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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正等着这句话吧。朱棣地话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来。
“皇上。这些天来我和杨学士经常讨论此事。觉得还有两个疑问……”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脸不明所以地表情。朱棣做了个手势打断夏元吉地话。
“将你们手上役法改革的内容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不知首尾，听你说话象听天书似的……郁尚书，役法改革主要是户部的事，朕担心累着你了，所以预先和夏元吉、杨士奇草草讨论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说多谢皇上体贴，但他现在身体还好，还是能够承担重担的。
朱棣一笑，接着说道：“爱卿老成谋国，又始终廉隅自持，朕已经在贤良祠为你留下了位子。爱卿曾经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爱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过的。可是维喆到底年轻，缺乏经验，还需要爱卿这样的老臣扶上马送一程。所以，朕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家养老，只是让爱卿多受累了。”
郁新满是皱折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连忙谢恩谦逊。
朱棣摆摆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内容，然后对夏元吉说道：“你接着说。”
“臣和杨学士讨论后还有两个疑问。一是人头税主税只收一个铜钱，全国每年加起来总数也只不过五万贯而已。既然数额不多，皇上何不开恩干脆取消这个税种，直接将人头税附税视为主税？”
“第二个疑问是关于浮动田赋的。皇上在这部分内容里写了‘税率累进制’五个字，臣和杨学士讨论了很长时间，没能猜出圣意所指。”
听完夏元吉的话，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这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第二个疑问其实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问过。只是那天朱棣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之后，将这个问题给忘了，解答完杨士奇的疑问，就直接宣布让他们回去——那种情况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问。至于第一个问题，之前夏元吉和杨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计是他们研究讨论之后新发现的疑问。
朱棣解答道：“一个铜钱虽少，但它的含义却不可轻视。凡缴纳了人头税主税的，即是朕的臣民。这个道理就好比藩国向大明进贡物品，其意义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贡品价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计划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主税。大明疆域如此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已经很麻烦了，连语言都没有完全统一，有些地方隔个山头就听不懂山那边的话，这怎么能行？！”
“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ps：昨天大清早上传，是因为“一字并肩王”前面部分的内容引发了读者的反感。为了亡羊补牢，所以就赶紧将第十五章早点发布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政权若是有着足够的竞争压力，那么它所能焕发的活力显然比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会大一些。至于说“一字并肩王”可能获得皇位，这其实只是一个美妙的画饼。
理论上一字并肩王有获得皇位的希望，但是没有财权（一字并肩王一系推举的知县仍然属于朝廷的官员，必须听从朝廷的命令，该县赋税也是交给朝廷而非监察部），没有军权（历史上连监军率领军队造反的事情尚且不曾听说，区区宪兵自然更是不用想的）。而且，皇帝还可以用各种手段耍赖：不承认己方官员犯罪尚且属于比较温和的手段，更无耻的方法便是制造冤案判决一字并肩王一系的知县有罪。在这些前提下，一字并肩王又怎么可能获得皇位呢？
当然，让建文遗孤成为“一字并肩王”肯定会有风险，但我个人认为这种风险可以控制。比如说日本占领朝鲜后仍然保留了朝鲜王室，但由于在汉城布置了足够的军力，朝鲜王室自始至终都没能脱离日本的掌握。将来派遣朱文圭前往北京，往王府里派东厂秘探掌握朱文圭的一举一动，布置绝对忠于皇帝的王府护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让朱文圭去北京，是因为“文明”这个游戏中，首都和陪都附近地区的**程度都会相应降低，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选择：把一字并肩王一系的行政系统设置在北京，把一字并肩王王府留在南京——把这张王牌捏在手里，无论是吕宋还是北京方面似乎都不大可能掀起什么风浪。读者觉得哪种选择更合适？
今天看到读者河禾11的留言，说一开始应该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改革这种事不必着急。
其实我之所以选择朱棣作为主角，是源于玩电脑游戏的习惯：每次玩一个新游戏时，如果有难度选择，我总是会先选择最低难度先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待以最低难度打穿这个游戏后，才会考虑提高游戏难度。
