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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了较大的缓和，这也与中央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少有合适的人选担任外事接待工作有关，所以，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这时，索尔兹伯里发现宋庆龄虽年近八旬，但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
这应该与杜述周替换了那个Ｓ警秘之后的宽松和谐的环境大有关系。
但是，富有斗争经验的宋庆龄，从没有为此盲目乐观，她在1975年11月7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就直率地表达了她对江青的认识：
“至于××，她是个自私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但又企图不断地用谎言来使我相信她是我‘真正的朋友’。”
果不出宋庆龄与邓颖超所料，当时，江青集团阴损宋庆龄之心依然阴魂未散，1972年冬与1973年春，因患肠粘连与高血压长期卧床不起的保姆钟兴宝，终于成为了上海的江青党羽“排除异己”的借口。本来与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毫无关系的钟兴宝，成为了他们第一个驱赶的对象，他们竟多次派人来到淮海中路1843号，指令杜述周驱赶钟兴宝，接收他们另外派来的女佣。为息事宁人，也为了更好地保护宋庆龄，杜述周无奈接受了他们的指令，并经与宋庆龄私下密商，采取将计就计之策，暂时请兴宝回老家苏州木渎休养一段时间，同时，试用新女佣。
望着卧床不起的钟兴宝，为了能让她回到老家后，在木渎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尤顺孚的直接医治与照顾下尽快康复，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接受了杜述周的建议。
1979年，杜述周与李燕娥合影于上海宋宅楼下
1973年3月8日，钟兴宝在从木渎专程赶来的儿子顺孚的陪同下，掩面辞别了宋庆龄。临行前，宋庆龄塞给她一千元钱，说道：“兴宝，侬回苏州去住一程吧，这点钱，给侬看病用。唉，伊拉要侬走，我也没办法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声音哽咽了。
钟兴宝前脚刚走，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那个新保姆就上班了。因她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再加上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钟兴宝照顾宋庆龄，所以，杜述周尽管心里不踏实，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他完全陌生的文盲大嫂上了二楼。
然而，真应了那句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话，这个文盲大嫂与钟兴宝阿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她破例一下子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干起活来毛毛糙糙、粗手粗脚，不是昨天刚打碎了宋庆龄专门托安娜从国外带来的小镜子，就是今天“哗”的一声把一盆水全打翻在卧室中，硬是把地毯浸了个透湿。幸亏当时李燕娥因患了静脉曲张症，走路很困难，不在眼前，要不，她不被李燕娥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
使宋庆龄忍无可忍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一阵，宋庆龄忍着病痛忙碌了几天刚写好一篇文章，就放在书房里。当晚临睡前，她提醒那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然而，第二天当她因病晚起了一个钟头、来到书房准备继续她昨天没完成的那篇文稿时，却发现其中最后一页怎么也找不到了。书桌就那么大，文稿也就放在那里，怎么会不翼而飞呢？肯定是那个新保姆不知把它弄哪里去了！因为能上她二楼的除了张钰外，只有这惟一的一个女性了。然而，昨晚临睡前，宋庆龄还再次关照新保姆不要整理书桌的呢！
“阿妈，阿妈！”宋庆龄又气又急，用上海话招呼那个同样是上海人的新保姆。
连叫了几声没人应，宋庆龄不得不蹒跚地走向书房门，打算再把声音放大些，然而，她还没走几步，书房门口就无声地出现了那个新保姆，硬是把宋庆龄吓了一大跳！这个不懂规矩的新保姆，竟连应都没有应一声，就踩着地毯无声地上了楼。
“啥事体？”她居然还如此没有礼貌，连“首长”两字也省略了。
“我放在书桌上的一页纸头到哪里去了？”宋庆龄压住心头的不快，皱着眉头问道。
“啥纸头？勿是都放在那里吗？”新保姆指了指书桌以反问作回答。
“可是，我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我要的那张纸头，就是写了字的压在最底下的那张纸头。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宋庆龄还是忍着气，尽量平心静气地询问对方。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2）
“早上，我理了理台子的，顺手拿这点纸头放一放好的。我可一张也没弄掉呀。怎么会没有的呢？”新保姆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开始上前弯腰俯身地寻找了起来。可是，她找了一会儿也没从桌底下找到一点纸屑。
“昨天，我叫侬不要动我的书桌的，可是侬……”眼见最后一页文稿当真不翼而飞，被那新保姆弄丢了，宋庆龄气得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我是好心，见侬的台子上堆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整理了一下……”新保姆明知错了，还犟嘴。
这样的人还能用？幸亏是一页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稿，如果是国家机密呢？这还不闯了大祸吗？宋庆龄又气又急，当天就通知杜述周，请那位新保姆走了人。
这时，多种疾病缠身、年逾八旬的宋庆龄，日常生活已很难自理，身边已几乎一天都不能没人了。张钰再勤奋，她毕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顶替兴宝的家庭杂务。于是，杜述周连忙向上海市机关管理局重新要人。
