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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对中国的崇拜没能持久。导致这一形象失去其光泽的因素非常多。在这整整一百年间，一直回响着持不同见解的少数人的声音，这种声音随着对中国热情的下12描写“伟大的改革家孔子和伟大的改革家笨拙先生”间的一场对话的两幅插图。在一开始两人互致冗长的礼仪，但结束时却不那么友好。选自1860年12月29日的《笨拙》杂志。
承蒙《笨拙》杂志社主人惠允使用。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九）
降自然而然地变得越来越响亮。此类人中包括费奈隆，他在杜撰的孔子和苏格拉底间的对话中对中国文明的成就表示轻蔑，并表明中国圣人惨败于那位希腊人之手。孟德斯鸠也是其中之一，他对中国皇帝专制制度的仁慈提出了疑问。再后是卢梭，他指出，“学问是获取高职的通行证”的制度空泛无用，因为事实证明它不能“保护国家，使之免遭不学无术的、粗鲁的蛮族人的征服”。这类人中还有属于敌对教派的传教士，比如利帕修士，他对康熙的贬低之词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了。我们也不能期望19世纪到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会持有与耶稣会士先驱相同的观点。德庇时爵士直言不讳地指出：“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翻译的中国经典和哲学著作就足以证明，这些东西不具有多少真正价值”，同时他还引用马尔萨斯认为中国文学幼稚简单的说法，认为“事实上它是它所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和知识总的环境的产物”。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指斥这些经籍，但对此采取了一种新的科学态度。因而马克斯•；米勒在其1879年出版的重要图书《东方圣书》丛书中这样抱怨：
那些先驱开创了通过东方圣书莽莽丛林的第一条道路，但其过分的热情造成了真正的危害，至今仍遗患无穷。他们提出了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提出了如下文将要看到的同样没有根据的担心。……现在是到了以一种不同的、不那么狂热、更有鉴别力、实际上更具有学术气质的精神来研究人类的古代宗教的时候了！
在其他地方他还写道：
无疑，这些古籍中有着许多因其简约的真理而耀眼夺目的地方，有许多高尚和让人情绪高昂的地方，有许多美妙超群的地方；但对东方诗歌的原始智慧和辉煌仅有着模糊不清看法的人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失望至极。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东方圣书的主要兴趣，在许多情况下是唯一的兴趣，在于历史方面。如果说不是令人生厌，那么它们也大都非常幼稚、单调乏味，除历史学家外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们教授给人们的重要教训。
与此同时，欧洲在儒教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那些生活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进步，致使儒教看上去不像17世纪刚刚由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大陆传入欧洲时显得那么引入注目。一百多年前传教士理雅各就表明这一工作已经有了进步，他这样写道：“孟子教导人们，当大众备受生活艰辛之苦时，对他们施以教育不会有多大成效。他这样说表明他对人性十分了解。教育学家们现在看来普遍认可了这一点，但我以为欧洲仅仅在最近一百年内才明确认识到两千多年前孟子在中国就已认识到的这种重要性。”
儒家的教导在现代还有其他敌人。其中之一是一种天真的要求，即哲学应具有实际价值，或者应当传授对读者自己所处时代行之有效的教训。就连在倾心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中也存在着一个趋势，认为中国哲学对现代思想未作出任何贡献，因而没有意义，尽管儒家学说的真正意义及研究这一学说的价值当然在于了解它作为一个帝国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起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敌人是，那些试图研究中国早期思想的西方哲学家可能会全然否认它是一门哲学，因为它没有使用西方哲学常见的辩论方法。但如果他满怀失望地掉转头而去，他可能就会被指责为带有视西方范畴为普遍准则的地方主义思想。在一位中国人看来，甚至在许多欧洲人眼中，诸如贝克莱对无人在某个园子周围时树是否仍成其为树的担忧这类纯西方的问题，看上去是如此荒谬以致于无人视其为哲学问题。
在现代，虽然儒家学说对那些视其为异国情调的思想体系的西方人仍有一定吸引力，但在中国它却遭到轻率的对待，被与过多负面的东西联系起来，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复兴。在帝制时代垂死之际，它与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共和国早期动荡、混乱的岁月里，某些最臭名昭著的军阀作出一副至为虔诚的儒教徒的姿态。中日战争期间，可憎的入侵者也试图通过支持恢复对中国人最尊敬的圣人的崇拜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统治。1949年，就在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除了纪念他的国家节日外，没有任何东西让人想起该年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年；而在英国，则举行了一次第三纲领论坛表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连全国性节日也取消了。
尽管如此，低估人们在18世纪得出的有关中国形象影响的论点是一个重大错误，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儒教国家，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拥有别国无法匹敌的优越性，这一印象在后来继续发挥作用，人们赞同这一观点，一直到耶稣会受到压制和法国大革命，这一印象才完全消退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对中国的崇拜仅仅是时尚的畸型产物，从而把它们抛开。他们忘记了，在18世纪的某一时刻，有关中国的适用的资料据估计比欧洲某些地区相关资料还要多；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却坚持认为有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观念对欧洲产生了强大影响。比如，麦考莱就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某些过错是由有关中国这一儒教国家受到的扭曲的观念造成的。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十）
