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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等靠近
这些文化选择已经牢牢根植在我们的思维及行事习惯中，渐渐地就觉察不出它们的随意性了，只有偶尔当它们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才注意到。比如在欧洲，缝纫的工作一直是女人做的（“高级缝纫”除外，也有些许男人以艺术者的姿态活跃其中），但在非洲的大街小巷里，全是男人在用缝纫机。怎么来判定这些不同的态度中哪一个更适合自然法则呢？
这样的文化冲撞毕竟不常发生，而且通常也只是体现在共同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自己是大家的典范，因此难以接受对现状提出的质疑。而妇女中一些个性鲜明强烈的人，拒绝了社会指定给女人的角色，她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走出女人的传统角色。她们尤其要争取选举权，有了选举权才可能参与国家管理，改变身份地位。
经过漫长的政治体制演变与改革之后，妇女终于一点点地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竟连最基本的改革也要这样漫长的时间。19世纪末，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与社会对母亲的保护联系到一起，她们认定生育是一项国家应该给予报酬的服务，笃信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女权者们要求对生育进行控制。内莉·鲁塞尔内莉·鲁塞尔（Nelly Roussel，1878～1922）：自由思想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运动者，致力于宣传女子独立思想，反对禁止节育的法律，主张在两性间建立新型关系。于1904年公开维护避孕权，并称之为“小腹的罢工”。生育的职能纵然是与生俱来，但它仍然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女人拒绝生育，在那时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它立刻遭到政教两界的反对。1914～1918年的战争曾抑制这一自由的企图长达半个世纪，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屠杀，国家领导者们急于让人口再度繁盛起来以准备下一次战争，于是1920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一切避孕措施的宣传
1920年7月23日法令规定：任何涉嫌可能引起流产，可能出售或外泄以宣传避孕为目的的物体、药或方法的人，将被处以监禁或罚款。
这种精神状态在你看来定是陈旧过时的，但它在30年前还相当流行，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消失。我记得70年代曾经看见巴黎的大小墙面都被贴上政府办事处制作的广告，画面是个可爱的孩子和一句忠告：“为法国的强大而多多生孩子。”我们只得坦白承认，生育尽管是件私人的事情，其结果却关系到民族的力量，于是女人成为生产者，为国家的繁荣及荣誉制造必需的大批劳工与士兵。今日，一些“反堕胎别动队”还会扰乱医院妇产科提供的人工流产服务，手术医生们的生命安全也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还没能够摆脱昔日的阴影。但人们的思想转变已经是迟早的了。性爱生活与生育之间的联系，曾被年轻女人们看做是沉重的宿命，而现在被更有效更简单的避孕方法削弱了。几十年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真探讨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从今而后，性爱欢乐不会再被同样的后果拖累。而当艾滋病的蔓延让人们对于交合之欢感到迷惑时，新的自由倒像是出现了。今天一切似乎都要重建你们这一代要展开想像给出新的坐标。
当然，也要重建爱情。
第三部分体育不是竞争（1）
不论你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都会感到身上激荡着一股能量在推动你去参与一些全身心投入的发泄式运动，当神经与肌肉的协作取得成绩时，你会觉得无限满足。这种发泄在孩提时代表现为做游戏，而现在很可能就是体育运动。当你的队伍击败对手时，你便会感到一种真正的骄傲，于是在你看来体育就意味着竞争。我则要说说我个人认为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地不应该，我的话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甚至反感。所以也许下面这整章的内容你都会坚决反对。但我希望它能让你的思想产生有益的疑问。
世界杯
也许人们对世界杯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但可以肯定，1998年法兰西经历的最大事件就是组织并赢得世界杯。为期5周的赛事期间，无处不见世界杯的影子，不管愿意不愿意，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能对守门员法比安·巴特兹身体状况或教练艾梅·雅凯情绪产生影响的最小细节。各种新闻、评论以及每场比赛的情况都铺天盖地，想躲都躲不了。而我却始终没觉得这些场景有任何意义（我不愿意藏起自己的观点，即使这样会被看成扫兴、古板、没有情调的人）。在我看来，它们无异于大衰败所带给罗马人的场景：如今俱乐部为了加强实力而不惜重金购买球员，这与20个世纪以前买来角斗士在圆形斗技场取悦观众有什么区别？
但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是，让同胞们激动不已的足球波在某些时刻竟然也牵住了我的心。
