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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都市生活教我们学会狡猾，人和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伤害。于是，我们常常缅怀失落已久的童年，也只有童年是不容记忆篡改的。它像个刚告别子宫的婴孩，骨子里散发着干净清朗的气息，在早春的阳光下含泪带笑。
一直以为，在八十年代，迷恋巷战的孩子是迷途于人间的天使。他们狂热地舞动着双手，挑着棍棒在空中劈打，口中念念有词，变形的人声响彻逼仄的小巷。武器自然是随手拈来，脱毛的扫帚，折断的竹棍，连居委会大妈的小红旗都能派上用场。他一个左勾拳，我一个回马枪，扭着屁股墩儿，自我满足，咿咿呀呀。闹腾得厉害了，连巷尾龇牙咧嘴的公狗都进来撒欢，吓得一帮小毛孩蹬起两脚丫子猛跑。战斗嘛，就得划出个道儿，讲究些江湖规矩。你扮齐天大圣太久了，得换个角色，孩子头就颐指气使地打发你演个半夜三更偷鸡的周扒皮。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小不点，被分派饰演忸怩的摩登女郎。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偷偷摸摸地从家里揣出两个蒲坨子塞到胸前，还故意细着嗓子翘起个兰花指，朝你脑门上一戳，乐得我们在破席子上猛打滚。可是我们吵得鸡飞狗跳的，就会引起一些老阿婆的不满，她们故意作出一脸愁苦状，倚在门槛边骂骂咧咧。这老人家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指望她干吗呢，就像下雨天里揍小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童年就只有一次，也不能光打巷战啊，我们得把那些易碎的激情提炼出来。也幸亏那时候有了街机，我们就这样，一头扎入了火热的生活。记得古龙曾说过，解决事情最古老的方法是用拳头，而那时街机最流行的就属格斗游戏，真正是靠双拳打天下。任天堂在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玛利奥》和《ＤｏｎｋｅｙＫｏｎｇ》，它们可算是动作类游戏的佼佼者。但《街头霸王》一出，天下谁与争锋！在《街霸》中，有速度高，招式利落的春丽；有样子丑陋，但速度惊人的Ｂｌａｎｋａ；有昂藏七尺的摔交高手Ｚａｎｇｉｅｆ；有深谙瑜伽之术，手脚能够随意伸缩的Ｄｈａｌｉｍ；有招式豪迈，发型超酷的Ｇｕｉｌｅ；还有日本的相扑高手本田……我们晃着手柄，豆大的汗珠甩落下来，一个王者的身影在眼底飞驰纵横。那会儿一个币只要两毛钱，我们这群穷孩子可真是欣喜若狂，五毛钱往收银台上一摔，装得像个脑满肠肥的大爷。游戏厅里往往机子少高手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全是人。我们这些小孩子被惹毛了，耍赖的功夫都用上了，你不让我玩我就跟你死嗑，最终都能杀出条“血路”来。想想当初的疯狂劲儿可真是惹人爱，人就那么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了！
可是，也有段日子口袋里实在掏不出个钢蹦儿，我们就自己去找乐子，跑到广场上去跳霹雳。那时满大街流行着迈克尔·杰克逊，一伙人瞪大了眼睛看他踩着月球步向后滑过电视机屏幕……经常有些女孩子穿着宽腿牛仔裤和绷得紧紧的上衣招摇过市，男孩子们则穿着运动衫或当时还少见的Ｔ恤衫，露出肌肉，炫耀他们的身段儿。我们晃着通红的脸，双腿劈着叉儿，在嘈杂的广场上欢呼而过。我们自伤却又自恋，果敢地呐喊着，在荷尔蒙的海洋里，展示着我们的欢乐和苦痛。刺耳的音乐，癫狂的人群，火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大家对着天空伸出了臂膀……
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这三段式就是城市生活的血肉，它们可能不够惊心动魄，但我们却真切地知道，自己是怎样平凡而勇敢地生活过。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
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书摊
回到八十年代，我们也许都还是些孩子，正在发育和懵懂地成长。大家身上缺少的是现代精神，每天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算计着一日三餐的伙食。小孩们连看一场电影都是很奢侈的事，所以，我们所谓的精神食粮就只剩下摆在街头或者蜷缩在旮旯里的书摊。
守摊儿的多半是个老头，面容干瘪，手上一圈儿老年斑，身上还漾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摊底用发黄的塑料薄膜垫着，要不然揣几个敞开口的纸壳箱，大大咧咧地摊在地上，杂七杂八的书就像些没喂饱奶的小孩，光着膀子满面尘土地躺在里面。
