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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约也是发生在这一年里。中国足协召集全国体育新闻单位开会，会中都议了什么不十分了解，但知道给各新闻单位提出了很多要求，或许是上级指派了足协干这件事，但无论怎样足协干这种事是贻笑大方。足协的职权范围从未听说可扩大到管理舆论界，足协是管踢球的，它应该受到舆论界的监督，如今反过来了，足协监督了舆论界。而新闻界真的就老老实实接受了监督。其实中国的新闻界已经非常老实听话，批评足协的事很少发生，顶多大捧小骂，但还是让足协不满。中国足协领导居然敢当面指名道姓斥责一家专业报纸“添乱”，而这家报纸居然屁也不敢放一个，散了会也只敢抱怨“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足协领导不是党中央也代表不了党中央，这么干确实有点“定位”不准，把自己看成老子天下第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一个国家和政党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有面对尖锐批评甚至辱骂的勇气和心胸，否则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和信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体育项目的专业组织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有记者写了《中国足协十问》，结果这家载文的报纸就得检讨，写文章的人就要穿小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体育协会简直成了衙门，这种情况十分不正常，和日益民主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我只能说是中国足协自己误会了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把自己定位成了一流的党和政府。真有必要就这些事咨询一下国务院和国家政策办公室，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足协在中国的政治中到底是哪种角色。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三部分从几件事看决策的非理性随意性（2）
我们不会否认中国足协为足球的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但也必须看到这种努力会常常前功尽弃。
我很难看清深层的原因，但具体事件折射出来的意义还是让我对这些决策者们深感失望。他们似乎经常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经常出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法规，也经常用权力嘲弄自己的政策，还经常比一个外行还要外行地总结和规划。形象些讲，中国球迷所面对的是一群有阵歇性狂躁性精神病患者：你无法预知他们什么时候会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
据说中国足协自1997年开始召集了各俱乐部老板会议，当然是讨论中国足球的发展大计，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中国足协的主席肯定要讲话，他居然不清楚中国的甲A联赛有几支球队。他说了8支，然后又觉得有差错，“是8支吧？”他问。常务副主席小声回答：“12支。”如果是在英格兰或者西班牙，的确不好记牢，今天22支明天18支后天20支，弄得谁都难免出错，当然足协主席可不敢出错。但中国的顶级球队实在太少，而且12支球队存在了许多年，当然中国足协换届的时间很短，才刚刚四年。
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些突然。干足球的人有些担心为打世界杯停联赛会有坏处，足协主席很生气，说什么联赛不联赛，一切为了世界杯。于是就这么定了，联赛一停就是六十多天，各俱乐部受到的损失很大，国家队也没能进世界杯。这与后来的“定位说”很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只表明了决策者在对待足球上存在着过多的足球之外的东西，它有意无意间伤害了足球。
第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海埂春训采取军营方式，有军警站岗，还有军犬护院。足球拒绝记者的介入，更不允许球迷的介入。于是在海埂差不多天天演出闹剧，今天记者和门卫吵架，明天记者被驱逐，后天有人被短时间拘留，大后天新闻无新闻。这种事情确实有些离谱，足球拒绝新闻界的理由似乎是担心球员训练受影响，真不知道我们的球员在足协官员的眼中是些什么东西，难道球员真的就这么幼稚？事实上是管理者的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足协对新闻界的警告和惩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我知道党中央大约不会提倡足球成为独立王国。
第四件不可思议的事一直在发生：12分钟跑测试。这么干的结果是每年的春训变成了田径训练，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1997年春训的每天一个万米跑。马俊仁听到男足通不过12分钟跑非常震惊，他说踢球的12分钟跑不了3200米还怎么踢球？我的女队员也比他们能跑。在这里我想告诉中国足协，足球场上的跑真的和田径场上的跑不一样，前者无氧跑动更多，后者有氧跑动更多；足球运动员对短距离的冲刺奔跑要求更高，对柔韧性和突然性要求更高更强。洋外援中的绝大部分都对这种测试表示惊诧，也表现出十分的不理解。虽然韩国人特别看重体能训练，但韩国前辈崔殷泽也同样对中国足协的12分钟跑感到莫名其妙。国内的足球人对12分钟跑大呼头疼，但中国足协的命令还要执行。整个海埂基地倒也热火朝天，但足球运动员却在向马家军学习每天一个万米跑（马家军是一天一个马拉松，海埂还需要加量）。哪个球员跑不动了，走也要走完一万米；哪个球员缺了课，俱乐部也要一起受罚。技战术的事迟些再说，一切为了体能测试，如同一切为了世界杯。结果是几十天的大好春光就这样跑掉了，职业联赛几年并没有使球队的技战术水平得到几多提高。
