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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妓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但总是屡禁不止，这与一些国家打击不力，生怕影响所谓旅业“开放”是分不开的。联合国的报告说：1998年东南亚从事此行业的人数已达100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卖淫业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14％。
然而，性旅游顾客主要是西方男性，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性侵犯儿童，可以逃避自己国家对这种兽行的严厉处罚。联合国宪章一再敦促各国把“从事境外儿童性剥削活动”刑事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已立法禁止国民在海外淫侮儿童，但真正获检控者却是极少数。
与身体受伤害比，童妓在心灵上的创伤更为深重而难以愈合，不仅是由于她们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童年和童贞，更因为她们不被当人看待。她们日夜都处于惊惧、羞耻、无望和抑郁中。她们意志消沉，自我否定，视自己为污秽肮脏之物，没有人生价值意识，没有未来。要修复女童心灵创伤，让她们重拾自尊，重建人生的盼望，难度极大。
重返森林
男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些“雄性动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亚当和夏娃在丛林中“造人”的时候，是否少装了几个部件，或者说，少装了管得住“魔鬼”的闸门？
我们可以将“人”与“动物”作为一个比较，“男人”有时较“雄性动物”还丑陋。
——动物是以个体或群体的生存为第一需要。当物质匮乏的时候，他们可以“同类相残”，但当食物充足，其基本生存得到满足时，“生命总呼唤着自由的阳光和空气”。换句话说，每个生命个体之间，总还能“相安无事”。
然而人呢？人性的贪婪已经不是以“生存需要”为最高原则。为了自己的“需要”，人类可以剥夺其它同类的需要，诸如食色的需要等等。“马太效应”是人类所独有，这是贪婪与智慧所生成的“定律”。财富的高度集中并永远倾向于富人的定律，哪一条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了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我们1999年城镇居民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而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却拥有42．4％的财富。
——狮子吃羚羊，饿了就吃，吃完就完，没有宣言，也没有“总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然而人呢？那些“抛妻弃子”的丈夫和有恋童癖的阔人还有一个美丽的谎言：被抛弃者的死亡是少了一份牵挂，被遗弃者将来会有“更好的生活”等等。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孤独的老人宁愿与猫狗为伴？因为猫狗是人最忠诚的朋友。它们不会因主人的穷困落泊而投井下石，更不会在伤害他人之后还编织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
一个南斯拉夫人在纳粹占领期怕遭屠杀，于是带上猎枪潜入森林。二战胜利后，终于被当地居民发现。他已经在森林中生活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其语言表述能力都已退化。好心的人们将他接回了村子，送来食物并教会他重新与人交流相处。然而三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这孤独的老人又回到森林中去了。他是在人类社会中生活了五十年的成年人，他离群索居也仅仅十五年。是什么力量使十五年的历程否定了逝去的50年的光阴？
