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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欣他们离开方巾巷，宋庆龄就适时地令钟兴宝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一下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 楼上是宋庆龄及1952年3月就到她身边工作的钟兴宝阿姨居住的房间（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中），正中分别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房。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椅与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冰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不知牌子的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钟兴宝告诉靳三旺，说这里阴暗潮湿，主子为防钢琴受潮损坏，除了长年把琴盖打开外，还在上方点亮这盏红电灯，以起到除湿烘干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这个明显代表着主仆关系的称呼已久违了，靳三旺不禁有点愕然，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阿姨你刚才说主子？” “是呀，夫人不是我们的主子吗？我们家里人可一直这样叫她的，李姐也这样叫她。”面对靳三旺的疑问，钟兴宝直言不讳。 “那、那我以后，也这么称呼她呀？”靳三旺接受不了这样的称谓，心中不由得左右为难。 “嘿嘿。”钟兴宝见状，忍俊不禁地笑了，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解释道，“你是公家的人，你该怎么叫仍怎么叫嘛，宋副主席，刚才你不是叫得蛮好的吗？不过，卢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们都是公家的人，你们自有你们的规矩，我也弄不懂。” 大字不识一个的钟兴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领着靳三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熟悉，可她身后的靳三旺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 其实，钟阿姨的这声“主子”，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当年跟着李燕娥大姐称呼而已。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都是宋庆龄以私人的名义雇用的，她俩的月薪也都是宋庆龄从自己的稿费或工资中提出来发放的，所以，在李燕娥的影响下，钟兴宝一到宋庆龄身边，就沿袭着李燕娥大姐的习惯叫法，对内称呼宋庆龄为“主子”、对外称呼宋庆龄为“夫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她俩才在宋庆龄的一再纠正下，对内尊称宋庆龄为夫人，对外则一律称呼宋庆龄为“首长”了。遗憾的是钟兴宝阿姨仍不知“首长”是个什么官衔，再加上她的苏州普通话实在糟糕，所以，直到后来她回到苏州老家接受笔者采访时，竟然口口声声地把宋庆龄称为“所长”，以致笔者起初还以为宋庆龄果真担任过什么所长呢。直到笔者不得不向她的儿子请教后，才弄明白。 闲话不多说。1933年2月，靳三旺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清水乡长沟村一个极为穷困的农民家里。他家兄妹五个，在四个男孩中他是老三。由于家中吃口重，生活特别艰难，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同村的富人赵家做短工，刚齐桌沿高的他就从事着放羊、砍柴、挑水、拉风箱等活计。幸好靳三旺自幼聪明伶俐而又勤快，所以讨得了赵家的欢喜，不但能天天吃饱饭，到年底，还能挣回两斗粮食回家过年。直到1947年，家乡得到解放，他才结束了短工生活，在区政府当了名通讯员。1948年，解放区动员青年参军。当时靳三旺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够，应该由他大哥去当兵，但大哥是撑家的顶梁柱，母亲说啥也不让他走，而他的二哥也因故不能去，最后，靳三旺就主动站出来向父母请缨：由他替代哥哥参军。就这样，靳家巧使“狸猫换太子”，把才十五岁的靳三旺送进了军队的大门。 