第五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不早不晚的时候。大约是球员挣钱挣得猛了，中国足协没有和出钱的俱乐部打招呼，几个人核计核计就出台了一项法规，搞了个工资和资金的限额。制定好了才想到征求老板们的意见，据说当即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足协可从来不管别人反对不反对，它决定的事死活也要做。于是文件照发，于是各俱乐部根本不执行。足协弄得满脸灰土，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搞得低下。其实很明了的事，足球已经进入市场，一切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情。哪家俱乐部也不愿意多花钱少办事，但球员资源有限，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就成了不能避免的事情。这就如同艺术品市场，全人类就一个毕加索，他的画由几十美元卖到几十万几百万也就顺理成章，据说他的一幅画在今天最多能拍卖到六千多万美元。如果有一千个毕加索，很显然卖不到这么吓人的价钱。中国足球现阶段的球员价格肯定偏高，但只有在好球员多起来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用法规形式搞硬性规定，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规律，人家不能明着反你，但私下里我行我素就成为必然。各俱乐部要对自己负责，它不可能为了执行足协的疯子原则而毁了俱乐部的基业。你足协张开嘴巴就说了，让俱乐部跟着倒闭，除非哪个董事长也患了同样病症才会照办哩。类似这种说了不做或说了没办法做的事情很多，但足协一直没能让自己理智起来，于是它的威信和可信赖性一天不如一天。到了'98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发生过的许多荒唐事，中国足协真的是人提人骂不得民心了。
第六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约也是发生在这一年里。中国足协召集全国体育新闻单位开会，会中都议了什么不十分了解，但知道给各新闻单位提出了很多要求，或许是上级指派了足协干这件事，但无论怎样足协干这种事是贻笑大方。足协的职权范围从未听说可扩大到管理舆论界，足协是管踢球的，它应该受到舆论界的监督，如今反过来了，足协监督了舆论界。而新闻界真的就老老实实接受了监督。其实中国的新闻界已经非常老实听话，批评足协的事很少发生，顶多大捧小骂，但还是让足协不满。中国足协领导居然敢当面指名道姓斥责一家专业报纸“添乱”，而这家报纸居然屁也不敢放一个，散了会也只敢抱怨“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足协领导不是党中央也代表不了党中央，这么干确实有点“定位”不准，把自己看成老子天下第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一个国家和政党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有面对尖锐批评甚至辱骂的勇气和心胸，否则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和信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体育项目的专业组织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有记者写了《中国足协十问》，结果这家载文的报纸就得检讨，写文章的人就要穿小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体育协会简直成了衙门，这种情况十分不正常，和日益民主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我只能说是中国足协自己误会了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把自己定位成了一流的党和政府。真有必要就这些事咨询一下国务院和国家政策办公室，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足协在中国的政治中到底是哪种角色。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三部分从几件事看决策的非理性随意性（3）
不许回传球给守门员的规定、比赛多球制的试行、扩大球门的动议、脚发界外球的尝试、双主裁判的建议，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我们既然要服从国际足联的指导，为什么不能学到一点国际足联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呢？更主要的，这种思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完全一致，都是用“实事求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指导的工作作风。我们可以说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不可以说违反职业规范的做法更适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新时期的中国从来就不拒绝外来的好的和先进的东西，从来不赞赏自毁前程的借口和措施。
身为一个中国作家，我虽然并不满意中国的前进速度，但我深知一口吃不成胖子的朴素真理。相比较而言，中国足协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怎么辩解都不能摆脱落后和缺乏知识的嫌疑。一个担负着世纪使命的体育组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一项运动都只能是一个国家使命的组成部分，而这个部分又不能混同于政治和国体，它只是一个公众性团体。因此这种团体的领导者也只能在公众的推举中自然生成，甚至国家体委也没有理由指定由什么人担当领袖。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但不是说我们因此不要民主。记忆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但中国足协的领导机构连这个过程都省略了。所以我才说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并非由业内人士中的最优秀者构成。最近足协说马克坚是优秀的实干家和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只是足协官员的看法，至少球迷们不那么看。我并不认识马克坚，和他没有丝毫个人恩怨，但从他对国家级裁判黄钢的袒护上还是觉得让人讨厌。当然，我的好恶并不说明马克坚不称职，我只是说马克坚也同样不是业内人士推举产生的官员，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主任主席没什么两样。
