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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P77）……在这里，“语文”或“语词”的“暴力”助手角色被清晰定义而出——它们当然不是“屠夫”、“杀手”或“刽子手”，而是一群一直以来被我们忽略不计的“刺客“。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提及的疾病达数十种之多。肺痨，癌症，麻风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霍乱，梅毒，心脏病……假使如许可总括为“瘟疫”的疾病对患者本人来说已宛如伤口，那么，“隐喻”不仅是撒向那伤口的盐，还是一只将那伤口逐渐撕扯开来的手——这里的“撕开”相对于实际情形而言，是夸张，也是“隐喻”，即事实发生的情形并非如此。被文化承传滋养而成的有关疾病的庞杂“隐喻”谱系虽以“刺客”为本质，但它始终被遮蔽在无数几无破绽娇好自然面孔之下。它有俨然的正义之眼，匀称的道德腮红，虚幻的健康肌肤，乃至被上述种种整合而成的一种天赋权力之舌。而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全部努力即在于“摆脱这些隐喻”（P161）在桑塔格条分缕析地揭露了“隐喻”的凶残之至，细究了“隐喻”的隐蔽之深，穷尽了“隐喻”的伪装之妙。而在此之前，关于隐喻，一无所知之外，我们深受其害。扼要地说，即在“隐喻”俨然面孔之后，其实掩藏着诸如“健康=德行”
、“洁净=德行”等无数隐蔽的公式。而天下患者却大都被隐喻撵进了那些看似堂皇公式的反面——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标签后，他们的命运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的里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它们汇同集体想象，为天下患者凭空捏造了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使天下患者“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P113），不仅疾病本身成为一种“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惩罚”（P101），而且疾病之外那个庞大隐喻谱系更像一整套“恐怖故事”（P103），在天下患者的心灵上插无数不流血的软刀。我甚至想鲁迅笔下的贺老六的媳妇祥林嫂。这个联想让人心惊。它让人明白，在我们这里，隐喻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格式和更为悠远的传统。相比桑塔格所谓“穷尽之”的坚定而言，“揭露”或“批判”还远远谈不上。我们自己也还正与“刺客”共舞。
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用哲学轻抚亡灵
本书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展现了“西藏佛学智慧的精髓”。而另一个评论则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生死学巨著，一本最实用的临终关怀手册”。
这后一评价相信更多针对一般读者而言——因为临终关怀确是当代医学伦理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之一。
辉煌显赫或一贫如洗，人生的全部意义其实同样因为“死亡”而终止。面对死亡，用哲学轻抚亡灵从来不该空缺……当然，如你所知，它总是一再空缺。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3节 《战天京》
谭伯牛《战天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本书属历史研究专著，是今人对浩瀚史料的重新耙梳、整理、推敲、发现乃至推论或猜想。
打比方说，这种书像一道以史料为锅底、以观念为涮肉、以识见为汤水、以传说野史为辅料的一锅炖菜——其创造或刷新不在样式本身，而在观念与识见。
这些我都明白。不过，在阅读中，我偏偏是对诸如萝卜花、花生豆、香菜叶之类的辅料兴味盎然。
“相期无负平生”一节（P261）作者介绍曾国藩的“生挽”癖：“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
“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
在“战天京”一节（P182）中作者写到：“洪秀全是病死，而非自杀。曾国藩作这个手脚有什么用呢？邀功而已。杀敌立功，很有讲究：活捉最上（可以让皇帝享受宣布凌迟处决的快感），手刃次之（要能指名操刀者谁），其次则乱军之中拣得尸身（……尸体没有找到就一直困惑朝廷），最次则逼迫对方自杀……如果是病死，那叫受了‘冥诛’，军功无与焉。当然，‘贼酋’自杀也不能录为己功。但是，自杀都是承受不了压力所致；”贼酋“自杀，自然就表示我方施加的压力够大，我方攻势极为猛烈、极有成效，没功劳也有苦劳”……
