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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一家五口的温饱。
”
“但如果监生愿意去少数民族聚集区担任教谕，他将额外获得两笔收入。首先，他将获得每年180的养廉银——这笔钱相当于正俸的5倍。其次，他还能兼任监军一职，能加支养廉银36贯。如此，该教谕一年的正俸和养廉银加起来便有216贯了。”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这笔收入大致相当于他穿越时的6…8万人民币，在小县城有这笔年收入绝对算是高收入了，在贫困山区，更是可以称得上是大富翁。如今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大多是穷乡僻壤，更何况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还是奴隶制。去了那种地方，教谕的生活水平或许无法与奢华的贵族头领相比，但绝对比部落普通民众要富裕很多。
在“支边干部”的薪酬上朱棣表现得很慷慨，但事实上他却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这笔费用不会增加户部的额外开支。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了有邑贵族制度之后，那些土司头人们每年都应该向中央政府缴纳相应的税赋。从这笔税赋是拿出一部分用来支付教谕的薪酬正好合适，一方面不会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少数民族对增加支出的反感——毕竟这笔钱是花在少数民族身上了。
朱棣正在暗自得意时，杨士奇却因为年轻时闯荡过江湖，见多识广，因此皱着眉头表达疑虑。
“皇上，提高养廉银的作法确实可以增加吸引力，但狄夷所在之地多遍布毒蛇、水、蜈蚣之类的毒物，外地人一不注意就会丢掉性命。即便小心翼翼地防备蚊虫叮咬，可是在那种地方还往往会水土不服，沾染时气，受毒瘴之害的竟是十有五六。教谕去了，即便侥幸任满回到内地，也会有不少人终身病残。”
杨士奇这么说自然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朱棣却也不恼，反而笑道：“这才是老成谋国，股胘之臣忠良之心嘛。反对朕的意见不要紧，重要的是一定要言之有物。”
杨士奇说的确实是事实。即便是后世，卫生环境、医疗条件比十五世纪不知要超出多少，可仍然偶尔有援藏干部死于水土不服的事情发生。不过，朱对此却早有办法。
这个时代的人不象后世那么实际。若朱棣在后世拉住一个路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性命作为代价名垂千古？那么朱棣多半会得到一个白眼。但是在这个时代，很多读书人的最高梦想都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言官不顾性命地进谏。
“第一，凡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教谕，若是干满九年，或者是死在任上，礼部将以红花鼓吹的仪式将其牌位送入城隍庙配享香火。”
对于监生来说，配享太庙或是孔庙太不现实，身后入贤良祠的可能性也不大。能够进入城＇此，有了这种条件，哪怕不提高薪酬很多监生也会对这份工作趋之若。
顿了顿，朱棣又道：“第二，该教谕的教出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之中若有能考中秀才者，升其为正九品的国子学正，授其将仕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举人者，升其为正八品的五经博士，授其迪功郎散阶；弟子中若有能考中进士者，升其为正七品的太常博士，授其文林郎散阶；其弟子若能进入三甲，升其为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
学官升官的路子极窄，象教谕这种未入流的学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能够升到从九品就已经算得上仕途顺利了。有了这份奖励，那些热衷于做官的监生必然会动心。
求名的会动心，求官的也会动心。双管齐下，自然能够吸引秀才们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传播中华文化。
这时杨荣笑道：“听皇上这么一说，我都动心了。”
朱棣一乐，知道杨荣只是在变相地支持这项政策，同时也是在逗自己开心。杨荣现在都已经是六品官了，若朱棣真的让他去做个未入流的教谕，他肯定会哭着喊着说舍不得离开皇上。
“连你都动心了，说明朕给出的条件很吸引人嘛。那好，朕就规定：除监生外，凡是有功名者，均可前往吏部申请前往少数民族聚集区担任教谕。也就是说，只要考上了秀才便可以作官，只是所得养廉
生略少。”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面讨论周忱策论中其它几项。”
“关于赐与少数民族汉名的问题，朕决定将这件事交给礼部负责。凡有邑男爵之上的有邑贵族，均由礼部研究后赐与相应汉名。在自愿的前提下，若整个部落都愿意使用汉名，则赐予该部落汉族姓氏，名字由部落成员自己决定。服饰方面的问题，洪武五年便规定民间妇女服饰之制，但此事却禁而不止，总归需要礼部多加疏导。李至刚，你觉得如何？”
听到李至刚的回答，朱棣忍不住叹了口气。
问李至刚是否有不同意见根本就是白搭，他的回答千篇一律都是“皇上圣明”。
“至于婚姻嫁娶的问题，洪武五年曾下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却没有对其他少数民族做此规定。朕只希望，大明境内各个民族能够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周忱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十年人头税主税’的建议很不错。如此一来，便可利诱少数民族主动与汉族通婚。”