我对此兴趣索然，又表现出对足球无所不在的反感，却反常地在英格兰—阿根廷比赛后，被邀请参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节目，而这个节目通常都是由几位专家在现场评论的。我的角色是要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懂的天真样子。我在比赛的正常结束时间走进播音室（我本没有打算观看比赛过程），那时两支队正是平局，因此要进行加时赛，在我看来那真是太漫长了（对球员来说应该更显得漫长吧，不过这好像会给广告商带来相当收益）。尽管没兴趣，我的眼睛还是被屏幕吸引住了，绿茵场上人流反复往来，从一头到另一头，追逐着精灵般的足球，我很欣赏蓝队的进攻力度与白队的防守智慧，但并不想知道蓝队白队哪支是英格兰，哪支是阿根廷。接下来不知不觉地，也没任何理由，最初的无所谓就开始变成一种对白队的偏爱。当蓝队的临门一脚飞过底线时，我松了一口气。而白队传球失误，我又紧张起来。在最紧要的关头，播音室里在座的其他人都发出了尖叫，我虽还不至于如此，但也感觉到倘若再这样维持下去，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好在这时比赛以蓝队的胜利告终。我花了几分钟时间才缓过神来，开始进入安排好的角色，扮演一个给球迷泼冷水、总不让事情圆满的人。
必须承认，某一刻我也有想要选择自己的阵营的冲动，为他们加油，并蠢蠢地将自己看成白队的一员。仅仅就因为他们踢得更优美。一想到此，我对足球的不满就愈加强烈，它就像罪恶的毒瘾，只消瞅一眼电视屏幕便会泥足深陷。因为我根本无法回答“到底是什么让我着迷”这个问题。仅是图像的移动就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心理学家多半会把这种痴迷解释成爬行动物脑控制了新脑皮层及人体活动，并实现一切不怎么理智的反应。最终是灵长类，还是初级哺乳，或者甚至原始爬行动物的特性控制了我，谁知道？
在这项所谓的体育运动的大部分追随者身上，可能都存在着返祖的倒退现象，它是一种原始满足感的根源。出于胜利的狂喜或是失败的悲伤，狂热的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将体育场与邻近的道路肆意破坏，这只是一种本性的流露，当人群准备好了为比赛结果而兴奋时，它就随时可以爆发。尤其当比赛不再作为两支队伍的竞争，却上升到民族之争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这些国家队以往的失利（哪支球队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呢）带给球迷的失落更滋长了现时对胜利的渴望，不仅要赢得比赛，还要将对手彻底打倒，一旦这个愿望没能在绿茵场上实现，那就只能让它在观众席上完成，10年前的海塞尔体育场事件海塞尔（Heysel）是位于比利时首都的体育场。著名的“海塞尔惨案”指一次巴黎圣日尔曼队与美国某俱乐部足球队在该赛场比赛时，因为双方球迷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比赛甚至被迫中止了25分钟。
便是一例。
没有人否认这些过激行为的不当之处，但支持者找到的理由是，这样的方式所造成的损失与战争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体育冲突被看做是一种发泄仇恨的方式，而以往这种发泄则只能通过战场上的屠杀来完成。每个国家选出11位子民代表自己参加足球赛，选出5位参加橄榄球赛，正如罗马人与阿尔比人推选出3位奥拉斯家的人与3位古里亚斯家的人来决斗以决定战争的胜负。结果只有5人死亡，显然，如果正在酝酿着的全面战争爆发的话，伤亡将远不止此。因此结论是这个方法可取。可是这种思维方式似乎短浅了些。
为什么要取胜
与其把求胜之需转向围在体育馆中央的一片战场，不如分析一下这种需求的根源，而这时往往便会发觉体育竞争正是其源头之一，当然或许比起许多其他的原因来并不特别重要，却也绝非毫无意义。一种观点被作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散播开来，即体育运动是一场战争，有输有赢。因为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集体生活中，事事都可以理解为战斗。否认这一看法就会被认为是不现实，或者超凡入圣的，因为据说战争是人类、甚至是一切生命体的本性。进化论的一种解说认为，战争是物种不断进化的最基本因素，人们很少对此提出质疑。“自然选择”一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但事实上，以此为据犯了双重错误。
当然，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确是使整个物种遗传因素一代代不断改进的因素之一，但既然它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就不总是有效。当我们在解释一些物种经历了大的跃进、走上新的进化道路时，也应该考虑基因突变的偶然性，以及接受了新的基因信息并存活下来的物种，哪怕它们在一时看来是弱势的。不要忘了，灵长目动物猿人在因基因突变而区别于黑猩猩时，它是受害多于受益的。大脑的过度发展必然引起早产，这本是有害的生物特性。由于这样的配置引发胎儿头颅尺寸与母体胎盘大小的不协调，所以基因配置中多出的神经元所起的反而是阻碍性的副作用，但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还是战胜了这一有害特性。然而不协调使得产儿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后果仍然是严重不利的。只是到了后一阶段，此种配置所带来的思维活动才将不利转化为有利。
我们很难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简单阐释为一种不曾间断的改进，直至现有的物种。进化过程也曾走进过死胡同，有时甚至将希望寄予一些奇特的看上去全无未来可言的新品种。我们的祖先与黑猩猩竞争的时期也一定遭遇过可怕的危险。还是别在“自然法则”中找理由为个人与个人间、团体与团体间建立在斗争之上的关系辩护了吧。
