓走便没有消息了。”
然后又是沉默，大家都觉得有些不自在。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去，景色变得太多了。当年金碧辉煌的鸡窝，现在已经变成了瓦砾场，那些鸡早就不知去向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感触。高老太太已经死了，当年的朋友和对手也大都不在了。只有当年的战场依然存在，在夕阳中无言地沉默着。
“比比谁能扔得远吧。”我突然想起这个主意，便从废墟上捡起一块瓦片。
我们把瓦片扔出去。它们像鸽子那样高高地飞起来，发着飕飕的声音，越飞越小，然后便溶入了天边金红色的余辉之中，消失不见了。
第二部分鹦哥记
老叙刚进厂就赶上了清仓。库房天翻地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