“朕只补充一点。异族通婚，一般情况下子女所属民族随父。例外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男方入赘汉族女子家，则所生子女为汉人；二是若母亲、祖母均为汉人，则此子也为汉人。”
对于朱棣的这个决定，众人都没有反对，但朱棣却从细微的表情变化中看出他们的不以为然。
朱棣知道他们的想法。这个时代已经有了民族的划分，比如说“鞑靼”、“色目”、“女直”、“回回”、“乌蛮”、“罗罗”、“卢蛮”（族）、“撬”（族）、“西蕃”（普米族）、阿昌（峨昌）、“结些”（景颇族）、“望蛮”（族）、“蒲蛮”、“朴子蛮”及侬人、沙人、土僚（壮族）及苗族、瑶族等等，但民族主义思想还没有产生。因此，他们认为朱如此热衷于民族融合显得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并不知道，朱棣所烦恼的却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后不同民族之间爆发的过激行为。应该说，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拥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国家能够迸发更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却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对于内耗，朱总是很厌恶的。
如果说对于后世某些少数民族极端分子鼓吹的“独立”、“自治”朱只是反感（反正这些苍蝇也不可能成功），那么他对于种族仇杀便是极度憎恶了。后世政府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情绪，将历史上很多真实发生的事都进行了淡化处理。比如说清末陕西、甘肃的回民运动，教科书上写的是回民起义，说是回民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压迫而爆发的运动。然而根据当时的记载，起义期间甘陕损失的汉族人口却是以百万计——很多被回民攻占的县城里汉人基本被杀绝。之前活跃于陕西一带的刀客们向来游离于政府的管理之外，但是当左宗棠率军镇压回民时，连这些视政府为无物的刀客也主动投向了左宗棠……后面的事情也不必细说，总之就是礼尚往来罢了。
朱棣对民族融合的初级目标是各民族频繁地相互通婚后，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样，即便后世仍然是多民族国家，但至少可以减少民族仇杀的可能性——若不同民族杂居在一起并且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种族清洗的屠刀还会轻易落到妻子、外甥、外公等亲戚的脖子上吗？
当然，朱棣更希望能够达到高级目标：让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全都使用同样的语言，书写同样的文字，拥有同样的信仰，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
可惜，在如今这个年代想找一个知己简直难于登天。朱棣长舒了一口气，目光望着殿顶的藻井，希望天上能够再掉下来一个穿越者，可惜这种愿望毕竟不可能实现。朱只能无可奈何地垂下头，暗叹“举世皆浊、唯我独清”。
幸好朱棣是皇帝，大臣们虽然不明白那些促使民族融合的政策能带来什么好处，但只要没有太明显的坏处，他们也不会强烈反对。
……特别是还有李至刚这种佞臣的情况下。
“李至刚，你觉得朕的想法如何？”
“皇上圣明！”李至刚躬身陪笑，大约觉得总是千篇一律地说皇上圣明似乎太生硬，便又多加了一句：“实是天断英明，高瞻远瞩！”（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三十章 有仇不报非君子
李贯失魂落魄地离开京城时，以人头换票据的政策也t了。
辽东地区的朵颜三卫是臣服最为彻底的蒙古人，而女直人对中央政权也极为恭顺，因此朱棣在辽东的开原、广宁两处一口气开设了三处马市，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
蒙古和女真人卖出各种牲畜、皮毛、人参、药材、材木、鱼鲜等土产品。汉族商人所提供的商品相对更丰富些，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从游牧民族那里买，往女真人那边卖）、种子；有生活用品，如茶、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甚至还有兵器，如刀、枪、弓、箭——组建火器部队时会淘汰一批冷兵器，为避免浪费，朱棣决定将淘汰的冷兵器卖给那些忠于大明的部落——当然，前提条件是对方用人头换取相应的票据。如果对方不想要票据，也可以直接兑换大明宝钞。
如此一来，不久后草原的马贼想必会泛滥成灾。
蒙古人放牧时，通常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活，两家聚在一起的情况非常少，三家以及三家以上聚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但前提条件是其中必然有王公贵族。为了保证自家的牲畜有足够的牧草进食，每户牧民之间一般都相距十里以上。虽说牧民基本平日里都是独门独户生活，但即便忽视荣誉方面的因素，马贼仍然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因为，这种职业的收益总是与风险不成正比。要知道，虽说马贼袭击独门独户的牧民很容易，但牧民们的财产无非是牲畜罢了。带上牲畜后想要逃过游牧部落的报复实在太难，毕竟牛羊的移动速度与马的速度不可能相提并论。
然而以人头换票据的政策实施之后，马贼这份职业便会有着很好的前景——袭击一家牧民割下人头就跑，然后便可以去马市以人头换取货币享受生活。这项政策确实很野蛮，但对于消灭那些视抢掠和杀戮为常事的敌对游牧民族却很有效。
除辽东地区外，大明还在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设有与蕃人进行交易的场所。对于这些地方的蕃人，但凡与瓦刺、鞑靼接壤或是相距不远的部落均实施以人头换票据的政策。这些地区的蕃人大多时降时叛，但朱棣并不在乎。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和以茶叶换票据的政策后，叛逃者将会成为被捕猎的对象。他们自己都不担心成为猎物，朱棣自然也不会操心这些反复无常者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命运。
