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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山旺在江西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留影即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淌到地下。哪怕你再困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在烈日下干活，汗水更是不断地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涌，水刚喝下去，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了出来，湿透了衣裳，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所以，干活时大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布尿素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并戏称为“五七战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靳山旺在“五七”干校劳动了整五年。靳山旺百思不解、痛苦彷徨，他实在不理解自己何以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冲击的对象，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从来没有提出抗诉，为自己叫过一声冤、喊过一声苦，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已从心里看清了江青一伙的真实嘴脸，明白了他们要借“文化大革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一想起含冤九泉的王良恩等一大批领导与战友，他的心绪更平静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让历史与事实洗刷掉蒙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靳山旺当时的分析与判断：尽管王良恩在1973年被江青集团定性为“反党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很快就为他平反昭雪了；靳山旺也终于在1981年获得平反，回到家乡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进贤县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时干校有规定：凡是劳动改造，两年才能回家探一次亲。所以，靳山旺在1975年，才获准回北京探亲。这一天，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靳山旺带着自己劳动的成果，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但是，心中装着宋庆龄的他在中途路过上海时，特意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着宋庆龄，怀念着当年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那五年幸福的日子，并同时为自己当时少不更事冲撞宋庆龄的往事深深地愧疚着，为老太太的健康担忧着，被她的政治命运牵挂着。
身材魁梧高大的杜述周以前见过靳山旺，所以，二话没说就把他迎进了主楼，示意他可以上楼去见宋庆龄。
宋庆龄刚起床，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她穿着一身睡衣、趿着一双拖鞋，甚至银白的头发还有些凌乱。八十二岁的高龄与多种疾病的困扰纠缠，使她显得有些老态、身体臃肿，甚至连面部也有些浮肿了。
“宋副委员长。”望着行动举止已有些迟钝的宋庆龄，站在门口的靳山旺刚喊出这么一声，便喉头哽咽、视线模糊了。多年不见，老太太竟变成这样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哪！靳山旺一阵心酸，挎着大包小裹站在那里怔住了。
“大炮？呀，大炮，侬来啦！快进来呀。”宋庆龄缓缓地从沙发上转过脸，并用双手用力撑住沙发扶手，努力地往起站。靳山旺见状，连忙踩着地毯走进卧室，伸手按住了老太太。
“别别，您别站起来，快坐下。”
“哟，还带这么多行李？”
“这些是我亲手种的花生等江西土产，带来一些给您尝尝。这些是我的衣服用品。”
“这么说，侬还没回家？”
“没有。”靳山旺实话实说，“因为我想侬，就先来看侬了。”
“侬这个大炮呀，还是那个脾气。”宋庆龄显然感动了。
“在江西吃苦了吧？”宋庆龄眯着一双老花眼，笑吟吟地端详着对面的靳山旺，“看看，人都黑了、瘦了呢。”
宋庆龄的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靳山旺的心坎上，触动了他的心事。顿时，他鼻腔一酸，两眼竟蓄满了泪水。他好像一个在外受到别人欺侮的孩子刚回到长辈的怀抱里似的，满腹的委屈与冤枉，使他有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但为不使老太太看了见笑，他强忍着偏过脸，不让泪花流下来。
“哟，老坚强的一个人，哪能现在变得这样娘娘腔了？”偏偏宋庆龄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像以往那样与她的爱将开起了玩笑。
这时，兴宝端着刚沏的一杯绿茶走了进来，老同事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与寒暄，不在话下。
这天上午，靳山旺与宋庆龄说了好多好多的心里话，使他感到这是他自结识宋庆龄以来两人说得最多的一次话，就连后来留下来与宋庆龄共进午餐时，他们还絮絮叨叨地互相叙说着。在这次长谈中，宋庆龄也毫无保留地把这么多年来家中发生的一切乃至她的心里话，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靳山旺。在提及家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折腾时，她甚至叹着气，几次不无嗔怪地埋怨靳山旺说：“大炮，当时侬要不走留在这里就好了，我也不会受那些惊吓了。”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6）
菜依然是那么几个家常菜：雪里红烧鲫鱼、炖鸡蛋与一碗罗宋汤，但为欢迎靳山旺的到来，这天，宋庆龄还特意令钟兴宝开了一瓶葡萄酒，他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就这样促膝对酌了好半天，直到饭菜都凉了才离席。
这天，靳山旺在辞别时，宋庆龄还送了他两条当时中央内部特供的“熊猫”牌香烟，靳山旺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条是长包装的，一条是方盒子包装的。靳山旺还要与宋庆龄客气推让，反被老太太笑着嗔怪了几句：“勿要和我假客气了，这么多年，侬这根烟枪呀，早变成老枪了！”
在这次长谈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学芳的近况，还知道了宋庆龄兼任着抚养他两个女儿的事。这不由使他深为老太太的善良与细致而感动，明白了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欣赏与同情，都转移到永清与永洁身上去了。他知道当时宋庆龄一月虽有500多元的工资，但她还要承担着李燕娥、钟兴宝两位的工资，还要承担着永清姐妹俩在北京求学生活的一切费用，他不由为此而担心。所以，当时宋庆龄要给他30元贴补家用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没想到宋庆龄在事隔多年后，竟又把它寄给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志：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况，现送三十元备用。
1979年3月10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由于接济一些人，帮助他们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我多事帮助。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中隋永清已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与漂亮端正的面庞，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样美丽，这为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直到今天还在《洗澡》等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赞誉永清姐妹俩：
“永清和永洁目前正回来过周末。她们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还要我向你转达她们对你的礼物（美国的金色八音琴和笔）的谢意。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给你写信。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终身的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
（以上摘自宋庆龄分别于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维那的信。）
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又在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重庆企业家高士愚的女儿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洁两姐妹：