像这样一个深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的穷小子，如今要他一下子接受“主子”这种称谓，叫他怎么想得通？ 然而，既然组织上把重任放到了自己肩膀上，那么，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听从组织上的安排，硬着头皮干下去。 晚饭桌上就宋庆龄、钟兴宝、卢季卿与靳三旺四人。一坐下，靳三旺发现自己刚巧坐在宋庆龄正对面。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腐、青菜、春笋与榨菜肉丝汤，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简单。其实，靳三旺不知道，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一向简朴，她的一日三餐相当简单：早餐是两片面包、一杯咖啡或一杯红茶，在上海家中时，还让服务员周和康上街为她买大饼油条来吃；午餐吃米饭，两荤一素一汤，因为她喜欢吃鱼，两个荤菜中总有一个是清蒸或红烧鱼；下午是一杯牛奶；晚餐仅小米粥或泡饭一小碗就可以了。当然，有时得空，她也会亲自下厨房烧菜，烹调京葱牛肉、豆腐以及由红菜头、洋葱、茄子、西红柿、青椒组合的素菜等。 此时此刻，坐在宋庆龄对面，靳三旺总时时感到宋庆龄的目光在瞄着自己，这使他吃得更加拘谨了，举手低头不合适，快吃慢用都不行。由于靳三旺第一次使用公筷，所以到后来简直连夹菜都不知怎么夹了，以致刚吃完一小碗饭，他就推说吃饱了，搁下碗筷就要起身。 “不行不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饱，只有吃饱了，才能干工作嘛！还得吃，还得吃。”这下，宋庆龄实在忍不住了，笑着站起身，并亲自为靳三旺盛了满满一小碗饭。眼看着靳三旺三下两下吃完第二碗，宋庆龄又站起身拿过了他的饭碗，一边盛饭一边笑着补充道：“以后呀，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你就不要客气了，千万可不敢顾了面皮饿了肚皮呀！”说着，满满一碗饭，就又放到了靳三旺的面前。
特殊使命特殊使命（4）
宋庆龄这一番亲切而幽默的话语，使靳三旺心底里淌过一股暖流，他感激地望了宋庆龄一眼，觉得此时此刻的宋庆龄是那么的慈祥，刚才滞留在心底的一点疑问渐渐地开始融化了。
就这样，靳三旺开始在宋庆龄身边工作了。
是夜，他一人独住在楼下西厢房。西厢房里有三张行军床，其中两张床头挂有中山装、皮带等，而床底下塞的大号皮鞋则分明是男人们穿的。显然，这是宋庆龄白天介绍的那两个姓隋（学芳）与姓刘（作鸿）的警卫干事的床铺了。于是，靳三旺在另一张空的床铺上展开自己随车带来的被褥，然后习惯地取下腰间那支国产765小手枪，把它塞进枕头底下，这才一头倒在了床上。这时，白天那个留在他心底的小秘密，现在终于可以使他无所顾忌地笑一笑了：嘻嘻，这个国母大人，居然还夸我的字写得不错呢！自识字以来，这可是头一次有人当着自己的面，夸奖自己的字写得好呢！莫非自己写的字真有那么好吗？要是宋副主席知道自己在三年前还是一个扁担横下不识一字的文盲的话，她还不知要多么惊喜与奇怪呢！
1949年5月，在石桥那场痛击马鸿逵反动军队的战斗中，靳三旺负伤了，住进了第一野战医院疗伤。在住院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刘参谋长。这是一位很有文化的英雄，当他知道靳三旺是个文盲的时候，感到十分惋惜：“小靳呀，你年纪轻轻却没文化，太可惜了。要知道全国解放后，文化比枪杆子更重要，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既有理想又有文化的年轻人呀。我愿意在这段时间里，当你的老师，好吗？”
刘参谋长醍醐灌顶式的几句话，使靳三旺既感动又高兴，他当即拜刘参谋长为师，请他教自己识字扫盲。刘参谋长教文化有一套，他采取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把每个字写在巴掌大的卡片上，令靳三旺放在身边，不时拿出诵读默写，过几天，再换上一批新的……靳三旺自己更是发愤努力，为了记住每个学过的字，他晚上一个人就着月光，以树枝代笔、沙地为纸，在地上练习笔画与书写；就是熄灯上床了，他还不放松，躺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肚皮上画写。正应了那句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话，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天资聪颖的靳三旺竟掌握了1500个汉字的拼写和应用。
靳三旺创造的奇迹，使刘参谋长惊喜不已，直夸靳三旺说：“你了不起呀，伤养好了，也扫盲了。你这哪里是养伤呀，简直就是专门扫盲来的呀！”