那书摊儿倒像个膏药铺子，“阳春白雪”和“文化垃圾”比翼齐飞，只要你想得出，啥货色都有。老爷子半眯着眼睛，咧着嘴儿，坐在摊边招揽顾客。他倒是不着急，晃悠着两腿儿，守株待兔般，等着你自投罗网。
我们自然是不能抵挡这诱惑，两毛钱在手心里攥出了汗，趿着双拖鞋屁颠屁颠地把钱递过去。在预备好的小凳子上坐定了，大家伙儿便任着性子一溜儿地翻找起来。
那会儿的书摊可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高雅的《读者文摘》跟媚俗的“大腿”杂志比肩；严肃的《呐喊》《彷徨》等入世的作品和多样的养生无为的册子同台；国内外经典名著共俏，散文诗歌小品齐名；证券、股票、集邮指南，底下还搭了本新武侠小说；在书摊上既可以翻出大部头的哲学原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也有充斥着色情、凶杀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下流货色。
当然，咱也就小老百姓一个，山珍海味消受不了，就到这小地摊上打打牙祭，消遣消遣。有人笑谈，物质的食物有高低贵贱之别，燕窝鱼翅之类，尽可以登堂入室，大饼油条则见于街头小摊；精神的食粮也莫不如此，进入艺术圣境，我们见到的是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思想，而徜徉街头，我们亦可见精神上的风味小吃：地摊文学。
不可否认，书摊里流淌着许多无聊和猎奇的文字，如“无头女尸案”、“拐骗妇女案”、“大贪污受贿犯某某秘事”……可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它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纯粹的。
而且，那价格也是便宜，花两毛钱坐一个钟头，就算你磨蹭一下午，那老爷子也顶多一笑而过。书刊杂志可都是打五折的，如果你舍得磨嘴皮子，出手的钱还会压得更低一些。更打紧的是，蹲在街头看书，可以边看风景边享乐子，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迎面走来一个穿绣花对襟短褂的女子，几个小人儿会傻呵呵地低着头，红着小脸评头品足一番。
不过，最好是别下雨，那滋味儿可不好受。老头儿会焦急地抡几片破麻袋没头没脑地罩下来，在雨水的“滋润”下，他脖子上的肉刺纤毫毕现。我们自是抱着脑袋四下逃窜，脸上满是怀念的表情。那老人家可是怪可怜的，顾得了这头又抛不下那头，本来就旧得脱页的书全“泡汤”了。我们在屋檐底下耷拉着眼皮，扬着小脸儿假装很忧郁地看着天，没劲透顶。终于撑到雨过天晴了，大家又欢欢喜喜坐下，放开了喉咙哼两嗓子，继续翻看起被雨水打湿页角的书来。
我们不熬到吃饭时是决不舍得走的，当母亲们手执短鞭的身影出现在街头时，大家才乖乖地作鸟兽散。回过头去向老爷子挤出个鬼脸，看着书摊和他单薄的身子，一起消融在淡淡的夕阳里……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
八十年代祝福的方式——写信、电报、明信片、点歌
在八十年代，车站里送别的哥们儿常说，嗨，到了家就给回封信。而现在他们会说，到了就给一封“妹儿”。那时，写信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想念了，疲累了，需要倾诉了，就洋洋洒洒地写下来，再塞进邮筒寄出去。在八十年代人心里，白纸黑字意味着一种承诺，拿起笔时哪怕片言只语也要字斟句酌。心境与现今看电邮时大不相同，笔尖落纸留下的每一线条都是心灵的跳动，书者的气息与体温也随之附于墨香。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体会，那些书信寄出后甜蜜的思念和焦急的等待，还有收到久盼的书信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与喜悦。那时，我们常手持素笺，一遍一遍地细读其词句、咀嚼其内容、回味其含意，悠长的欢乐在心底儿化开去。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即使爱得焦头烂额也不会静下心来写信的时代，年轻一辈将会迷恋键盘超过迷恋笔杆，他们擅长用高科技去获取成功——包括爱情。而那些十多年前迷恋书信的孩子们，早就学会喝着清茶坐在电脑前，倾诉自己的思念。
而如今电报也是可怜得要送入博物馆，快要绝种的物什。那天偶然看到一条新闻，大陆发往澳门的电报由初始的浩浩荡荡锐减到现在的每日一封。这时代变化可真叫大，让人骑驴打马都追赶不上。那时的电报是按字儿给钱的，发的当口得左算计右估量，生怕一不留神多打了两字，可别让人给赚大了。说白了，那会儿就是穷，没钱，换到现在谁还有那工夫瞎计较。看过最经典的电报是这样的：“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那可真叫绝啊，汉代的《两地书》给盗版成那样，那种当时还很奢侈的东西，是最能拍合心上人的温情感动。电报里因为字字珠玑，吝惜笔墨，收发的两个人常常像在玩猜谜或者打双关语游戏。面上一层意思，底下儿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双方一来二去地周旋。也幸好这样的时日并不久长，在现代通信工具的胁迫下，电报迟早会变成故纸堆里的古董。