“去年，我和两个年轻的‘被保护人’（指隋永清与隋永洁—笔者注）住在北京饭店，那里挺舒适，偶然会感到有点摇晃，我能泰然处之……约兰达（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隋永洁的英文名字）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不过，在隋永清与隋永洁这对姐妹中，妹妹隋永洁似乎更使宋庆龄感到满意与喜欢。这从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见到：
“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精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然而，鸟儿长大了，总有一天要自己飞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洁要出国深造、前往美国的特尔尼蒂大学求学、离开宋庆龄了，这使年已八十八岁的宋庆龄感到了惆怅与依恋。这在她分别给廖梦醒与沈粹缜两位的信中都有明显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了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至于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像对她妹妹一样。这可以从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缜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亲爱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给永清结婚的贵重礼物都收到了。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么多样及新式的产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暂时，杜同志管了礼品。等永清看到了，让她自己给您写信。
这里天气很热，希望八月一日不这样热！永洁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没有永洁在大力的帮忙，我要急出病来了。永洁很聪明，也在各方面找过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进去住。现在还不知道那两间的大小，所以买家具还是只好估估。”
“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指廖梦醒—笔者注）。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
相对来说，宋庆龄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下一代所注入的热情与爱护，要比一般人浓厚得多。1977年春天，宋庆龄因病回到上海治疗。年轻的靳利平遵照父亲去江西前的关照，不时写信给宋奶奶，代表他们全家表达对宋庆龄的思念之情。这次宋奶奶回上海后的身体情况究竟怎样了？今天已是大年初一了，应该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宋奶奶。所以，1977年2月7日一清早，靳利平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宋奶奶。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7）
因身体的原因，宋庆龄于3月14日病情稍微好一些后才动笔回信：
靳利平：
二月七日写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春节祝贺。
我现在在上海治病。希望回到北京后看到你们。此致好意并祝你们新春好！
林泰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1978年，刚粉碎了“四人帮”的神州大地，万物复苏、万象更新。
就在这年，靳山旺结束了在江西进贤县农村长达六年之久的劳动改造。但是，极左思潮的阴影，仍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年5月，当他从中央警卫团转业时，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在他的转业证明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不准分配到党政机关，只能分配到工厂”的字样。于是，靳山旺只得怀着一肚子的冤枉与辛酸，携全家告别北京城，回到了家乡陕西。陕西省政府把他安排在西安新华印刷厂，任命为该厂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靳山旺从此已退出了政界，“四人帮”反党集团蒙在他身上的污垢仍没彻底洗清。
1979年3月14日，宋庆龄致靳利平的亲笔复信
但时年只有四十五岁的靳山旺从没放弃过他心底那种尽力为宋庆龄工作的愿望，哪怕是到了远离政坛的基层。所以，他一到新华印刷厂工作，就及时地写信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并寄去了当时厂里正印刷着的一些政治书籍。他知道，宋庆龄对这些信息最关注。
因为这次从江西调回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家乡陕西，一切都是上级安排的，所以，行程紧迫、行色匆匆。回到家乡后，他对宋庆龄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多么想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再次向老太太一吐为快呀！
此时此刻，靳山旺越发怀念自己当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了，那五年不到的时间里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幸福与高兴，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这种幸运了。为此，他甚至有点羡慕那个现在工作在宋庆龄身边的杜述周了。
那么，杜述周在宋庆龄身边又工作得怎么样呢？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1）
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
对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花的顾金凤进行暗中考察
杜述周受命顶替了Ｓ警秘的职务，调任宋庆龄身边担任警卫秘书时，正是江青集团登峰造极的时候，极左思潮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正常工作秩序与生活轨迹。在这种特殊的非常时期，究竟是迎合江青集团之流落井下石、向江青集团邀功讨好、飞黄腾达呢，还是顶住邪恶逆流，凭着自己的善良与正义感忠实地执行自己的使命、有效地保卫宋庆龄、维护宋庆龄家中的安宁与平静？对于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杜述周根本没有多想，当即以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作出了决定。
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既要不得罪江青集团，又要巧妙地实现自己的初衷，难哪！在那个全国一面倒的狂热的形势面前，自己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都可能得罪江青集团，自己由此遭到打击报复、打回山西老家还是小事，不能有效保卫宋庆龄才是大事呢！万一自己真的因此而离开宋庆龄、人家卷土重来的话，宋庆龄岂不要再吃二遍苦？
已年逾不惑的杜述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被难住了，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就在这时，邓颖超一个直接打给他的电话，使他豁然开朗：邓颖超在电话线那端明白无误地阐明了他此行肩头所担负的特别重任，还帮助他分析了当时他所处的大环境与特殊地位，解释了Ｓ警秘之所以被强行撤离宋庆龄身边的原因，接着，邓颖超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与重托，
宋庆龄为马海德祝寿于北京家中，后站立者为杜述周
她相信杜述周这个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国家干部，自会很好团结家中的所有同志，圆满地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个任务，准确而又巧妙地对付一切外来的不正常的干扰。最后，邓颖超给杜述周交了底，她希望杜述周有事多向宋副委员长汇报，碰到问题多与周边的同志们沟通，在遇到实在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宋庆龄直接找她与周总理。
邓颖超的这个及时打来的电话，顿时使杜述周一颗悬在半空的心落回了原处，胸中有了主心骨，紧皱了多天的眉心舒展了。他只是保留了Ｓ警秘当时的政治学习制度，除了每天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与政治时事外，其他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概予以摈弃。同时，他不管大会小会，都一再强调“团结”二字，强调“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弦外有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