没几天，又一个新保姆来报到了。竟是一个满口鲁中方言、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如蜗牛似的、长着一双粽子样的小脚（想必是小时候缠过小脚的）山东大娘！这种连自己恐怕也难以伺候的人，还能为宋庆龄服务吗？
宋庆龄哭笑不得，所有见到她的人也都忍不住掩嘴窃笑。
可是，杜述周却一脸难色，悄声地向宋庆龄汇报说：“首长，管理局说了，她是一个警卫员的妻子，政治上可靠，家务活干得不错的。我想，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再试试吧。”
为不得罪管理局革委会的领导，宋庆龄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那位小脚山东大娘。但愿她当真能干好家务活，接过兴宝留下的那摊子工作。
管理局革委会领导的介绍倒没有假，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虽说行动不便，但干起家务活来却不含糊，洗衣扫地都能胜任，尽管她不会烫衣做饭干细活，但为宋庆龄梳头更衣也在行—因为她自己也从小到大就梳“芭芭头”的。
在这个极左的年代里，宋庆龄只好将就一些了，决不敢让自己的“小资情调”太浓了。
然而，没过两个月，那小脚山东大娘就开始不安分了，她先是偷懒使乖少干活，宋庆龄吩咐她干的活，她不是磨磨蹭蹭干上老半天，就是推三托四、不分轻重缓急，到了晚上，她更是赖在宋庆龄的卧室里，盯着那台黑白电视的屏幕不挪窝。更使宋庆龄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小脚山东大娘还特嘴馋，宋庆龄搁在那里的一些话梅、牛肉干什么的，她趁宋庆龄不在眼前，就毫不客气地拿着往嘴里塞……
这段时间里，杜述周与宋庆龄一样提心吊胆，惟恐这个小脚山东大娘接下来再闹出什么笑话，也怕她自己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
使杜述周比宋庆龄还要着急的是，当时宋庆龄身上的荨麻疹严重发作，身上长满了无数樱桃那么大的红疱，头顶上也因此而大量脱发，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位小脚山东大娘的种种不规矩后，他还不能随时往楼上去，不能对她进行突击检查与教育，因为宋庆龄早有规定在先，任何男性不经她同意均不得擅自上二楼，除非警卫室里那代表着宋庆龄的专用紧急电铃骤然响起来。
当然，面对这窘迫境地，宋庆龄自也不会听之任之，她在日益思念钟兴宝的情况下，与张钰多次商量，保持着与远在苏州的钟兴宝的联系，她们期望着兴宝尽快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呢！
一番鸿雁传书后，1973年5月5日，宋庆龄终于向钟兴宝发出了召唤令：“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于是，钟兴宝不待病体痊愈，在接到宋庆龄的这封来信后，一人来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然而，钟兴宝“上当”了，她这一回来了，就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了，而是宋庆龄的命令“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杜述周见到钟兴宝，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落回了原处。
从此，钟兴宝便真的再也没有离开过宋庆龄，直到她1981年与世长辞。
然而，兴宝的病体始终没痊愈，她经常要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于是，兴宝把家乡的那位外甥媳妇介绍到了宋庆龄身边，这就是后来被宋庆龄与邓颖超亲昵地唤做“阿金”的顾金凤。
不过，顾金凤毕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员，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杜述周更是轻易不敢启用。为此，事先他曾亲自出马，两下苏州，来到吴县农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队顾金凤家中，对这位兴宝阿姨亲自介绍与大力推荐的农村妇女进行了现场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丰饶的物产资源、众多的文物古迹、精湛的园林胜景及传统的水城风貌与纯朴的民情风俗而驰名海内外。然而，公务在身，总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的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坐在顾金凤的客堂中，围看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着花的顾金凤。
时年三十七岁、膝下有着五个阶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丧夫的顾金凤，以她的纯朴和善和心灵手巧，很快通过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后，把考察所得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一听，当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苏州人，我就喜欢苏州绣娘。粹缜的娘娘（姑母）沈寿就是苏州的一个有名的绣娘，当年她绣的花还被当做礼品，送给慈禧太后，还在世界博览会上得过金奖呢！”
所以，当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考察时，公文包里已带上了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天水写给吴县革委会头头的亲笔信，与当地公社、大队办理调动手续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准确，顾金凤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首肯，并比介绍她进门的舅婆还要先吃上“皇粮”，成为了由机关事务局发放工资的正式职工，而且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后还留在孙中山故居继续工作。
其实，顾金凤吃上“皇粮”，也是有违宋庆龄本意的，因为宋庆龄当时的500多元工资，实在是不够李燕娥、钟兴宝两人的工资及一些日常生活开销的，她只得给国家“增加些负担了”。
