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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这些时刻都罗列出来：它们组成了我生命的第6 574天。其实这是很容易计算的，那天是我的18岁生日，只要用18乘上365再加上闰年多出的4天（就像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Soljenitsyne，1918～）：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讲述伊凡·杰尼索维奇在古拉格群岛逗留的日子时也不忘加上的一样）。两天后就是圣诞，不过在我心里，比起那个据不可靠的理论推算出在我之前1943年出生的圣童耶稣，自己的出生显然更重要了。
那天，我的闹钟一早就响了。我得乘从凡尔赛开出的第一趟列车，在圣·拉扎尔换地铁去东站，最要紧是不能错过上午惟一一趟开往上索恩的车。就在头天晚上，“吉乃特”这所（圣·热内维埃夫圣·热内维埃夫（约422年～约502年）：巴黎的主保圣女，不畏阿提拉军事压力，保卫巴黎。学校）以其毕业生竞争名牌大学的出色成绩得到教会人士肯定的学校里，几乎全部的寄宿生都已经回到父母身边过圣诞节。而我如果不想白白耽搁一天的话，就必须在规定放假时间前几小时提前离开，可是我提出的申请被驳回了：时间就是纪律，不能违反。我对这种严格感到愤怒，这是“教育者”的一贯姿态，他们更关心的是培养出时刻准备戴着白手套为国捐躯的未来战士，而不是把心思放在培养个人独立能力和思考能力上。
在气氛严肃的一年级新生住宿楼里，到处都是一片空空无人的黑暗。我摸索着下了台阶，甚至没打算去点亮消极防守时期允许点的微弱灯泡。在底层的宽敞大厅里，一个影子向我走近，我认出是副总学监先生，学校里的第二把手，无论学生老师，大家对他的惧怕仅次于最高领导总学监先生。“我在这等了你一会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上学期的成绩昨天晚上很迟才计算出来。你的成绩在数学快班A班里是最好的，第一名。”听到这个消息，我对学校放假时间的严格规定的怨恨立刻就消失无踪了。少了一天假期，但我却可以带着最好的消息回家。整个冰冷漫长的旅途，占领区恶劣颠簸的火车，都将因此而改观。
事实证明，当初我不顾家长、老师、朋友等所有人的反对要去征战前途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都提醒我要小心：去数学专科班备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是给自己选择了过于艰难的道路，我在那里只会一次又一次失败。在格雷中学里数学成绩好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当我置身于一个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数学“尖子”的班上，所面临的竞争将会是无比激烈。我却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要去试试。
于是第一学期里我全力以赴。全部的生活就像一个教徒，既然年纪尚轻，就全身心地努力进取。每个白天，甚至相当一部分晚上的时间，我都在为成功而付出。这种并非出于理解了新理论或是有认识上的超越即不再局限于现实对自己的付出的肯定，而是能深入到环环相套的圈子中心，那里的人都是懂得越过障碍的，能够作出决定，那里的人将不再被简单看做纷繁人群中辨认不出的一分子，而是有他自己的定义的某个人物。我满脑子都是渴望着成为知名人士，生活在众人面前，并且我坚信这是惟一的体现自我生存的方法。这天早晨，在空空无人阴冷的大厅里，我知道已经通过了第一道障碍。我感到自己进入了第一层圈子。我激情澎湃，下面就看怎么运用它更进一步了。
此刻阴暗道路上的积雪、蒙特利埃休息处站台上的冷风以及缓慢的乡下火车已经毫不重要，它们伴随着心中的乐队一路高奏凯歌。
我赢了。我感觉到的不是击败了其他人取胜后的喜悦，而仅仅是证明自己后的幸福。对于“你行吗”这样刺痛人心的问题，我终于听到了答案。怀疑之后紧随的就是确信。那是真正的变化。