虽然在步入19世纪前叶和在19世纪期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一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作家表明自己仍然对中国充满了兴趣，这种兴趣可归因于其亲中国的前辈过分热情的影响。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虽然他们在中国有着恼人的和令人失望的经历，虽然他们未能实现其建立起与中国人的正常商业联系的目的，在其记述中却反映了旧有的对中国的制度之优越的赞叹称奇。我在前文已经引用过乔治•；斯汤顿爵士的热情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许多例子来，但这里仅举出一个就够了。令现代人一想起兴建它时的强迫劳动就会使人感到恐惧的长城却令斯汤顿大受感动，以致他写道：“对这一屏障所作的综合考虑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和无所不包的观点，它能承担如此庞大的一项工程，表明了社会的先进，它可以提供资源，并指导这样一种工程的进展；表明了人们的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这一工程才能得以完成。”
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发现18世纪有关中国的种种特征往往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场所。黑格尔对中国的“唯才是举”（carrier ouverte aux talents）印象很深。他写道：“人人平等，只有那些有才者才能分担行政职务。因而官职由拥有最高学识、受过最高教育的人拥有。这样一来中国的国家往往是按照一种理想建立的，即使对我们而言也可以充当一个榜样。”只有“即使”一词才显示出一种新的西方优越感的迹象。如下文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沃尔特•；亨利•；梅德赫斯特（汉名麦都思）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传教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1835年抵达上海，1843年在此定居，在那里设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1851年回国，不久去世。他通汉文，所著甚多，有《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汉英字典》、《英汉字典》等。是一位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持极不欣赏态度的传教士，但他对中国通往仕途之路的方法却持类似赞赏的态度，认为“财富、庇护、友情或青睐在获得擢升时均不起作用；而才干、优点、智能和锲而不舍，即使是最贫穷和最卑贱的人，如果拥有这些美德，也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得到适宜的报偿”，但这与麦都思本人在述及这一制度的最终结果——官僚主义时所作的更典型的评论形成了奇怪的冲突：“他们不知情调雅致和坚持原则为何物，政府中最高级官员通过诡计和欺诈取得其显要职位。”麦都思还是一大批颂扬中国的科举制并倡导把它引入欧洲的人之一。早在16世纪，伽斯帕•；达•；克鲁斯就第一个间接提到中国的这一制度，罗伯特•；伯顿则首先提供证据，表明这一消息给知识界留下了印象。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尤其对教育感兴趣，魁奈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和领袖，提出了“纯产品”学说，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物质财富。代表作为《租地农场主》、《经济表》等。对中国事务感兴趣，著有《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则对他听到的中国的教育情况非常着迷，提倡在欧洲使用类似的制度。后来的许多作家持有下述看法，即法国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发端于中国。在英国，早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沃波尔政府受到使用自中国进口的弹药的攻击时，也有人鼓吹中国的这一制度。19世纪30和40年代英国有人撰写著作公开倡导采用文官考试制度，此后出现的是在议会辩论和19世纪中叶的期刊文学中一再提到的中国对支持引进文官考试制度和反对引入这一制度的人的影响。虽然考试的文学和非职业性质方面引人注目之处显然反映了对教育的普遍态度而不是直接影响，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同时代人对这一儒教乌托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对19世纪中叶我们自身文官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产生了某些影响。
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类似赞扬在年代更靠后的作品中仍然可以见到。洛斯•；迪金逊承袭了这一传统，尽管他的描述可能既来自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理想化的描述，也来自柏拉图卫护者的某些知识。他以一位想象中的中国人的名字写道：“在中国，成百上千年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单独区分出来以从事文学艺术的阶层，他们注定要发挥政府的功用。这些人并没有构成一个严格世袭的等级，它向所有拥有必要的才干和趣味的人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加入，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早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十一）
特别引人注意的不仅有科举制，而且有对学问整体的极大尊重，这依然吸引欧洲的想象力，而且往往以极为夸张的方式表露出来。就连麦都思在述及“四书”“五经”时也写道：“倘若每一册经籍在今天都毁灭了，那么明天有一百万人能把它们全部复原。”