宋庆龄在方巾巷断断续续住了10年，又于1959年10月搬到北海西河沿8号（清朝年间恭王府的马号，民国初年由乐达仁堂购买，修建成现在的庭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馆舍。现为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馆）居住，直到1963年周恩来总理受党中央委托，亲自主持在后海北河沿一座已荒废的旧日王府址上辟出一处幽静的花园，为宋庆龄新建了一栋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后，宋庆龄才接受周总理的一再要求，于当年春天搬出了前海西街18号，迁居到那里。这就是现在位于后海北沿46号的北京宋庆龄故居。这是后话。
初到方巾巷15号的第一夜，靳三旺依然没有睡好，因为窃喜之余，仍有一种难言的遗憾与不满。说实话，自从他被组织上选派进中央公安学院第八系学习那天起，他就发誓一定要以此为自己的人生基点，努力工作、出色表现，等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五大书记”（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身边去工作，从而使自己有机会零距离地接近中央重要首长，以便更好地得到首长的指点，从而实现自己当兵时就曾立下的宏愿：当上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然而，事与愿违，如今，“五大书记”身边没去成，却被组织上派到了还是非党员的宋庆龄身边。尤其使靳三旺当时暗生焦虑的是，他只怕在此时间呆得一长，“五大书记”身边早就配备了其他卫士长，到那时，只怕自己再想去也只是一相情愿了！
自己来此的主要工作与任务，岳欣局长早已明确：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兼任指挥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与警卫部队的行动，维护宋宅的日常生活秩序。至多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吸取前两任卫士长失败的教训，与身边工作人员搞好团结协作。就这么简单。只要确保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不再重蹈前两任卫士长的覆辙，这个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自己就可以打道回府、接受新的更重要的保卫任务了！现在最使靳三旺烦心的是，他不清楚自己这次所执行的任务有多长时间，一年？或是两年？最长总不会超过三年吧？前两个卫士长加起来一共也没干几年，自己总不见得会比他们长吧？但愿自己尽快结束这次警卫任务，早日回到部队，实现自己的夙愿！
然而，靳三旺把在宋庆龄身边当卫士长与警卫秘书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工作还真够繁琐复杂的，他要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还真不容易呢！
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来此担任卫士长，光拥有机灵的头脑与敏捷的身手远远不够，还得额外地学会一些他原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玩意儿！那就是当时被靳三旺视为“资产阶级那一套”的弹奏钢琴、打康乐球、跳交际舞等。
天哪，靳三旺本是一介武夫，二十年来，除了为富人家放羊、砍柴、挑水打短工外，就是当兵、打仗、杀敌人，如今他除了整天面对这些充满“小资情调”的玩意儿之外，还得身体力行去学习、去掌握，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又是什么？这与强摁牛头喝水又有什么两样？
特殊使命赋号“大炮”（1）
一声“大炮”，二十多年来，一直深深镌刻在宋庆龄的记忆屏幕上。直到1969年，宋庆龄在那封亲笔写给靳三旺的书信中，还直呼“大炮同志”，可见靳三旺在宋庆龄心目中的位置与她赋予靳三旺的这一声“大炮”的昵称中的深层含义了
“欢迎你，战斗英雄。”外出公干的隋学芳回来一见到靳三旺，就热情地迎上前，握住了靳三旺的手。
“你好，你好。”因是同行战友，所以，靳三旺面对眼前这位先来的战友也感到格外亲切。隋学芳也是中等身材，与靳三旺长得几乎一般高低，四方脸，由于颧骨较高，致使他的下颏部位显得有些尖瘦。一双不大的眼睛，看起人来，似能迸射出尖锐的光芒。而且看得出他当时已有不小的烟瘾了，因为初次见面，他就掏出半盒“中华”香烟，向靳三旺让烟。靳三旺当时还没学会抽烟，所以谢绝了。从此，他们就要朝夕相处、从事一样的工作、执行一样的任务了，再加上他们都有着军人的豪爽与直率，所以，当天他俩就一见如故、俨然老友了。寒暄中，靳三旺得知，隋学芳1928年出生于黑龙江青山县，曾在东北当兵，打的一手好枪，还会开车、摄影与跳交际舞。1950年，他就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调派，来到宋庆龄身边担任警卫干事，年龄比靳三旺大，军龄也比他长。所以，平时工作，靳三旺随宋庆龄称他为隋干事，私下里却尊称他为“学芳兄”或“隋老哥”。