就是这一天，世界上还发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可怕灾难，将无数男人女人卷入恐慌。东线上，苏联人在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只向德国人争取回了一小块失地；列宁格勒陷落已经有850天了，一半居民丧失了生命；莫斯科郊外300公里处的平原布满坦克。德国的城镇则每天遭受英军和美军的空军轰炸。意大利境内，帝国部队只是极缓慢地后退；罗马南部，军队被困在卡森修道院，不久后连修道院也被无端轰炸摧毁。世界另一端的太平洋里，损失惨重的美国海军开始追击日本海军直到取得胜利。无论在地球的哪一端，无数男女老少都牺牲了，消失在风暴中却怎么也不明白风暴何来。法国本土内，极少数人选择了斗争，用生命“坚持”到底。我就不在其中。学生之间还很少谈论到这个话题。能谈及此的机会也反常地少。我们只是通过每天张贴在走廊里的《晨报》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要与德国为盟跟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纳粹军队在苏联的“弹性撤退”体现了英雄主义。这些口号说服不了任何人，甚至也没有人为此羞愧。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圈子以外。这不属于我们的成长所必修的，而仅是失败了的荒谬的舞台背景，在它前面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关心自己的前途，不去多想正在进行着的革命。
那些革命的怒火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也只是一些小小的不便。紧缺的食物，还有时而被切断的电，但中心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还是专心于一直以来的目标：消化各科内容，通过年末的考试，最终进入理想的学校，余下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在穿越白雪覆盖的香槟地区和朗格勒朗格勒：上马恩省的一个县城。地区的漫长旅途中，我脑子里从没想过关于自己，或更确切说是关于家庭以外的问题。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头一次离开家3个月之久。我已经尽力增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格雷处在德占阿尔萨斯边缘的“禁区”内，与剩下的法国之间有分界线相隔，连电话都不能打进去。我强迫自己写了许多谈起日常生活的家书，却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一种割裂。这段时期于我而言，可看做是一段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次独立生活的机会，是征战以来的漫长旅途的开端；我却只觉得像遭到了遗弃。久违了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的温暖，此刻我迫不及待的想飞回家里。我已经记不得面对那又冷又慢、坐着都不舒服的火车有过什么反应，只知道它在带着我靠近日夜思念的家。因为是圣诞前夜，车厢里不可避免的挤满了人，但我完全没在意同车的旅客，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环视过他们？在肖蒙肖蒙：法国上马恩省省会。
站需要下车步行一段，一个人拎着自己的行李绕过被炸毁的高架铁路换一趟车，一次平常的中转。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被外界的喧闹打扰，任何事都走进不了我的世界，连寒冷都无法入侵。我一遍遍在脑海里重复早晨获知的好消息。人生的岔道已过，我感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通向成功的大道。我的满意、欣慰正好替代了离家时的困惑，当时我真担心自己将一辈子平平庸庸，被人嘲笑。
我知道必须要找到出路逃离这种命运。自然却没有给予我强健的体魄以在同类的比较中占上风。童年的不幸使得我既不强壮，也不够灵活，所以我只有将所有的心思放在学习这惟一可能成功的道路上。我打出了自己的王牌，依靠智慧而非肌肉或者力气取胜。我也并没有遮掩这一切，也被同学讥讽过。“数学专科班”里的一些同学戏称我脑壳里有一颗“真正的大脑”，玩笑原是含有贬义，却让我暗自高兴，“其他”那些跑、跳、游泳比我强的同学则满足于他们的优质“躯壳”，但最重要的终归是躯壳里装着的头脑。我努力地去设法优化我的大脑。倘若我拥有刺激大脑的合成代谢兴奋剂，一定不加犹豫地用了。事实上，我是在被体内的生长激素刺激着，而这激素正是我渴望成功的心理刺激内分泌腺而产生的。
我一直蔑视那些整日想着打扮的人，我则只想着改善生理结构中头颅内的那一部分，这最终成为一种愉悦的心思，正如一切强烈的生命态度一样，它能让人忘却周围的烦乱。
