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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始终认为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张作霖就应该对日本俯首贴耳、应该满足日本在东北的任何权益，不料却事与愿违。日本人越来越觉得张作霖是其侵占东北，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决定动身回老家东北沈阳。张作霖临走前，日本又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始终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爆炸内行都知道，这是一起计划周密的炸弹谋杀行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手策划了皇姑屯炸车案。直接出面策划这次行动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而幕后的策划者之一就是土肥原贤二。
那天晚上，土肥原贤二送走张作霖后，立即把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了日本特务机关，致使爆炸一举成功。
数日后，张作霖遗体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炮车上，几匹战马拉动着，缓缓通过了挤满观望人群的奉天大街。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同送葬的就有土肥原贤二。他一身素服，脸色显得沉痛。不知内幕的人不禁为之动容。
1928年，张作霖死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是个大佐，是个副官，但到了1941年，他的双肩却带上了大将军阶的带穗肩章，他的胸前挂上了许多金光闪闪的勋章，其中有在日本帝国最受尊敬的“磺宝”勋章和“旭日双辉”勋章。土肥原贤二的晋升速度，在日军中是罕见的。
土肥原贤二的飞黄腾达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换来的。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东方的劳伦斯
1928年以后，土肥原贤二一直以天津为中心，进行阴谋间谍活动。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活动，被人认为愈来愈代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军方。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军政界的地位也愈来愈高。凡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几乎无不有其参与。
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调到奉天任特别机关长。三年前谋杀张作霖时，土肥原贤二只是北京公使馆武官的副手。现在到了张作霖的老家了，土肥原贤二立志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东三省独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土肥原贤二是地地道道的间谍，可他表面上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特务那样凶恶，而是处处表现得“敦厚诚实”，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印象，以此迷惑人心。作为中国通，他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多是上层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日本茶道，只见宾客频频举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就在这种人声鼎沸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静静地举杯不饮。他竖起耳朵，仔仔细细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话，从中滤出有用的东西。就这样，各种情报好像是自动地跑到了他的手里。就连土肥原贤二的同伙也都对此钦佩不已。
1931年9月，由关东军和土肥原贤二特务组织策划的东北事变的阴谋准备就绪。1931年9月18日，随着南满铁路柳条沟的一声巨响，早已上膛的日军大炮，对准东北军大营猛轰。东北军来不及抵挡，被打得晕头转向，尔后又奉命撤退，拱手将东三省让给了日本。
土肥原贤二阴谋得逞，被日本当局扶上了奉天市市长的宝座。
1931年9月23日，土肥原贤二出席了关东军首脑小型会议。当时，日本关东军首脑对“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的前途看法并不一致，侵略者们为如何蹂躏中国人民争吵不休。土肥原贤二此时并没有急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多年的特务生涯使他清楚，此刻只有冷静的人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他慢慢地品着浓茶，若有所思地摇晃着脑袋。等其他人的争吵弱下去之后，土肥原贤二才开口：“我看不能再用旧瓶装旧药了，不能指望本地人，张作霖就是最好的教训；而我们自己来管理，国际上的麻烦又会很多，我们的视野放宽一些，用满蒙王族怎么样？”
土肥原贤二这一大胆又阴险的想法获得关东军首领的赞同。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被废黜以后，长住天津“静园”，坐待复位登基。日本觉得用清帝统治“满洲”，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溥仪手里无兵也好控制。日本统治者于是决心要把溥仪网罗到手。会议最后定出如下方针：“在我国（指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确定方针后，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离开沈阳潜入天津。他是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指派而去的，任务是：“扰乱天津地区，策动溥仪出走。”为此任务，土肥原贤二不惜让出奉天市长一职，足见其卖命之苦心了。
土肥原贤二那年才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就现出了松弛的迹象。他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当时溥仪正在天津“静园”作寓公，陶情于歌舞，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后，向溥仪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先解释日军行动，然后就煽惑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贤二对溥仪软硬兼施，并投其所好地鼓动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自己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
由于土肥原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溥仪开始动摇了。因为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只是溥仪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他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马上说：“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顺嘴答道。
“不，”溥仪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满脸带着极其迷惑人的微笑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考虑！”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么就请宣统帝仔细考虑吧，希望您能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土肥原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溥仪行了礼，就告辞了。