势力较大而且对明朝较为忠诚的蒙古部落当中，辽东的兀良哈（明人对朵颜三卫的称呼）算一个，西北的哈密卫也算一个。哈密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因此，哈密可谓是“西域咽喉”。明朝可以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译文具闻乃发”。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哈密目前的统治者安克帖木儿是元朝肃王忽纳失里的弟弟，忽纳失里死后，安克贴木儿继承了肃王王位。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安克帖木尔于永乐二年遣使来朝请锡爵，获得明朝册封的忠顺王爵位。考虑到安克贴木儿大致还算忠于明朝，因此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时直接提前赍敕封其为忠顺王。
在前往哈密的使者队伍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名叫脱脱，是忽纳失里的儿子——按中原的传统观念看，他才是元朝所册封的肃王的正宗继承者。脱脱于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讨哈密时俘入中国。朱即位后“求得之”，“抚养甚至”。在另一个历史时空里，安克贴木儿被封为忠顺王不足一年就被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了。接下来便是这个脱脱继承忠顺王的爵位。或许是因为脱脱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或许是因为脱脱必须依靠明政府的支持才能坐稳忠顺王的位置（另一个历史时空中，脱脱曾经遭受他祖母的驱逐，最终只得依靠中央政府的干涉才重返哈密城），总之，脱脱这个忠顺王与其他那些获得明朝册封的外藩王爷有很大的区别。
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四年三月丁巳，大明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筹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忠顺王王府官的设立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卫所不同。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
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当脱脱离开京城向哈密而去后。朱棣将精力重新放回在国内。
朱棣对于鞑靼侵扰辽东一事耿耿于怀。强行实施了以人头换票据地政策后。除非所有地游牧民族都向中央政权臣服。否则大草原上必将掀起可怕地血雨腥风。
仍然不满足。因为他知道。目前臣服于中央政权地t7还相对弱小。他们可以侵扰、袭击鞑靼和瓦刺部落。但还不足以令鞑靼和瓦刺真正臣服。为此。朱迫切希望大明地火器部队能够尽快地组建起来。
令朱棣恼火地是。火枪地生产速度慢得让人发狂——官办手工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地工匠和丰富地原料。吸干了民间地精华。每个月所生产地火枪数量居然只不过区区三千支！
朱棣知道价值规律对手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地成长是有利地。但在官商、官营手工业中却很难发挥这种作用。管理官管手工业地是封建衙门。官员腐化、机构膨胀在这里也非常明显。因此。在官营手工业系统中。生产水平和技艺再高。它也是被埋在无组织力量地污泥中。常常随着无组织力量被扫荡而失传。但朱棣一直认为现在毕竟还是明初。**地问题应该不算严重。没想到新式火枪正式投入生产后。每个月才生产这么点。要知道。现在明朝有两百多万军户。即使只将其中三分之一装备火枪。那也需要六十万支！按照这种生产速度。哪怕不考虑损耗。也需要将近十七年才能完成军队地换装！
十七年！朱棣绝对无法接受。
于是，朱棣决定使用“流水线”生产方式提高火枪的生产速度。
流水线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便是标准化。如果不实行标准化，那么由不同工匠制造出来的各种零件最终多半无法拼装成成品。所以，朱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更为精确的度量衡制度：工部存留标准母器，省城存留子器，州县存留孙器，定时校验。
推广了“流水线”生产后，效率果然提高了不少。
不过朱棣得陇望蜀，想要将生产效率更一步提高，于是又准备将主意打在“承包制”上。
朱棣准备将除了制作大明宝钞、黑火药等必须严格保密的工场外，其余一律对外公开招标，竟标条件最佳的获得承包权。获得承包权后，工场主不再对官府承担除竞标承诺以外的义务。而政府需要的物资不仅不会因为工场被承包出去后而导致缺乏，反而会有所增加，因为“以一定的价格每年向政府卖出若干产品”也是竟标的硬性条件之一。
承包制的实施会导致三个明显的变化。
其一是匠户的力役将彻底被役银代替——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年间就已经产生这种现象了，但实施承包制将这种变化大大提前了。
其二是工场所需要的生产物资以前由地方上无偿提供，以后地方上却不再需要承担这种额外的负担——反正这种负担也折算在赋税之中了。
其三是以前官府所需要的物资由工场无偿提供，而承包出去后却需要支付一定的货币——也就是说，匠户们干得好干得多，那么所得的奖励也就会多。
最让朱棣满意的是，工场由私人承包后，什么效率低下、**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