一段时间下来，靳三旺发现宋庆龄对隋学芳颇为信任，也许是她对靳三旺还并不熟悉，也许隋学芳对在宋身边的工作早已了如指掌，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宋庆龄大都指派隋学芳去完成，那带着上海普通话口音的“隋干事”一天总得叫上好几遍。隋学芳也是多才多艺，诸如陪宋庆龄下跳棋、打康乐球、跳交际舞，他都能胜任。这使靳三旺很羡慕。他暗暗下定决心，尽快熟悉和适应这里的一切，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因为他心底还藏着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人生大目标！
很快，靳三旺把身边的隋学芳定为了自己学习的榜样。
但要学习隋学芳，就必须先了解他、熟悉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孙子兵法》说的，没想到在此可以借来一用。
于是，更深人静，靳三旺暗暗地把自己与隋学芳进行了一番比对：隋学芳打一手好枪法？这是老太太（宋庆龄）曾当着他的面说过的。可是，旁人不清楚，他靳三旺最明白。隋学芳戴着一副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我靳三旺，毕竟拥有一本中央警卫师颁发的“二级射手”的小本本呢。这是我的优势。
隋学芳开车的技术不错，上次随宋庆龄外出，就是隋学芳亲自开的车。当时，靳三旺就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看了个一清二楚。但见刹车、油门、离合器，整个儿全身运动，看得靳三旺眼花缭乱。不过，有人说了，开车是熟练工种，只要经常开了，谁都会。以后有朝一日，我一定也能学会开汽车的。
至于跳交际舞、弹钢琴、下棋、摄影之类的小玩意儿，就更不在话下了。好几次，宋庆龄让靳三旺上去试试，学习学习，可靳三旺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资产阶级的一套”看不顺眼，推三托四没答应。想当年自己在野战医院住院，才两个月，就学会了1500个汉字的读写法，难道这些玩意儿比读书认字还难不成？但是，现在靳三旺则必须正视这套“小资情调”的小玩意儿了，而且还不能光把它们当做小玩意儿，而要当做一门技术来学习。
这一比较，总算又把潜埋在靳三旺心底的那股不服输的犟牛脾气给彻彻底底地吊上来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拿出当年学习文化的那股精神，拿出当年豁出命来杀敌立功的英勇劲，样样追赶隋干事，事事不服输！这样才能做好工作，取得宋庆龄的信任。
说来也不由得人不服，这个初出茅庐的靳三旺，确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命劲，确实比常人聪明机灵与好学，用后来宋庆龄对他的一句评价来说，那就是“吸收新鲜事物快”。没过几个月，当这年元旦过后，宋庆龄有事举家回到上海的时候，这个陕北黄土高原土生土长的靳三旺，在宋庆龄一招一式的指点下，不但很快学会了下跳棋、五子棋与打康乐球，还学会了跳交际舞，不管是“四步头”还是“三步头”，那舞步、那乐感还真像回事呢！
“小靳同志”的称呼，开始不时出现在宋庆龄的嘴边了。
1954年元旦刚过，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楼梯上滑了一跤，不但扭伤了左半身，还摔裂了一根骨头。医生给她做全面检查时，还发现宋庆龄原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宋庆龄浑身都上了绷带，靠拄拐杖才能在室内走动。这一跤，使宋庆龄整整半年没能出门。为排遣在家中的寂寞，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和靳三旺与隋学芳等一班警卫员，在楼上宽敞的过道里玩上一阵康乐球，在书房里下一通跳棋、五子棋。使宋庆龄感到既惊又喜的是，靳三旺不但棋艺长进惊人，而且康乐球打得又准又猛，抛角线与弹力角计算得很精确，再加上他那天生的大嗓门，每场游戏的气氛，总会被他渲染得格外热烈。
“我打！”“看我的！”“进！”每轮到靳三旺挥杆时，他总要气沉丹田低吼上那么一嗓子，两只大眼瞪得更圆了，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几颗木质的棋子，而是国民党反动派马鸿逵、胡宗南之流。一俟棋子如愿以偿、应声入洞，他便像个孩子似的欢天喜地，“哇”的一声情不自禁地大喊更是震耳欲聋，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