家中的生活总算稳定了，但江青集团对宋庆龄的干扰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76年1月，于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国妇女》杂志总算在宋庆龄的强烈抗议下复刊了，但是，试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团的无理干涉，使得宋庆龄义愤填膺，并第一个为他们下了“可怕的四人帮”的定义。
这恐怕是全国发出的第一句对“四人帮”的怒吼声，因为这时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宋庆龄长期以来一直予以密切关注的一份全国性妇女杂志，它创刊于1949年10月，当时，毛泽东曾先后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了词，号召全国妇女“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从那时起，中国妇女杂志社就一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蔡畅、邓颖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3）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与破坏，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当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部的同志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特赶制了周总理的遗像和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作为插页，以表哀思，却被江青集团强令抽掉了。这怎不使宋庆龄义愤填膺，继而感到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还在继续？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为江青集团下了“四人帮”这个定义，并准确地预测江青集团终将多行不义必自毙：
“是的，我真为邓大姐感到骄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了，好看了。也许现在她认识到生命是不能永恒的。
每个人都在分担她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
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北京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你了。有事，仍按原来的方式联系吧。”宋庆龄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团的飞扬跋扈，也“迫切地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见宋庆龄1976年2月24日致爱泼斯坦一信）”，一办完公务，就又准备回上海去了。
为保持北京家中的平安，也为了能及时获得北京的政治动态，宋庆龄要求杜述周常住北京家中，让李燕娥常住上海家中，从而好让她安心工作。经过多年的考察与接触，这时候，宋庆龄已从内心里接受了杜述周，并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因为杜述周已用他的忠诚与敬业，消除了宋庆龄心中的疑窦或偏见。
事实确也如此，自从杜述周接任后，北京家中安定团结，人际关系和谐，再没有发生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令宋庆龄不愉快的事。
1976年是中国发生许多大事的一年，也是使宋庆龄深为悲痛与快乐交集在一起的一年。这一年中，中国失去了三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在杜述周的护卫下，参加了这三位巨人的追悼会，这令她很悲伤；但使宋庆龄快乐的是，江青集团终于在这年的10月毁灭了，兑现了当年宋庆龄对他们的预言。
宋庆龄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笑逐颜开了。
她与保姆们围坐在一起，整整吃了一面盆的大闸蟹，还不顾身上的荨麻疹，喝了一杯葡萄酒；她邀请杜述周一起参加她从小就喜欢的藏蛋游戏；她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国事与外事活动的场合中，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妇女儿童事业方面的文章。
爱泼斯坦在撰写《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时，曾就此作了一个统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宋庆龄年谱》中，1976年和1977年各有1页，但从1978年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中的记录也有5页。”
于是，年逾五十的警卫秘书杜述周也更忙了，他几乎每次都陪护着宋庆龄出席各种接待活动，精心地安排着老太太的衣食住行，确保已需有人搀扶的宋庆龄安全地完成任务。
宋庆龄已把他看做自己最信赖的人之一。
1979年秋天，宋庆龄在北京家中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时，她把杜述周与张钰安排在自己左右手入座；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参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活动时，杜述周就紧站在宋庆龄的身后，随时准备着护救病危中的宋庆龄。更使杜述周高兴的是，1980年元旦，在新年茶话会上，当邓小平与宋庆龄、罗叔章坐在一桌上亲切交谈时，他就站在邓小平与宋庆龄的后面正中间。当时，杜述周穿着一身风纪扣紧锁的中山装，戴着那副戴了几十年的黑边框近视眼镜，甚至还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一个劲地笑着，谁看了这张照片都会被照片中那种欢快的气氛所感染。
这是邓小平自复出后与宋庆龄的第二次见面了。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河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与他的夫人卓琳专程前来拜访宋庆龄。
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了，但看上去面容刚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