开展殖民——明初的造船技术条件完全能够满足殖民需要，若是穿越到更早的时候，不知道凭之前或之后（很遗憾，但事实却是永乐年间中国的航海水平处于巅峰，之后的造船水平下降得很厉害）的造船术能否完成环球之旅。
进行改革——进行任何改革都会受到阻力，而这些阻力总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想要消除这些阻力无非是两个办法：一是与既得利益者达成妥协（于是改革变成了改良）；二是消灭这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极其弱小，无力反抗（可参考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土改政策、90年代的房改、医改、教育改革）。永乐年间，地主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当时全国只有十几万户土地超过700亩的地主，绝大多数土地拥有者都可以算作是自耕农。所以，在这个时期想要进行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不会受到大的阻力。
内部威胁——按照明史的说法，朱棣本身就能够带兵打仗，而且水平不算低。此外，当时的亲王要么就是没有足够的野心，要么就是虽有野心但没有足够的能力。
外部威胁——永乐年间，虽然蒙古仍然不时侵扰，但真的算不上什么威胁。其他方向，通古斯人恭顺得很，倭寇之患尚未形成，西欧连文艺复兴都没开始，俄罗斯才巴掌大一块地方。
各种条件综合起来，在燕王登基后穿越附身然后进行改革以及扩张领土最为容易。在一些朝代末期想进行类似改革，不把官员和大地主杀上三轮，根本就不可能。
第十七章 养廉
“首先，朕觉得本朝官员的俸禄还是稍低了些。以俗称百里候的七品知县来说，每个月俸禄只有七贯五百钱，全年合计九十贯。假设此县令为五口之家，以每人日食一升计，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除粮食之外，还有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即所谓副食约7贯。居屋花费不计，因为县令可住在县衙。然后再计算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疋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疋，共约为钱三贯。这些加起来，合计大约二十五贯。”
“若只图温饱，每年九十石的俸禄倒也绰绰有余。可是知县要管全县的税收、判案以及民夫挖渠修路等事，若是没有吏员、胥役、师爷、长随的帮助，地方政府的运作便无法畅通。其中师爷、长随完全由知县养活，而吏员、胥役也需要不时打赏，再加上当官的还需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这样一算，官员的俸禄其实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
更何况，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足额发放，一部分以布帛等实物代替，另一部分以大明宝钞代替（另一个时空里，整个明朝，大明宝钞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贬值）。这些因素，更是使官员们的收入隐性减少。
朱棣一向认为明朝官员因官俸微薄而贪污受贿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些类似——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朱棣始终想不通，朱元璋既然知道让性功能正常的男人在皇宫服务有可能会给他戴上绿帽子，那么他凭什么认为欲求正常而且又掌握极大权力的官员们会甘于贫困呢？
“不过，朕不会改动太祖所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吏部尚书蹇义皱着眉问道：“皇上难道打算以赏赐的方式增加官员的收入吗？若是日常随意打赏，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很难同沐圣恩，这样便与皇上的初衷相悖了。况且，身在帝阙之侧便容易获得赏赐，容易让人生怨望之心。若是定下制度每年派钦差替天巡视并且打赏地方官，却又会增加额外的费用。”
杨荣悄悄撇撇嘴，然后站出来说道：“皇上，臣认为皇上打赏干练官员很合适。皇上可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必须进京述职由皇上接见后方可转任或升职，然后，皇上便可根据吏部对地方官员或卓异、或中平等不同的考语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样做，还可以更加激励官员们的进取之心。”
听完这些话，朱棣不由失笑。杨荣原本叫杨子荣，由于性格警敏通达，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受朱棣的喜欢，因此朱棣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杨荣心里的小九九，朱棣也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
明初“三杨”之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但他的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可见，杨荣是颇为贪财的。
对于官员贪财朱棣自然不可能喜欢，但对此他也算不上疾恶如仇，因为，具体情况毕竟要具体分析。以杨荣为例，一方面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低，光靠正儿八经的俸禄过日子确实有点紧。另一方面，杨荣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对国家边防做出的贡献，若是用货币来衡量，绝不是那么区区一点俸禄所能够表达的。
如果朱棣真的以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那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