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政治经济变革，体育界在这方面给了全世界一个全新的印象。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足球界的形象呈不如以往的姿态。我们在排球篮球以及其他球的世界性组织中都占据了很有力的发言位置，唯独足球经常受气。许放先生逝世之后替补亚足联副主席和争办亚洲杯主办权，都给我们留下了羞辱的回忆。足球界一些人把这个归罪于国家贫穷，但我却以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足球越来越远离了亚洲强队的行列，更直接的原因是现任足协的官员们缺乏国际公关的经验、学问和能力，有时候有关人员的气质和风度甚至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交际效果。我看电视，从电视上见过足协主席及其下属，我注意到这些人的面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绷得紧紧的，目光很少直视总是躲躲闪闪；说话要么嗯啊断断续续很沉思费劲的样子，要么捧着稿子平平淡淡地读，中间也还改不掉“这个这个嗯啊”。这种样子的确有点让人害怕，没有丝毫搞体育的人特有的那股子热情、率直和活力。马克坚或许是个例外，他有活力也有脾气，但却表现得不是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他红头胀脸反击外国教练替中国裁判翻案，非常爱国主义的模样。好歹他有勇气直接面对亿万球迷说话，总算是一种体育风度吧。
足协只会家里横，一登上国际舞台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没理由嘲笑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职业历史只不过是运动员，并没有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会讲英国语并不是学问的标志，现在的孩子也有许多会讲英国语），改革开放对文凭有了要求，于是很多人都拿了文凭。我在一所专科学校当过教师，并且给干部专修科的干部讲过课还当过监考官，我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拿到文凭和为什么拿文凭的。我猜足协官员的文凭至少和周明一类教练员的含金量大不相同，在足协官员中大约找不到周明这样的知识型人物，也很难找到陈运鹏这类学者型前辈。中国足球界文化层次普遍不高，中国足协应该是很典型的部门，因此他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最后自己也稀里糊涂就不应该让人奇怪了。如果中国足协早日认识到没学问对自己对足球的坏处，就应该尽快充电，尽快把精力多放一些在学习上。可怕的是心里知道这一点又不肯承认，更可怕的是武大郎开店一茬不如一茬，中国足球恐怕真的没有翻身之日了。我不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我也不怀疑他们的所谓经验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也正是这些过时的东西给足球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中国足协当真到了考虑自身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业外人士，我认为中国足球必须由一些真正充满改革热情的有才华之人去领导，必须由一群懂得现代足球规律的人去统帅，必须有一批把足球放在首位把球迷放在首位把自身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构成核心。足协不仅仅是管理机构，更是研究院、情报站、联合企业……所有这些，靠老一套肯定无法达到，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构成。
本届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后中国国家队在金州搞的那个见面会，更让我感到中国足协是多么需要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最后一场比赛结束还不到24小时，王俊生就拿出了洋洋万言的总结，体委官员报功般地跟全国球迷说王俊生和戚指导几乎一夜没睡。我当时想，如此漫长如此多变的外围赛，国家队每场比赛都有非常具体的东西，失败和成功都有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原因，况且从小组赛到十强赛都忙得不可开交，你王俊生难道在比赛之前就写出了总结报告不成？除非王俊生是旷世天才，否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在赛后的第二天就能拿出如此全面如此深刻的总结来。看完整个见面会我才感到了受骗，这只能表明中国足协并没有诚意，只是为迅速平息球迷及舆论界的不满而采取的对策。这的确让人心寒，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却装得如此庄重？怎么可以如此虚无缥渺却扮得实实在在呢？我只能说这是一些对中国足球并不负责任的人，只能说这是一些关心自己的前程超过关心中国足球前程的人。当我们批评球员不敬业的时候，我们赞同了足协的许多想法，比如体能测试，比如严明纪律……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足协的一些官员不敬业，他们比起球员似乎更应该受到惩罚。我们首先需要敬业的人去搞足球，当然更需要领导搞足球的人更加敬业。据说中国足协最近要召集国家队教练组成员进京总结，我于是更加疑惑金州东方大厦的那个场面。新的总结肯定不会推翻王俊生的结论，肯定要在“定位说”的指导下进行，那么这个新的总结又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净干一些这种没头没脑没思想的事情，什么都随便说随便搞就搞了，这种工作态度和方法怎么能够服众？怎么不让人对中国足球的前景愈发忧虑呢？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三部分又见王健林（1）
大连这一天下了雪，但它们在空中差不多就融化了。大连人说这一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必须穿上厚毛衣才抗得住。我和建法住进了万达国际饭店，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差些，主要问题肯定是那扇大转门转动起来非常吃力。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