溥仪虽然嘴上答应土肥原考虑此事，但心里还有一些犹豫彷徨。
一天，他的侍从在别人送的礼物中发现了两颗炸弹，不禁大惊失色。随后，形迹可疑的人和恐吓信就不断出现在“静园”，使得溥仪十分紧张。
这时，土肥原贤二又现身了，他不失实机地对溥仪说：“炸弹和恐吓信肯定是张学良派人干的。您还是早点动身的好。”
其实，这些事都是土肥原贤二手下人干的。
1931年11月8日，在土肥原贤二策划下，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 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静园”封锁起来。在这番动乱的惊吓下，溥仪定下了去东北的最后决心。
溥仪就像一件走私货一样，被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偷偷地从他的住所运出。然后他又化装成日军军官，坐上日军的军车，来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乘一艘日本轮船逃出天津，以后才踏上“满洲国”的土地。溥仪到东北之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伪满洲国“执政”。两年以后成为傀儡皇帝。
这一番离奇的经历，完全由土肥原贤二一手导演，堪称他的“杰作”了。
策动溥仪做傀儡皇帝的成功，使土肥原贤二的“美名”传遍日本朝野。由于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所以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
劳伦斯是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大间谍。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谈“虎”色变
其实土肥原还有许多“杰作”，只是在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1932年热河战争的爆发、1935年5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11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他的失败大约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投身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日本吞并东北以后，土肥原贤二再次被内定为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与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关东军的势力扩展到长城以南。土肥原贤二也把其魔爪深深地伸向华北地区。日本特务机关为统一领导，将日本在华北的特务组织也划归土肥原贤二领导，从而大大扩大了土肥原贤二的活动区域。他肆无忌惮地放开了手脚，决定在华北大干一场。
1935年1月，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在大连召集会议，有坂垣副参谋长、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等重要人物参加，协商进占华北问题，并出动关东军部队讨伐宋哲元军队，迫使宋军撒出热河。1935年2月，土肥原贤二策动华北自治。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并要求殷“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土肥原贤二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也使他的肩牌换成了中将军衔。
1936年3月，土肥原贤二调回日本，担任了师团长。他已经不满足干幕后策划的事情了，日本侵华全面战争即将开始，他想统兵直接加入战争。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终于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
1937年7月的一天，在一个军用操场上，日军第14师团的官兵排列得整整齐齐。骄阳似火，烤得地面发烫，但是这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仍然笔直站立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已全面展开，这支日军部队就要开赴中国战场。此刻，他们要接受师团指挥官的检阅。
随着汽车马达声，一辆汽车驶来。停下后，从车上走下了一个大脑袋军官。他紫红的脸上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就是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站在大操场上，他朝自己的部下大声训话，要他的士兵到中国去建立“功勋”。而所谓的“功勋”，就是残杀中国人！
土肥原贤二的部队从日本大阪港登船，在中国塘沽港登陆，尔后即投入战场。他们先后攻占了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媒体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 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土肥原的凶狠行径令人发指。中国的老百姓纷纷称他为“土匪原”，人们对他简直是“谈虎色变”，甚至连几岁的小孩子，只要一听大人喊“再哭，‘土匪原’来了”，便不敢再作声，缩进父母的怀里，惊恐万状。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扶植“汪伪政权”
1938年6月，没等土肥原贤二过足杀人瘾，日本政府又将他召回国委以新任。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特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
土肥原贤二便再次回到中国。他原想在上海开展活动，没想到，国民党军队作战无力，连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都丢失了。土肥原贤二便决定把伪政权的所在地设在南京。
但让谁来充当伪政权的“领袖”，却颇费周折。土肥原贤二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日本便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他们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汪精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投机主义者，年轻时曾经积极追随孙中山，崇尚革命，在孙中山临终前他甚至比蒋介石还受器重，得到国民党内外的一致推崇。
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国时，汪精卫却堕落成一个大汉奸。他一再鼓吹投降理论，说什么：“不要拿起武器，日本三天就能打败中国。”
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不仅激怒了普通百姓，也激怒了国民党内部成员。在国民党六届中央全会上，装扮成记者的国民党军官孙奋民开枪打伤汪精卫。后来，汪精卫经救护又苟活下来。
当上海、南京陷落后，汪精卫立即为自己的投降观点平反。他又活跃起来，公开在大会小会上宣扬他的“抵抗无用”论。武汉的陷落更使汪精卫趾高气扬，拥护他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他重新被选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成了国民党内部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面对着汪精卫日益猖狂的活动，面对着复杂的局势，在美英盟军的影响下，蒋介石从个人利益和国际利益考虑，最终正式宣布：中国不投降。
日本政府一见拉不动蒋介石，便宣布：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这样一来，反而增强了蒋介石的抗日意志。
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府内也遭到了抨击。汪精卫见自己在国民党内再也抬不起头，索性撕掉脸皮，公开投靠日本。
土肥原贤二的特务组织在这期间极尽牵线搭桥之能事。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二号人物投奔过来，土肥原贤二当然狂喜不已。为了使汪伪政府得到承认，土肥原贤二甚至建议日本政府促使汪精卫“成立新的政府要行动迅速”。
“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