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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臣也认为此举恐非大明之福。兴小人讦告之风是武周理国之法，然武周却一世而终……”
朱棣不以为然。“无武则天整顿吏治恐无大唐开元盛世，况且朕也不会象武则天那样任用酷吏。行贿多半是为了谋求不法利益，因此朕可规定：行贿者先行告发必须有明确的证据。所谓的明确证据，无非是不该打赢的官司打赢了，不该升的官升了什么的。”
沉吟片刻，朱棣又补充道：“也有些情况比较麻烦，比如说在两可之间的事情，又比如说索贿。两可之间的事，例如说争坟地、争水源这类事多半由地方官一言而决，和索贿一样，事后并不容易找出明确的证据。这样吧……没有明确证据而告发官员者，该案并不立案，行贿财物并不返还，但将来事发后该首告者可以免罪。受贿官员若无明确证据先行告发，其中一半贿款仍然成为合法收入，但不追究行贿者责任。”
“杨士奇，你按朕的这个思路发一道明旨，另外强调一点，凡因行贿受贿以及贪污而被审查者，若供认不讳，则罪减一等。另外再发一道大赦天下的旨意：从即日起到永乐元年，除十恶不赦之罪，其余罪行均减一等。就这个意思，文字你自己斟酌。”
第十八章 反贪（下）
黄俨将杨士奇引到一旁，铺好纸便橐橐磨墨。待朱棣说完，杨士奇重复背诵了一遍，见朱棣并无异议，略一属思，便即动笔。
其他人默默咀嚼皇上的话。若是不该打赢的官司打赢了，不该升的官升了，傻子也知道其中有猫腻。没有明确证据告发官员不会立案，倒也不至于兴起小人讦告之风。反过来说，受贿官员自首倒是有些便宜，哪怕没有明确证据，但至少可以将贿金的一半转为合法收入。
太祖皇帝血腥恐怖的执政方式才结束不久，大臣们压根没指望明朝会象宋朝那样优待士大夫。然而在传统的观念中，士大夫毕竟与布衣百姓不同，若是没有丝毫优待，那也太伤自尊了——如今看来，当今皇上显然是非常优待士大夫的：贪污受贿若是供认不讳便可罪减一等，这基本上意味着免除了因贪污受贿而被判死刑的可能——若是百般抵赖不肯承认罪行，那便相当于找死。这种故意找死的人，谁会同情？
而且，从即日起至永乐元年期间，除十恶不赦之罪外其余罪行均减一等。这样看来，当今皇上对于吏治的整顿看似严厉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供认不讳者减罪一等，大赦期间又减罪一等，即便因贪污受贿犯下了死罪，减来减去，一下子便可由死罪减至有期徒刑。
真乃仁君啊……
杨士奇“刷刷刷”将圣旨写完后交给朱棣。朱棣看了看，随手将之放在书桌上。
对于大臣们的心思，朱棣毫无所察。他并不是什么刀子嘴豆腐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减少维护法律的成本（注1）；二是认为贪污六十两白银就判死刑确实重了些；三是大赦期过后，供认不讳只能将死刑减为流刑，而将之移民与将之处死两厢一比较，显然将犯罪官员移民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接着说吏治的问题。刚才说了要鼓励行贿受贿者相互告发，这是为了破坏小人之间的勾结基础。但是光这一条恐怕还不够。”
“所以，朕还准备增加一条对侦破贪污受贿、盘剥勒索地方案相关人员的激励制度：凡是因贪污受贿或横征暴敛而被抄没的家产，其中一半作为奖励给予参与此案的相关人员，而另一半则运入赃罚库，作为养廉银定期向京官发放。这样一来，地方官员疯狂敛财然后向京官行贿寻求保护伞的可能性便会大为减少。要知道，办案人员若依法办案则能够合法获得一半的抄没家产，贪官却未必舍得将一半以上的家产用以行贿——即便贪官舍得，可是除了巡按之外还有锦衣卫同样拥有监察之权，若无点石成金之术，贪官们哪有那么多家产用来行贿？同时，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受京中权臣保护的现象也会消失。毕竟贪官的另一半家产将会成为京官的养廉银，若权臣保护地方上的贪官，必然会犯下众怒。”
郁新咳嗽一声说道：“皇上，官员横征暴敛或是受贿所得倒也罢了。官员的贪污所得原本却是国库的财产，若是将抄没所得如此分配，那么国库将会有所损失……”
朱棣沉吟片刻，答道：“贪污所得同样处置！朕只当是专门从国库中拔出那笔钱用来治理官场风气了。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最重要的便是吏治。历朝历代，若是遭遇巨大天灾，只要国家救治得力，挺一挺便过去了；外敌强悍也不可怕，汉朝初期匈奴非常强大，然而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之后，汉武帝却能够将匈奴打得逃离故土；唯有吏治毁败，那便病入膏肓再也无可救药——历史上，何曾有过吏治毁败还能延续很长时间的国家？”
朱棣歇了口气。继续说道：“这项激励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否则可能导致拥有缉捕审判之权地官员为了发财而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平民出身地清官应该不会遭此噩运。但富绅家庭出身地官员以及功勋之后、宗室都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若是抄一人之家。可使众人均富。那么都察院和给事中监督、大理寺复核也未必愿意惹出众怒。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
“这样吧。凡罪名可导致判决抄没家产地案子一律要成立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定为九人。分别由三名功勋子弟、三名秀才再加三名足额缴纳人头税地布衣百姓组成。为避免陪审团成员在审案过程中遭受疑犯家属骚扰威胁以及事后遭人报复。其成员名单必须保密。在审案过程中陪审团成员也不露面。只是在类似科举考试地封闭式小厢房内旁听。审案结束后。由陪审团成员投票表决疑犯是否有罪。主审官若与陪审团意见一致。则由主审官进行判决。若不一致。则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地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
“众卿觉得如何？”
没谈及将陪审团制度引入地方。并不是朱棣忘了。而是他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做。
不将陪审团制度向地方推广地最大障碍是成本过高。陪审团成员地选拔需要一个专门地、独立地机构来办理。若是由知县或者其他官员指定。显然其公正性无法保证——如果无法保证其公正性。陪审团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明初官员极少。县机构只设知县一员。正八品县丞一员。正九品主簿一员。从九品典史一员。若是一县户数不足2200户。则县丞、主簿裁去。由典史执掌丞、簿之职务。如果为了陪审团成员地选拔而额外增设一个独立地机构。显然会导致官僚机构迅速膨胀。退一步说。即便朱棣宁愿扩大官僚机构也要保证陪审团制度地推行。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法解决。