要说那时祝福的方式，自然少不了那纤细颀长的家伙——明信片。现在只要我们手指轻轻一点，各式各样的电子贺卡便立马在网路上漫天飞。如今不是讲究注意力经济吗？那花花绿绿的电子贺卡倒是挺能抓牢我们眼球的。不过，脑袋随着电脑屏幕晃荡的同时，却少了当年那份心情。呵，套句书面语，那可真叫往昔不堪重提，怀旧而来的伤感只能留给后人咏叹了。又想起，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兜里都揣着好不容易从父母手里弄来的钞票，欢欢喜喜地奔到街上去买明信片。那么寒的天，冷得人都能掉泪的，却还在一张一张的翻捡，想着那个除夕夜能收到它们的人，心里就似藏着一炉火。也有的实在拿不出钱，就握住彩笔自己动手在硬纸板上绘，一笔一划，思念之情不绝于缕。那一刻，我们潮湿的心情被一种热切的希望鼓舞着，明信片成了牵扯彼此唯一的红线。
对了，“送祝福”还不能落下了电台点歌这事儿，在那个电视仍不普及的年代，点歌自然是我们袒露心事的首选。很多时候，明知对方听不到，还是怀抱着一点小奢望，忐忑地把沉甸甸的祝福送出。而你所祝福的那个人，可能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帘背后，也可能在某个繁华街道的深处。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会在这城市的一个角落，倾听着空气里飘飘悠悠的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停下来，感动得无以言表。不是有人说吗？生活就像一桌家常晚餐，沾满了油烟味儿，但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总会找寻到一个倾诉的渡口——比如点歌。当那些清丽如斯的歌声和祝福，从老旧的收音机里飘出来，我们柔软的神经，顷刻间便被它俘虏了。
昔日各种祝福的方式，在现代化通信的压榨下毁了旧模样。如今的人们一离开电脑和邮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一天不摸键盘就活不下去。就像那歌中所唱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世界改变了我们？！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
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赖宁
那是一个五四青年节前夕，一向低调的张海迪上了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有人问她，如果你能站起来的话，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说：我想我试试跳舞，真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最大的愿望。虽然我这么多年没有跳过舞，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生命的舞蹈，我想生命的舞蹈可能比现实的舞蹈更美丽。
这就是张海迪，一个在八十年代声名显赫却有血有肉的人物。她也和常人一样，为了短暂的快乐，愁苦经年。她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即使前路是荒途险滩，她也没有停止过歌唱。
张海迪三分之二的躯体没有知觉，还得了大面积的褥疮，但她还坚持着写作，一次次扼紧着生命的咽喉。
她曾被誉为“当代保尔”、“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典型。她生活不能自理，却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１６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除此之外，她还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坚持！