为什么已68岁的老人不愿与人相处而愿与羊为伴？慢慢地，我终于明白，最难相处的，不是猛兽和羔羊，而是人类自己，尤其那些“穷凶极恶”的男人。
第一篇 透视心灵冰山
人类在追求某种目的时，总力求达到一种张力最小的圆满结局，力求使自己的需要与环境的需要达到平衡。
——阿恩海姆
丹麦人佛兰·兑斯说：“人就像飘浮在海上的浮冰，露出海面的部分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的安静、平稳，而藏在海水下面的部分在阴暗中就变得倾斜、扭曲与不安。”这话虽然是对人性而言的，但我以为，海上的浮冰真有点像男人。
海上浮冰
弗兰希思在与爱妻新婚四个月后，又另有所爱，而方达在与爱妻走向殿堂的时候还向旁边的“漂亮女孩”眨眨眼睛。
如果西方人的生活与东方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仅仅是表象而不是实质。
“喜新厌旧”成为不忠男人的一般规律。其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男人对婚姻不忠的比率较女人高出3－4倍。
王女士，58岁，为丈夫抚育了一儿一女，为此放弃了科研工作而成为十分称职的家庭主妇。当一儿一女都以“硕士”的高学历飞出巢穴的时候，其“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与一个妙龄少女早已如胶似漆了。最后还是不能悬崖勒马，老夫少妻双双堕入爱河。
痛定思痛之后，王女士逢人就说她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李女士，28岁。一个人面桃花、亭亭玉立的少妇，当她在付出了自己青春而抛业离乡，踏上“月亮最圆”的西半球与心爱郎君准备“共度人生，百头偕老”时，那出身贫寒而其貌不扬的丈夫早已与她人“云雨尽欢”了。
痛定思痛后，李女士也逢人就说她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就那么回事。
“不是东西”也好，“就那么回事”也好，这仅仅是一种现象，或者说，男人就像从来不忠于婚姻的猴子。
日本人渡边淳一在《男人这东西》中说：“男性更像雄性动物，为追逐一种肉体的快乐不断地更换对象，广泛传播自己的种子”这里，渡边淳一，从“生物学”的观点，谈到了生命个体的本能——延续自己的遗传基因是一种“动物欲望”。其实，除了动物本能的原因之外，追求快乐的本质，就是“追求死亡”，即对生命短暂的恐惧，也是一种“动物本能”。
男人，雄性动物。除了他的“动物心理”，还应该具有“人性心理”，这是人与动物仅存的区别。
丹麦人弗兰·兑斯要高明一些：“人如果还原于原始人的话，那就快乐；如果成为文明人，就痛苦。”
社会生活是男人应上的第一课。男人应该懂得：除了在女人那里去寻求肉体之欢的“雄性动物”本能之外，人还需要事业，而事业是社会活动的支柱。
我们始终把生命看做一个过程，把情感看做一个过程，把肉欲看做一个过程。
社会永远是“钟摆”，当他在“左”、“右”摇摆之后，都会回到与大地垂直的位置。
禁锢的灾难
一个禁锢太久的社会，一旦窗户开启，不知身在何处的人们，对身外一切都会感到新奇，就像刚刚学步的儿童。据西方社会学统计，儿童的求知欲是青年人的四倍，青年人是中年人的两倍，中年人是老年人的两倍。
当我们的电视荧屏开播《霍元甲》的时候，正是我们社会刚刚打开窗户的时候。于是，数百人守着一个九寸黑白电视静静等待，成了社会“求知欲望”的充分展现。
这些新奇的武打是我们舞台久违了二十年的东西。禁锢的社会，把成人变成了儿童；禁锢者的眼光，就像儿童的眼光。
禁锢，不是社会主义，正如穷困不是社会主义一样。
当屏幕过多地积淀了“雪山飞狐”和“七剑下天山”之后，人们，尤其男人们不满足于“武打要上墙”的镜头，于是人们又追求“文戏要上床”。一时间，接吻、拥抱、成为一种“模式”：女的前面跑，男的后面追。追到了，长长的吻，久久的吻，天旋地转的吻。苍山旋转，大河奔腾。双双融入草丛中。翻滚起伏的身影。树上的雌雄鸟正在完成交配……这是早期的“床上戏”的电影脚本。
后来，这种东方式的“文明”很难满足男人性心理的需要。
于是，有了像《碎片》这样纯性交的电影，有了《上海宝贝》式的小说。为满足男人心理中最黑暗的下丘脑的需要，我们好像已经不再需要理性的遮拦和过滤，在蜕化和堕落中获得了满足，像吸毒者用耗资生命的形式求得丑恶灵魂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文人与情妇在宾馆中性交的镜头，描写还有□□□式的删节符号，还有着东方人的含蓄。这“太传统”，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女人与德国男人的性交镜头，“异类”的刺激已跨越“同类”的陈旧，“叛逆”精神突破了“武戏要上墙，文戏要上床”的藩篱，真正达到了“做爱要上墙”“做爱不要房”的原始景象。