陪审团成员只能是义务劳动或者顶多拿点象征意义的津贴，否则封建社会那少得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承受。那么，谁会愿意成为陪审团成员？
稍微复杂一点的官司当中，证人是很倒霉的。隔三差五地去衙门作证倒也罢了，有些官司数月甚至几年都没办法了结，搅在当中的证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如果有钱有闲，那么成为陪审团成员消遣一下倒是可以。反之，平民百姓们多半会认为充当陪审团成员是件苦不堪言的差役。
由此可见，在国家财政并不富余的前提下，推行陪审团制度反而会演变成扰民之举。初衷再好也没用，还是得结合实际情况。
在朱棣正在遗憾陪审团制度无法推广时，底下的大臣们却连在京城实施陪审团制度也不愿意接受。
郁新、蹇义、夏元吉、杨士奇均面面相觑。朱棣的这个想法太过新奇，虽说他们当中没人是刑部或大理寺官员，但是由于官本位的习惯思维，他们仍然接受不了让布衣百姓参与审案。
看出臣子们不愿附合自己的意见，朱棣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见此刻气氛不妙，杨荣赶紧站了出来。
“皇上此心乃是尧舜之心，亦是社稷之福。”
郁新黑着脸向杨荣质问：“说一千道一万，平民百姓怎么能拥有审案权？而且还是针对官员的审判！长此以往，官员不堪羞辱之苦，何以用命？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
杨荣微笑着反驳：“郁尚书，平民百姓自古以来就是有审判权的。最开始家主可以随意杀害奴婢，后来逐渐发展为家主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方可杀死奴婢，到了元朝，若是杀死奴婢，则需罚争一百零七两……至于本朝，太祖皇帝宅心仁厚，下令不许杀害奴婢。但家主仍然对奴婢拥有一定的审判及处置权。”
“凡属违**法令、地方惯例和族规家法的行为，族长或是家主都可以过问。犯有过失行为的族人或是奴仆必须向族长或家主出具伏罪文约，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再违犯。不仅如此，族长或家主还可以直接亲自惩罚相关人员，或者罚款、或者罚谷，甚至施行体罚，责打板子。诸如私设公堂，捆绑责打，草菅人命的事例其实并不罕见。”
“更何况，太祖皇帝也曾经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由此可见，皇上允许布衣百姓参与审案完全符合太祖皇帝的治国方略。”
蹇义见朱棣露出赞许的神情，急忙站出来说道：“功勋子弟和秀才倒也罢了，若是让顽钝无知的村夫参与审案，岂不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朱棣此时的心情已经好多了，因此和颜悦色地对蹇义说道：“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了。若是案情复杂，常人无法判断，自然应当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的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这样处理，难道有什么不妥当吗？”
一开始大家还琢磨着应该怎样对杨荣进行反驳，可杨荣扯出了太祖那面大旗，结果众人都绝了反驳的心思。蹇义倒是尝试将不识字的平民百姓剔除出去，可皇上说的道理又没办法辩驳。继续反对显然是不知好歹了。
刚才见皇上脸色沉了下来，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现在见皇上又恢复了和蔼的神情，况且这种思路确实不好反驳，这几位都是人精，谁不会就坡儿打滚下台？
郁新、蹇义等人向朱棣一躬说道：“皇上圣明。”
注1：若合谋犯罪都踊跃出卖同伙，必然可以节省大量刑侦费用。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上）
和臣子们在小范围内讨论了役法改革、税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纲之后，朱棣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轻松许多，但事实上却不然。
在朱棣的设想中，那些改革的细则由六部相关官员以及文渊阁学士详细讨论，得出结论后，再将结果报上来。如果细则大致没什么问题朱棣就下旨实施，若是觉得不妥就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让官员们重新讨论。
大约是登基之后表现得太过温和了吧，官员们对朱棣批示的意见并不完全唯命是从，不少经过第二轮讨论的细则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遇上第二种情况，朱棣只得将相关官员召进宫一起讨论。
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朱棣往往需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官员们理解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得口干舌燥时，朱棣总有一股喝令侍卫将某个或某些敢于反驳他的官员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冲动——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将反对者直接从**上消失掉。不过，朱棣终究没有这样做。
朱棣如此克制倒不是为了培养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觉得民主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个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睐那绝对不合时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后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这个年代确实行不通——陪审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拥有燕王的记忆，但集思广益毕竟能够少犯错误，因此朱棣只得尽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免得让朝堂上彻底成为一言堂，最终导致自己犯在严重的错误。