如今，张海迪已经快五十岁了，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迈入了沉稳的中年。她自豪地说，我很痛苦，但我一样可以让别人快乐。而有谁想过，这个八十年代的楷模，曾是多么艰难，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她第一次听说自己得了癌症，甚至感到欣喜，她想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了。她曾说过——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死亡。但是，在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之后，她却活了下来。这，就是一个奇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记住十多年前的另一个精神偶像——赖宁。无可置疑地，这个只活了十四岁的少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
１９８８年，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跑到山上，挥动松枝奋力灭火。高达二三十米的火焰，狂烧猛窜，赖宁和他的伙伴却一次次地冲向火海。这时天色已晚，现场指挥救火的县领导，命令用汽车将参加救火的学生强行送下山。赖宁、周伟、王海等同学也被拉上了车。在车上，有人遗憾地说：“唉，今晚看不成电视剧《再向虎山行》了。”赖宁却风趣地说：“那我们就再向火山行！”一车人都笑了。山间的火势越来越猛，烧焦的枯枝败叶在火焰的冲腾下漫天飞舞，发出噼啪的爆响。天黑了，山陡路滑，风助火势，野火更猖獗了。“我要下去，我要下去！”赖宁跳下了车，王海和周伟也跟着跳了下去。三个人手拿松枝，又一次去迎战烈火。山上的狂风左一股，右一股，撩拨得火焰东奔西窜。９点钟左右，天全黑了。赖宁、王海和周伟三个同学被大火截住了退路。忽然一阵狂风刮来，把离他们１０多米的一片大火呼地吹到他们身边。风向一变，赖宁就和同学们失散了。赖宁独自在火中向山上攀登。他的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
大火终于扑灭了。３５００余亩森林保住了，卫星电视转播台和石油公司仓库都平安无事了。１４日上午，人们在海子山南坡的过火林带中，发现了赖宁的遗体。他，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额头靠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撑着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
其实，赖宁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英雄，他更是一个孩子。他只是亿万个普通少年中的一员，“对生活充满热情，个性和好奇心极强，酷爱读书和探险，喜欢恶作剧，内心又隐藏着某些痛苦”，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却影响了中华大地上一亿三千万的少年。
在赖宁去世后的二十年，社会一直没有停息过这样的讨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无论发生何种灾厄，都要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假如，那只是精卫填海？假如，那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生命的陨落？
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任何无谓的牺牲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扛起一个时代的重任，懂得道义与担当，使赖宁身上的光华一代代薪火相传，让他的精神在烈焰中永生。
也许，这终究是个告别的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旧有的生活秩序，就连英雄本身，也因为太重的神话色彩让人无法留恋。但我们还会珍藏曾经有过的感动，那些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像一幅幅沾染过时代芬芳的老照片，褪去了崇高，却依然是真实无比。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
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压岁钱、年夜饭、看春节晚会
过年可真是孩儿家的盛宴，不仅一年来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口袋儿都连带着沾了光。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哟，小孩子可真乖巧伶俐，来，红包拿好，快快长大。”这当口儿可是最见小孩家的功力，他会装出忸怩的样子，不情不愿地摆着身子。当大人的立马就急了，你不拿可不成，过年过节的，得有个好兆头。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推挪挪，一来二去的，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