这些细节固然有趣，但相对于本书审视晚清军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位量级人物的主旨而言，毕竟是些微不足道的零部件，但我却偏偏迷上了它们。这种避重就轻的阅读嗜好我分析无外两种原因：（1）不具备相关历史知识，用专业的话说叫，身在门槛外而非门槛内。好比一个全无国际政治常识的人当然无法去关系美伊冲突的真正原因，而只好起哄去猜测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得到了淋巴癌；（2）在阅读习惯养成过程中，阅读左道旁门口耳之学的报刊杂志过多过滥，而阅读专门化的经典名著甚为稀松……我发现这两点在我身上都有，一个也不少。这还真吓着我了。
本书作者“语言”可圈可点之处颇多。这一点被符笑汀在该书序言中表扬复表扬。符笑汀褒奖得并不过分，但少例证。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也是在“战天京”一节（180）中，谭与读者一起讨论吾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技巧之一“踢皮球”。而后，谭分析称：“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才能不偏不倚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在这段文字中，史料与史实与现代时空的转换其实只用了一个“球”——“助跑”、“摆腿”、“触球部位”这不到十个汉字虽则简单，但它在还原出了一个遥远模糊时空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同时，也激活跃了一台绘声绘色的政治搏弈。了得了得。
陶杰《无眠在世纪末》
文汇出版社
上海的旗袍还是解放前的手工好
在网络上，陶杰最流行的一篇文章是“张爱玲的另类年表”。在那篇仅有数百十个汉字的短文里，爱也浓酽，恨也浓酽，可其实作者未着一字。其中最妙的一个假设这样说：“1954年：加入中国文联，热烈拥护新中国，决心改造旧社会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文化部长周扬鼓励她要多写解放后上海的生活面貌，张爱玲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年完成中篇小说《南京路上的朝阳》（P209）”……
好多年前，宫雪花以其闪烁的身份以及高龄艳妇的“邪门”参加香港“亚洲小姐”竞选。在如此“蛇蝎式”智慧还远未普及到卫慧、九丹、璩美凤乃至杨二车娜姆的彼时，嗤之以鼻不仅是文化论者中的大多数，也是道德论者中的大多数。对此，陶杰的见解别开生面：“选美并不是选道德家”，“更何况是一场游戏，‘亚洲小姐’这个名称，其实‘政治正确性’先大有问题，何况香港一弹丸之地，选出的小姐就能代表亚洲？（《破格之谈》P269）”……
想想自从张艺谋成为国际大师后所有被其相中的新星无非巩俐眉眼的COPY件，也就知道流行文化所秉持的时尚专制并不比曾浩劫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专制更客气。于是也就明白在另外一篇题为“宫雪花的欣赏”短文最后，陶杰何以兀自一句：“我投宫雪花一票”！
尤其近一二年，尤其是在文学的康庄小道上，尽管秉持嚣张、野蛮行事风格，一队队文学女青年快速出炉、迅速成为光芒万丈的新闻人物，但其“蛇蝎式”智慧，仍为人诟病。可其实，如果并非评选道德楷模青年十杰，更需关注的，其实该是她们笔下句式、言中的态度、乃至于其大作斑澜细节中斑澜的泪光。
更何况，常常，包容他人之“蛇蝎”，其实也就是包容自己一样在所难免的“蛇蝎”——还是在“张爱玲的另类年表”中，陶杰假设张爱玲被评选为右派的原因是因为她居然说“上海的旗袍还是解放前的手工好”……如你所见，陶也足够嚣张。
田沁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作家出版社
挣扎就是逾越常情
那些不常常写字的人常常会写出很好的字……这是很多年的一个观点。这么些年过去，这个观点被不断出现的例证充实。我有点得意。最著名的例证是美国的伍迪·艾伦。他的文字好是因为他的职业既与文字有关，但又关系不大。最中国的例子就更更多。早在写作语词笔记卷一时，我即收入过田沁鑫话剧剧本中的文字：是树你就高高的，是江你就长长的……这个诗不诗文不文的句子那些以文字为生的作者、作家们写不出来。
书中收入多种剧本及访问，属于主题拼贴本。为了满足对句子的自我喜好，这样的书也只能一字一句看。其实一个人与一个句子也是有缘分的。没有缘分时，句子是过客，反之则是朋友，相互包容和激励的那种朋友。这种个人爱好很浅薄，我知道。
“喜欢一种生活，极至——幻灭。不是人间的颜色，找不着。极至不出去，幻灭也就可憎了。还是凑合做戏吧。”（序）“能瞬间集中到角色里面么，获得承认。人生最脆弱的时刻，脆弱到了茫然的时刻……请把你的灵魂扔出。我的戏都是要用灵魂来演的，是丢在观众席的，笼罩在剧场里的。”（P19）“年轻人实际不是被这利用，就是被那利用了。就是利用这种热情。……根除青年热情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窒息他们的正义感，迅速窒息，迅速管用。”（P121）“这场面令人痛苦，说不清是愚昧使他们认为制造着死亡，还是长期磨难造成的麻木令他们忘却了恐惧，总之，这群人在不自知地迫害生命。但是，生命是个顽强的东西，挣扎过程往往逾越常情”（P190）……
书中这些被一读再读的句子与我有缘。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4节 《图雅的涂鸦》
图雅《图雅的涂鸦》
现代出版社
那哭声，连火车都好像拉不动
李银河博士曾在很多场合夸奖其夫王小波的文字能力，大意说，在当代作家中，王小波的口语化写作，就算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有关于此，不管李银河真懂假懂，如是判断还算靠谱。