另外，朱棣能够成功克制自己的脾气，杨荣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劳。正如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议而不决之时，朱棣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于是大臣们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这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使得“龙颜大悦”。
朱棣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官员根本不讲逻辑，开口闭口只是祖宗成法。杨荣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古人说过的话实在太多，想要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实在再容易不过了——虽然从“古人云”中找出反驳的证据也很容易，可问题是每当杨荣举出相应的例子后，朱棣很快就会拍板。冥顽不化的官员们以“祖宗成法”为盾，而杨荣则以“古人云”为矛，到底是矛利还是盾固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分辨出的。这时朱棣再打出“皇权”这张王牌，趁势取胜倒也不难。
多次与思想僵化的朝臣辩论之后，朱棣倒是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会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确实很顽固很强大，新思想要取胜只能取巧——若欧洲人不打文艺复兴的幌子，而是直接说思想创新，教会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这段时间里总的来说，朱棣是很郁闷的。因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们的观念普遍都很陈旧；而且，他还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朱棣终于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前期还算勤政的皇帝，但后来却变成了怠政的昏君。说实话，做个昏君比做个明君痛快多了。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次看到臣子们讨论的改革细则与自己所想不符时，朱棣总是会很不高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确定累进制税率细则时，臣子们的讨论结果是建议以十亩为基准实施累进制税率——这便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了，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喜欢揣摩圣意的臣子。朱棣说一声搞累进制税率，下面的人就以为朱棣热衷于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建议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
看到这份与自己原意不符地奏折时。朱棣倒是颇为高兴。他高兴地原因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拍马屁。而是因为这份奏折让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地事。将累进制税率实施地基准设定为一百亩。朱棣是有过充分考虑地。只不过。当时与大臣们讨论时没人质疑将基准定为一百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地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地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地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地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地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地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然要顺势向臣子们详细宣传自己地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地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地利用和机械结构地设计上都有自己地特色。中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已经懂得用牛、马来拉车了。还在奴隶社会地时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还利用牲畜来帮助耕田和播种。
在中国古代。一开始是有专用牧场用来牧牛地。《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也就是说。那时候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地。
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地种植业在与畜牧业地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地畜牧业基本实行地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地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地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地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地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地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进入南宋以后，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