很显然，我一直安然地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直到日落的时候在古尔蒙—夏兰德海下了车。
这样的小镇，恐怕只有东线的职员才知道它的存在，地图上将它标出，也是多亏了其地理位置正处在巴黎—贝尔福贝尔福地区为法国东部省份，省会贝尔福。东西线与梅斯梅斯为洛林大区首府，摩泽尔省省会。—里昂南北线的交叉点上。朗格勒平原上寒冷与狂风终日肆虐着，直叫人生畏。那里一辆内燃轨道车将带我回格雷。那时，我们都把内燃车称作“米其林”，因为米其林公司试图推销自己的车轮。我非常惊喜地发现在银白的站台上，伊莎贝尔和让正在等我。
我明白了他们也和我一样焦急地盼望着相见，为了让这一刻提前，干脆就到站台来接我了，他们也一定感到少了一位家庭成员，家里就像缺了什么似的。当然这种分离是有益于我的学业的，大家也这样认为，但却无法因此而免于伤心，大家面对着的毕竟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还有以后更多的变化。也许他们有些怨我，家庭关系是从我开始有了松动，他们可能将此看做一种叛离。
这一刻该做的就是重新联结并增强家庭的亲密无间。刚一越过禁区的“边界”，我就立刻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是啊，我安全地到了，没太冷；现在我们正喝着万多斯一种酒名。等“米其林”开车了；当然我没忘了说那个从早晨开始让我满心欢喜的好消息，他们也感受到了我强烈的喜悦。当初他们比我还担心这一选择，现在疑虑被扫除了，剩下要做的就是让那几乎已经写成一半的历史自己去展开。
我一到家，家里就开始节日般地热闹起来，你一定在自家有什么家族大事时也经历过这种场面。在我到家前的几天，大家就已经忙活开了，欢迎我回家，也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而因为那则好消息，这节日又有了特别的意义。大家相互拥抱，说着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关于离家的游子归家的故事，又谈起3个月来他们身边和我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最吸引人的话题当然还是有关早晨得知的好消息，它让奢望的理想成为可能的事实，一直以来都还没有人敢说出来，生怕用词不妥就让沉痛的负担压坏了它。一个不适宜的人物点燃了希望，就是那位特地早起给我报喜的“副总学监”。
我需要两种源泉，需要问题的两个答案：关于自己的和关于家庭对我的爱。现在我放心了，但事实上我又错了，不是我放心了，而只是因为太重视这些问题。
现在从这些记忆碎片中重新整理出这一天，我终于开始明白，为何迫使自己写下它是那么的重要。我能够面对自己的各个方面，自恋，生活在蚕茧中，这些都叫我不能愉快，却又得
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我重新提起它们这种感觉本身显出了它们的意义。
我想我越过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开始自我独立。以前在无知觉的情况下我只是一味遵循，现在我想我解放了自己，投入到了那些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阵营当中；而我以前却只知道服从那些强制的规则。显然，现在的这条路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当然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尽管我不曾想过克服它们的意义何在，我对自己扫除障碍的能力感到满意。追溯以往，我并没有感到骄傲，希望也能让你分享这一看法。我要求自己必须坦白真实。我想在回顾不那么久远的事的时候，也许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第一部分反抗的效果
远逝了的悠长岁月，让记忆变得不那么确定，哪怕许多细节仍然清晰。也许在下意识里，我向你描述这一遥远的时光时，多多少少叛离了事实，但我确定谈起另一事件可以公正许多，那是半个世纪后我亲身体验的，它在我感觉中，与前一事件大相径庭。
背景变换了。此刻的法国不再是战败、被占领、听任于人的法国，每个人也不用再强迫自己生存下去、期待美好的明天，法国已从风暴中走出，它和平、丰富，人们也可以千姿百态地过着相称的生活。