唯才是举和缺乏世袭特权这一感觉使中国人具有某些比欧洲现知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平等，这种观点继续出现在欧洲作家的作品中。“在东方，人与人之间享有某种在美洲和欧洲见不到的平等。地位和财富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有着纯粹偶然的优越性，它们并不构成社会活动性的障碍”。索默塞特•；毛姆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因洞察而怀疑人类的善良与智力，作品基调愤世嫉俗，著有长篇小说《人间的枷锁》、《大吃大喝》等，其短篇小说尤其出色。这样写道。洛斯•；迪金逊借约翰•；查纳曼之口提出了更为过分的说法：“我们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达到了你们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想模仿更为困难。你们通过越来越繁复的机制徒劳无益地力图实现的东西，在我们那里仅仅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在更靠近现代的时期，赫勒•；格莱斯纳•；克里尔（汉名顾立雅）教授顾立雅（1905—1996），美国汉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曾来华进修，回国后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兼主任。著有《中国的诞生》、《孔子：其人与神话》及《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等。发现把孔子与民主制联系起来很有意义，方法是通过询问下述之类的问题：“在教育和相似之物都理想的条件下，孔子是否相信人民大众应当控制政府。”就以这样一种方式，18世纪欧洲人无条件接受的中国社会机会平等的神话，逐渐转变成20世纪以“民主制”一词取代了“平等”一词的形式，这在“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口号的年代更为流行。实际上，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数量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人们热烈争论的问题，同时很显然，要想在科举考试方面获得成功，需要经过多年的皓首穷经的工作，一般说来会把农民拒之门外。同时，村民合力资助当地天才读书的思想，正如费正清教授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传统”，而不是日常现实。
18世纪中国幻象的另一个有所发展、使自己适应现代需要的方面是理性和不可知论，这对欧洲那些反对传统的神学教条的人极具吸引力。在理性和不可知论更受人尊敬的现代，它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有关中国社会的这一观念由于新教传教士的态度而在19世纪继续大行其道，后者把中国不信神视为其邪恶之源。在现代，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自己的辩护士的促进，他们急于回击西方对中国社会中落后、迷信因素的蔑视，表明中国实际上如同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一样经过了理性化过程和摆脱了迷信。现代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梁启超走得更远，他甚至说“中国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宗教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与这种态度相对，某些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其文明的精神价值，以补偿他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在物质方面的优势这一事实。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很有说服力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了这一图景。
最后，整体的、单一的儒教国家这一总的幻象并未完全消褪，简洁明了是它得以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罗伯特•；肯纳韦•；道格拉斯（汉名道格思）爵士道格思爵士（1838…1913），英国领事官，汉学家。1858年来华，1865年返英，曾在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任职。著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学》、《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儒教与道教》等。传教士，后来转入学术领域，他在1879年提到儒家经典时对这一态度作了经典性陈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其内涵完全与民族精神相和谐，人们被教导要把它们尊为最高智慧的倡导者。所有学校都把它们用作课本，它们构成帝国境内所有学者研究的唯一学科。……因为向前追溯二千年儒家九经（指“四书”“五经”）一直是每一代中国人由出生到入土的主要钻研对象。”他把这一情况概括为“往前追溯，40代中国人都完全从属于一个人的权威意见”。把中国人的思想视为一个不复杂的单一东西的同样看法甚至也可见于同时代人的著作，诸如顾立雅的《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他为自己未能多谈古典时期之后（当然，包括佛教徒的所有贡献）中国的思想进行开脱，说“本卷主要关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而先于基督教时代的中国思想看上去主要是土生土长的，而后世的中国思想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很大影响”。这样说好像中国佛教徒的思想不知怎的不是中国思想似的！这相当于一位撰写欧洲哲学史的人因为欧洲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而忽略最近两千年的历史一样！
但在学术界，对中国的更现实主义的观点开始占据上风。儒家经典在中国本身威风扫地，在汉学研究领域也失去了主导地位。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其他教派和学派上。人们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思想史上的紧张关系和互相敌对的力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方言文学和大众文学受到了更多的注意，少数民族和边疆文化也受到了更多的关心。简而言之，现在人们对中国社会中不那么居中心地位、更具有分裂作用的特征予以比过去大得多的关心。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亲华宣传和二战以后反共宣传，因而一般公众中必定仍有许多人相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仍存在着某种儒教乌托邦。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一）
上一章我们讲述了人们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形象。这一社会被看作仰赖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的存在，这位君主通过文官官僚政治能够确保中国所依据的那些圣哲理想永远存续。因而，伴随着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儒教国家之神话而来的，是中国社会没有变化的另一神话。在两个神话中，前者强调中国生活方式有道德上的卓越之处，赋予传教士以成功的希望，从而得到他们长期不懈的培育。但后者对历史学家更有意义，因为它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