与如此靠谱相反，不少网友将“图雅”的文字认定为王小波被“雪藏”的“遗产”，有点儿过于离谱了。不过，它倒是从一个夸张的视角证明，众多网友对图雅文字端的确实欢喜之至……谁说只有演艺圈有扇子（fans）——在喜欢舞文弄墨人群中，一样也有……而当一个人成为扇子，其不理智、情绪化、大惊小怪，也便成为其最可爱之处——理智、克制、精细、逻辑，那是“精算师”，不是扇子。
图雅的文字的确以口语为佳，但说实话，图雅笔下的“口语”并不直接等于挂在我们嘴边的京腔、吴语、老广的喉音或唐山的卷舌——所以，确切地说，这里所谓“口语”所指，其实是经过改造、创造后的书面的口语。好多年前，好友从上海到单位探望，我不在。他们给我留字条，上面写：“兄弟我们来了，兄弟你不在，兄弟我们又走了”——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这段亲切“留言”可算典型的“书面口语”：它不是直接把口语记录为文字，而是暗含创造、改造的鬼斧神工——它保留了口语中熟稔的现场感，也对原生口语的枝枝蔓蔓、缺主（语）少谓（语）大动干戈。
有人说，汉语其实算一种“动词”艺术，其实，除此之外，汉语也是“书面口语”艺术——在这一点上，图雅的确表现过人：“到美国之后，我成熟了，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比如，人为什么生了两只眼，而不是一只或三只呢？我问同屋学生物学的小D，他为了研究进化论，糟蹋了不少时间，之所以没饿死，全仗着业余到高尔夫球场当捡球员。他听了我的问题，把臭哄哄的球鞋脱下来，扔到门外，说：‘这个我可不知道。’又补充说：‘眼少了没法治，如果觉得太多，我还是有办法的’（P127）”……
在如上文字中，动词的生动活泼随处可见——可诸如“生”、“糟蹋”、“饿死”、“捡球”等活泼的“动词”，其实同时也是“口语”。更加如“眼少了没法治”这样只有在口语中才会有的主语之“简省”，更是新鲜上口。如此等等与段首的“思索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之类绝对书面化的“俨然”也就形成对比，从而为整个段落陡添张力：它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破题的艰涩、突兀，又在一种自我与他我交互揶揄中，完成了对命题本身的意味深长的解构……而完成如上任务，图雅只用了百十来个汉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到的“书面”也好，“口语”也好，仅仅是个人爱好，没有强分孰优孰劣的意思。就算真要一决雌雄，也要说，二者其实各有其妙——只是我个人过去的一切让我更倾向于为“口语”叫好罢了。基于如此“不可救药”，我一直以为，假使论及通透与活泼，前者确实无法与后者抗衡。正如言及前者，图雅说：“有的语言，沥青似的，浓得化不开，读到嗓子眼儿就堵上了。嗓子眼儿不通过还好，弄一脑血栓就麻烦了（P207）”。
所以，如你所知，事实上我是在用那些潇洒、顽劣、一脑门聪明的“口语”与那种僵死的“书面语”比较。在《破瓮记》中，图雅写：“小混蛋（人名儿）最怕提他爹，那个拉三轮的老头子，真的跪求他去云南。我在火车站见过，瘦不拉叽，满脑袋灰白。火车一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好像下一站就是阴曹地府。小混蛋嗓门足有一桶粗，嚎得特突出。那哭声，连火车都好像拉不动的样子，一直到芦沟桥，才开得快起来（P90）”……如是“大下乡”
场面食指在其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也抒发过，不过与图雅所写完全不同。
第五部分 《再创未来》第45节 《再创未来》
托马斯·A·巴斯《再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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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个世界更合格的解释者
最初的智力挫败感产生于偶尔对科学家散文、随笔、言谈等等的关注。很久以前，读托马斯·A·巴斯的《再创未来》，卢克·蒙达尼耶（艾滋病病毒发现者）关于“艾滋病病毒”
意义的描述情理兼备，文采斐然——卢克·蒙达尼耶说：“文化的全球化造成了细菌的全球化……制造了艾滋病的文明完全可能制造出别的传染病，传染的媒介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媒介更可怕，更具破坏力”——这样的文字让人惊异莫名。
我印象更深的是，如上妙论或箴言从一位科学家嘴里说出，其效果事实上异乎寻常。我甚至以为，哪怕很多时候它们不过是科学家们的独白或呢喃，其精确与可信也远在文人墨客之上——而在那个所谓的文坛上，那些真正伟大透彻的文字反常常被忽略。
在《邮票上的数学》这本不厚的小册子中，我甚至读到很多在所谓大散文、大畅销、老经典中踪影全无的锋芒、机智与博大。就说“数学”概念，该书便试图改变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世俗认定：数字固然可能与财富为邻，但所谓数学之美与“前500强”或“首富”之类其实断然无关。
往通俗、庸俗上硬拽，都市人习以为常的手机号、QQ号、银行帐号直至富豪排行榜位次之类，也仅仅呈现着所谓数字时尚最表象的一面——你以为抱定撞大运心态、每周花十块钱买彩票、连做梦也在空手套白狼，你便位居数字化时代？
该书作者罗宾·J·威尔逊为英国开放大学高级讲师，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