人物也变化了。当然我还是那同一个个体，但已经流逝的半生，带走了满足与痛苦，幸福的惊喜与幻灭也经历了无数决定性的相遇；把他同我刚才描述过的那个人相比时，区别竟是那么显眼，以至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1996年春天，法国境内数百个别国的无证件人士，开始试图找寻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他们想要摆脱终日被检测身份、遭起诉、最终遣返回国的命运。当一个家庭已经在法国定居若干年，怎能接受让这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公元前4世纪）：大迪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大迪奥尼西奥斯邀请他坐在一把悬梁剑下。之剑破坏所有的计划？没有证件，这些男男女女只能打黑工，成为剥削者手下最无力的牺牲品。困境中走在一起的人们发现，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开的行动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窘迫境地。当法国人从电视上了解到关于他们命运的丑闻，一定会有所反应，要求修改与现实状况不符的法律。至少这些人是这样以为的。
我们显然可以把他们的希望看做一种天真。但这一态度却透露出，他们心中某种“法国的形象”至少是热情的。他们的天真同时还体现在坚信古老的法国风俗，那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教堂是神圣的地方，警察势力无法入侵，一些动人的故事流传着，述说被判冤刑的人躲在教堂里逃过了无理的惩罚。这些外族人怀着美好的感情构建了“法国的形象”。
于是某一天，出人意料地，他们在巴黎东部圣·安布罗焦圣·安布罗焦（Saint Ambroise）：米兰主教，教堂之父。教堂里安了家。但教堂神甫将他们看做擅入者，认为他们扰乱了宗教仪式的良好秩序，经大主教同意后，他便更多地以圣主意思的主管者，而非受托者的姿态处理起这一事件来。他要求警察力量介入，警察们立刻就将这批男女老少驱逐出门。此后数周的境遇每况愈下，这些大部分是黑非血统的家庭又在几个健身房改成的仓库住过之后，最终在18区离巴黎北站的铁路不远的圣·贝尔纳教堂安顿下来了。
当人们通知神甫有人入侵时，他正巧在准备下周日的布道。神甫的第一个反应就像每个正常人一样，他反对无章的秩序，维护教区规则。教堂是祈祷的神圣地方，并非家庭的栖宿地，尤其是那些多孩子的大庭，卫生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神甫也准备和圣·安布罗焦的同事态度一样。可刚写了个开头的布道内容就在眼皮下，那些结论来源于福音书的一句话：“我是外人，你接纳我。”那么若在演说中宣讲接受，却又在实际行动中拒绝要求被接受的人，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决定不让警局介入，并力求安置好入住者。舆论眼中，这是整个教堂的态度在转变；他们终于站到了受压迫的人一边，而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受到了压迫。古老的“军队与宗教”的联盟似乎有了裂缝，并让人从中看到希望：某一天裂痕会变成鸿沟。神甫的态度同时改变了人们对宗教场所的看法，那些地方不再只是圣徒们聚集起来做弥撒的圣地，它们同时在成为人们团结一致捍卫共同信念的地方。它们于是更加神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之屋”，“上帝之屋”不仅仅是提供场所让人可以请求圣灵的帮助，更主要的是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参与到维护集体意识的行动中去。这位神甫认可的情况自然不对当权者的胃口，尤其是总理和内务部长，但他们担心，未经宗教场所负责人的允许就让共和国保安队深入教堂，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让事态保持现状则又会显得过于宽容，而让另外一部分人不高兴。正如政客的目标一向是让大部分人得到满足，这场争论完全是高乃依高乃依：法国17世纪诗人、剧作家。其戏剧作品的典型情节为伟大爱情与责任感的冲突。式的。一段时间内，当权者认为当静观事态，并任由情况自由发展，他们在等待着入住的家庭及其支持者疲惫之时。几周内风平浪静，但很显然，一场暴风雨在酝酿中。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政客所担心的对下次选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