同时也不必再去从中总结什么道德意义或行为原则，即使“自然法则”说的是人们间的相互斗争，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依此行事。相反，人类天生的品性就是要努力摆脱自然束缚。自然没有给我们翅膀，我们却比任何鸟都飞得更快更高。自然只赋予我们可怜的几年生命时间，我们却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大大延长了寿命。就自然性而言，由于孩童的死亡率相当高，一般人的生命也就在20～30年之间。而今天在拥有先进医疗体系的国家里，男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0岁，女人则超过了80岁。到你们这一代，甚至可以想像人的寿命能接近百岁。这方面我们对自然进行了真正的“嘲讽”。我们绝不靠模仿自然来确定我们的道路。自然不懂未来，也没有计划，我们却一心憧憬着明天。即使自然唆使我们去争斗、去竞争、我们也没必要听它的。我们要自己选择共同生活的方式。
体育应该仅是提供一种思考“共同生活方式”的机会。真正的“体育运动”的内容与其定义中的规则的重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规则明确限定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让我成为运动者吧”意味着“一旦决定参与运动，我们的行为就要遵循所接受的规则”。脑中只想着本队的利益，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体育精神。将比赛看做竞争必然消灭其体育特征。竞争抹杀体育。体育活动中金钱的重要作用就是个很具说服力的例子。很多朋友指责我在世界杯决赛前夕某次采访中的表现，当时我提醒大家在为法国队欢呼狂喜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些球员拿着巨额的工资。事实是，赛后的报道透露出每位球员都得到了相当于50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奖金，这一消息也多多少少浇灭了观众当初的激情。
一些参与者的根本动机都被结果与收获之间的联系腐蚀了。几年前那位渴望当上马赛市长的人，他所遭遇的人所共知的经历便是个绝好的例子。
他的野心在我们这些民主国家是完全合法的。每个人都可以期望在普选中取得胜利。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个众人觊觎的位置呢？政治学家们给他的建议就是：给马赛一支能取得胜利的球队，因为这便是马赛人所期待的。怎样组建这支球队？向银行贷款，再从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最好的俱乐部买来最有效的球员。于是他采纳了这一方案。方案被认为是可靠有效的，球队节节胜利，他也因此大步走在成功的道路上。而当银行贷款再难以获得时，他仔细考虑，并得出一个完全严格的逻辑结论：对一个球员而言，很显然输比赢容易得多，因此买一个球员让他输掉比赛应该比买个球员让他赢得比赛要便宜得多。根据这一逻辑，我们这位人物于是出钱买下敌队的球员，指使他们输掉比赛。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行为被当做丑闻，他没能进入马赛市政府，而是进了一家监狱。我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件事。如果说买球员让其输掉比赛是不名誉的，那么同样是买球员让其赢得比赛却又是名誉的，这简直不合逻辑。
各俱乐部经理都在转会市场上购买天才球员，这一市场的存在本身便是体育运动精神遭到扭曲的表现，而我们甚至已看不出来这是多么的丑恶。在马尔泰·里夏尔下令取缔“青楼”以前，夏巴奈以及极负盛名的“一二二”（one two two）妓院的老板总是花大价钱买来新鲜货取悦顾客。这样的行为在公众的要求下，现在已经被禁止了。那么什么样的逻辑可以让我们接受巴黎圣日耳曼队或者马赛队的老板做完全一样的事呢？性换成了肌肉与反应速度：所买的器官是不同了，但其本质却毫无区别。既然马赛市长因此而遭监禁，那么所有买球员的老板以及所有接受被买转会的球员都该投入监狱，或许只有这样，足球才会重新成为真正的体育运动。
这也同样要求球员们不要再做“三明治男人”这一称呼形象地将身体前后都有广告的人比作三明治。，频频在电视上称赞某某品牌的体育用品，中场休息在商业频道也不该成为广告收费的高峰。目前所谓的体育，不过是广告的包装而已。在世界杯决赛期间，若把法国与巴西的对峙说成两支队伍运动鞋的赞助商的对峙也完全符合实情。决赛不仅是两支球队的光荣与骄傲，同时也是两家公司商业收入的喜获丰收。而球队一旦失利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使得作弊几乎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第三部分体育不是竞争（2）
体育与兴奋剂
在足球场上兴奋剂的话题一直被避而不谈，但自行车比赛则完全不同。禁用药品对身体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司法机关也不得不介入禁药市场。那么兴奋剂的使用从何而来？讨论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却不会最终得出结论：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服用促进合成代谢药物的自行车赛选手当然算是用了禁药，那么那些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训练的改善肌肉组织的选手呢？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使用一些人为的方法，一个人是不可能在几小时内翻过比利牛斯的四个山口、几天后又在阿尔卑斯山再创佳绩的。
法律必定要将各种人为手段分出类别，但其界线总是不明晰的。是否应该把禁令扩展到体育项目以外，例如禁止作家喝咖啡？因为巴尔扎克就是靠着大量的咖啡保持头脑清醒的。
兴奋剂的罪恶不能用药剂产品本身的自然属性来定义。关键要看使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使用目的是要赢得比赛，那么就算是禁药，否则就只是寻找个人自身的改善与提高。巴尔扎克不是服用兴奋剂，因为他并非为了超越司汤达，他只是与自己比赛。
在这样的定义下，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