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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朱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又比如说，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的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的——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给了李贯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如果李贯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名利双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连升三级可得利。
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只要李贯能够获得士林或者百姓当中任意一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他便可以保住性命并拥有足够的名声。
不过朱棣深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性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点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
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杀鞑靼人，不是奸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操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色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头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道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然而若是丢官丢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贯来杀鸡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股进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按朱棣的个人理解，八股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的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种恶劣的环境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的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透露当今天子“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摩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种录取标准执行的还算彻底。朱不要求举子写文章时严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种取士标准坚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进士干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紧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进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给事中虽说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权力却大得骇人——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至于说内阁、尚书发出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谈。
正常情况下，守规矩的明朝皇帝若是遇到敕令被封还的事基本上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明朝的皇权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皇帝也不能一言九鼎。因为精力有限的缘故，低品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由吏部决定，也就是说，由于给事中官衔太低，皇帝甚至不方便直接剥夺他的职务。虽说可以直接下中旨进行干涉，但这种敕令极有可能被吏部给事中给封还。
朱准备将程序改成这样：给事中有权封还敕令，而皇帝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正确，便可以下达第二次敕令。接下来给事中如果仍然认为该敕令有不妥之处，第二次封还皇帝的敕令时就必须联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签上名字。这时候皇帝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正确，而签名的十人也依然坚决反对，那便前往死谏台喝毒酒死谏（当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谏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为止），那么皇帝便必须放弃自己的坚持——一个人或许会为了名留青史而脑子发热，但十个人都愿意以性命阻止那道敕令的实施，那恐怕就不是脑子发热，而是皇帝的旨意确实有问题。退一步说，既然有十名言官愿意以性命为代价死谏，那么这道敕令即便正确，也绝对会遭到朝野反对……不实施也罢。
将给事中封还敕令的程序修改成这样后，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言官为了名垂千古便不顾实际情况地乱搞。在朱棣看来，言官不顾实际地对国策进行干涉、阻挠，很有可能对国家所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在传统观念中坚持战争永远比要求谈和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崇祯皇帝准备与建奴言和，当时的建奴一开始根本没有占领中国的野心，如果没有言官系统的激烈反对，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然后，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消灭流寇上，未必不能将明朝的国祚延长。可惜，清谈误事，言官误国……
因此，朱棣无论如何也要将清谈的成本提高一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二十九章 民族大融合
臣们以为皇上发泄了一通怒火后会消停下来，但礼部7刚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
刚刚吃过中饭李至刚便被召入宫中，进了养心殿才发现，文渊阁的诸位学士也在里面。
皇上开门见山。
“民族融合政策已经通过了廷议讨论，但细则还没有定下来。你们先讨论一下向羁区派遣教谕的问题。”
周忱的策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有五条建议，第一条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第五条是“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如果不派遣读书人前去，那么所谓的“引导”和“鼓励”便都是一句空话。
明朝的秀才，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县15，小县4名或5。全国秀才在25000右，而举人限额在1500上下。明朝的科举考试一般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在300左右。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无法通过考取进士的方式做官。
其实明朝的读书人考不上进士也能做官，比如说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又或者举人参加会试落选后进入国子监就读。总之，监生们学习期满者后考试合格便可以获得官职。不过，进士出身的往往能迅速升上高位，而监生贡举往往蹉许久不得志。原先是举人的，好歹还能授与小京职、府佐、州县正官这样的职位。原先是秀才的，却多半只能获得从九品甚至未入流的副教授、儒学正、教谕等学官。
既然民族融合离不开读书人，而读书人也大多希望做官，朱棣决定做件好事：实行就读包分配，派遣国子监的监生去教育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文。
听到皇上的决定后，李至刚忍不住怀疑：莫非皇上对李贯仍然余怒未消，因此派遣读书人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受苦，以便让士林深恨李贯？
想到皇上居然如此刻薄，李对刚不禁都感到一阵寒意。文渊阁学士们也参加了早朝，李至刚想到的事，他们也想得到。但，反对的话他们同样也说不出口，毕竟朱棣的理由光明正大：这个举措是为了实现华夷一家。
李贯举起儒家仁爱的思想做旗帜时，连皇上都觉得不容易反驳。现在皇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臣子们更是没办法反对。
稍一琢磨。杨荣旁敲侧击地说道：“皇上。东北一带倒也罢了。总体上还算平静。而西北一带很多地方至今仍然是时降时叛。让监生前往西北一带去做教谕。若当地叛乱。岂不是害了他们地性命？”
朱棣冷然道：“岂能因西北诸蕃降而复叛便放弃民族融合政策？那些番人头领若老老实实也就罢了。朕也由得他们依旧在当地快活。若番人头领反叛。朕地两百万大军也不是摆设。必让反复小人付出血地代价。
”
这时在场地人已经确信。皇上之所以往羁地区派遣教谕。完全是为了让读书人深恨李贯——就算皇上会派遣大军为之报仇。可在此之前却早已丢掉了性命。谁会乐意？若皇上强行推行此策。那些监生们不敢怨恨皇上。却一定会对李贯破口大骂。
国家大事怎么能赌气呢？
只是。皇上已经为西北羁地区定下了调子。继续纠缠西北可能发生叛乱地问题说不定会彻底激怒皇上。人为因素既然不宜再提。那便以自然环境为理由吧。想到这里。杨士奇也加入了劝说地行列。
“西南一带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条件艰苦，监生们虽说愿意做官，但如果是去那些烟瘴之地做官，恐怕……”
朱元璋对这种事的处理办法很简单：让你做官你就得做，不想做就去死。朱不屑使用这种粗暴的手段。他的对策是诱之以利。
朱棣自信地一笑。
“教谕的官衔未入流，也就是说月俸三贯。按一贯可买一石米计算，这点俸禄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人不至于饿死。但监生如果愿意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地担任教谕，那么朕会在经济方面对之进行补偿。”
“之前朕已经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养廉银制度。布政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8…10；知府的养廉银是其正俸的6…8；知县的养廉银是其正俸4…6倍。而大多数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与正俸之比，则相对较低。布政司经历官居从六品，府经历位居正八品，县主簿位居正九品，这些佐杂官员的养廉银仅高出正俸的2…3。佐杂官员的养廉银比各级主官要少，但比学官多——因为，所有的学官都不拿养廉银。国子
国子监助教、国子监典簿、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学正说不拿养廉银，但因为他们属于京官，因此还可以拿到恩俸和双俸。地方上的学官官职既低，又没有养廉银以及恩俸、双俸。以教谕为例，全部收入也只是每年36贯，只能勉强保证一家五口的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