我做过一些粗略统计：大凡对色情与暴力感兴趣的人，其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其生活背景“沙漠化”十分严重。这些男人，是真正还原于原始的状态一类，他们无羞耻感，但很“快活”。
性爱，并不完全是性交。不要说作为人类，即使高级哺乳动物，如犀牛和狮子，其性交行为都具有“隐蔽性”，这是基因遗传的“禁忌”。
如果离开了“禁忌”原则，人已经就不再是人了。因为违背的不仅是道德原则，而是人类的“心理容忍”原则了。正像人们进食的“心理容忍”原则一样：不吃禽兽腐尸，不喝鲜血，不吃屎克螂等等。
我也做过一些粗略的统计：大凡有一定教养和审美情趣的人，对纯“性交小说”表示反感，甚至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这种现象，正好回答了一个“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为什么案件高发区在“城乡结合部”以及“流动人口最多的车站和码头”。如果我们对那里的人口进行一次分析，不难发现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当钟摆偏离中心太远的时候，它会摆回来——物极必反。
近几年，影视文艺突然走俏，《星梦奇缘》、《英雄神话》、《泡沫爱情》等一部又一部韩国电视剧征服了中国观众的心，安在旭等韩国明星成为千万青少年崇拜的偶像。
韩国的影视剧有如下一些特点：一，大部分韩国影视剧画面上、场景上很现代，但骨子里很传统，基本上没有我国电视剧很流行的动辄就“上床”、脱戏不断。相反，剧中的男女主角往往很苦闷而严肃；二，无形中带些宣教味，“寓教于乐”。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做人要诚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等等，这些被讥笑为“过时”的说教，韩国人则非常看重此点；三，韩国影视制作上有自己的特色，如深夜的街头，落日的海滩，窗前的少女等等，都有一定美感。我们如果看得太多了金钱至上、羡慕荣华富贵以至不顾尊严、道德、亲情的影视剧，看得太多今朝有酒今朝醉、游戏人生、逢场作戏的片子，人们就会厌烦了，愿意回到传统中去，愿意活得有意义、有道德、有尊严。
韩国片恰恰选在这个时候“入主中原”，反映了中国观众自身的心理选择。
第一篇 透视心灵角色意识
呵，我希望生活得无理智，让一切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无人性的东西要人性化，未实现的东西，让它成为现实。
——勃洛克
男人的角色意识，就是男人的社会意识。
在捕鱼及狩猎时代之后，社会就确立了“男权中心”的角色意识。从此行侠仗义的“佐罗”就成了男人心中的英雄：我是太阳，我要照亮万物；我是大河，我要滋生大地，我是神灵，我要保护生灵；我是草原，让女人在我胸膛上打滚。
非洲雄狮
男人自诩为“非洲雄狮”，是草原食物链的顶端。成功，是男人追逐的目标。成功是北方的火墙：一面是金钱，一面是美女。成功越大，火墙的温度越高，最后烤燃了自己。就像顺竿爬的猴子，爬得越高摔得越痛。陈薇在《北京的独身男人》中说：“男人年轻时靠健康换钱，老了以后再用钱去修补健康。”
男人的角色就是压抑的角色，一种病态的角色。
英国人查理说得好：“男人一生都在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这种男子汉的角色几乎成了女人的偶像。男人常常成为一具僵尸，一个梦游者”。在我们文明的社会里，处处有这种“成功的僵尸”——富有的商人、高收入的高尔夫球员、叱咤风云的赛车手，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花花公子，他们拥有了地位、金钱、房子以及漂亮的女人。他们真实地按照男人的模式，在认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就是西歌尔说的“男人的僵尸现象”。
然而，事物在成功以后，常走向反面——男子汉抛弃了真实的自我，进入了“剧中的角色”：毁灭了作为生命个体的需要，也毁灭了自己的荣辱心。他们放纵了身体而萎缩了精神。他们窒息了真实的感情，留下了忏悔和遗憾。
男人自认为是生命的源泉，是繁衍的根本，是生活的支柱，是女人的救星，是家庭的缔造者，是经济生活的主宰，是无事不能的强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男人的模式，这就叫“角色意识”。
当梦醒之后，男人们终于发现一个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他们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他们是生活的过客，是自己的影子，是不能到达彼岸的方舟，是落山的太阳。就像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一样，上升的高度越高，下落的速度越快。
男人的这种角色意识来源于“男权自我意识”。一方面，男人们总是互相审视，就像两头狭路相逢的雄狮，都要摆弄出雄狮的威严。另一方面，男人愿意成为女人的评价商品，成为女人们理想的白马王子。男人宁可去战死沙场，也不愿去做懦夫。他们宁可倒在拼搏的路上，也不愿意去寻找生命的绿洲，喘息一下疲惫的灵魂。
心理自残
成功者，在心理学上与失败者没什么两样。西方心理学称此为“心理自残”倾向。像高速旋转的陀螺，高速奔驰的汽车，湍急直下的江河，离弦的快箭。男人建构了自己的“偶像”，但男人最后拜倒在自建的偶像脚下。走入胡同的人，进入越深，出路越窄。男人有时想改变，然而改变不了自我建造的“人生胡同”。西蒙·塔尔说：“男人就像走钢丝的演员，希望自己能停下来，然而永远停不下来。停下，就意味着失去平衡；停下，就意味着成功毁于一旦。”男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身外的世界，属于社会、属于女人。
眼下最时髦的语言叫“妇女解放”。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说了一百二十年，现在应该提出“男人的解放”。
男人解放就是走出“胡同”，或者在“胡同”中留一点清醒。男人缺乏的是女人的应变能力，是打破传统的勇气。男人自建了一个“男子汉”的模式，男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女人说“这男人窝囊”。一首民歌唱道：“我愿你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据说，这是爱情的表示。我想，把歌词稍改一下：我愿你拿起细细的皮鞭，为了我永不窝囊，每天重重地打在我身上。这种“爱”可能要深刻得多。
男人在扼杀自己，疏远自己。
现代社会的男人，每每是披挂公鸡羽毛的“中性”人类。他们中85％有着各种心理的疾病。过重的“心理负担”及过重的“生理透支”，已使男人失去刚猛和雄豪。不然，销售“伟哥”的商人们为什么如此窃喜。据新近科学抽样调查，在事业心很强的男人中，每１ＣＣ精液，其精子数量不足1000万个，而正常值为8000万个。
一个聪明的美国人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兄弟，悠着点》。他说：不要太多的骑士风度，太多的人格面具，太多的“舍我其谁”的大丈夫风范，还原男人正常的生活。
男子汉“沙龙”中，有一些很好的例子：
二十年前，一个成功的美国商人说：“我有阿拉斯加一半的财产，但没有一半的心灵属于我自己。”
十年前，一个美国工人说：“我拥有博大的生活空间，但我没有一间宁静的卧室”。
五年前，一个美国的学者说：“我有价值连城的著作，我有铺天盖地的荣誉，我有用不完的白花花的银两，然而，当我接近坟墓的时候，我感到什么都没有。”这正像《红楼梦》所说的，生活留给人们是什么？就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男人的出路——剥去伪装。
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也赤条条地回到另一个世界。找回真实的自己，找回属于自己那一片绿洲，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找回自己那一份真情。回到蓝天里去，回到草原上去，回到大自然中去。
第一篇 透视心灵自然人
满足一个欲望之后，留下的是十个未满足的欲望。欲望无穷，满足却有限。
——叔本华
性生活是人的正常需要。如同睡觉和吃饭一样，没有什么神秘。
然而，我在看了一份关于生殖健康的报告之后发现，一些结婚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