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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让人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倘若当时宫里传出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有他的脾气。如果他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就会躺倒在肮脏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闹得简直“沸反盈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妻子告诉我，她去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当他们在她面前放上她特别爱吃的食物，而她一边放量吃一边夸耀自己胃口多么好时，女主人总要笑嘻嘻地问她：“我们要不要像太监对皇上那样，跪下求您别吃得太多伤身子呀？”光绪没有父母亲的约束，成天受着太监和侍女们奉承，被惯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被惯得更坏。 1901年，朝廷去了西安，紫禁城的正门由我们的海军士兵把守。有一天，我得到一张通行证，进去参观了一下。皇上的居所是一系列中国式平房，砖地，上盖瓦片，纸糊的窗子中间安着玻璃。房屋的东边好像是卧室，大约20×25英尺。南面全是窗户，一头到另一头全摆着钟。钟是各式各样的，从精巧的法国景泰蓝钟到有一个鸟跳出来报时的最为复杂的布谷鸟声自鸣钟，每座钟都自顾自地滴答滴答作响。房间的许多地方都有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座到三座钟。墙上挂着造形极为奇异而独特的瑞士表。还有的家具就是屋子中央背靠背放着的两张沙发、一张放着他所收藏的钟表精品的镀金小桌和几把套着毛绒和丝绒椅套的外国大椅子。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休息，身子底下即刻响起一个藏在椅垫底下的音乐盒发出的好听的音乐。这不但出其不意，也让人放松舒坦，这时即使什么地方跳出一架电扇来扇着我入睡，我都不会惊讶。这屋子真是个东方神话。 当光绪是个少年时，听说这个仅在孩提时见过的巨大神奇的世界上竟有种以雷电的速度向远距离城市和省份传递消息的方法。几个世纪以来他和他的祖先都是用信使和驿马传送他们的诏书和邸报——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而将它们一霎那就发送出去，这种可能性使他怦然心动。他是个喜爱实干的人。我们以后会看到，他做事总想越快越好。于是他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又拿去像玩他那些极巧妙的玩具一样“玩”了。就这样没多久，朝廷就在全国用上了电报。 一天几位官员来汇文书院找我们，交谈中他们说道： “皇上听说洋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是否有这回事？” “不错，”我们答道，“学校的物理实验室里就有一架，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有一架老式的脚踏式爱迪生留声机，看上去十分像缝纫机。我们带他们到实验室里，让其中一人对着留声机说话，然后用它把话复述出来。这些官员很高兴，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来了，一定要把留声机买下来当作礼物送给皇上。这是邀宠和升官的捷径。 火车图接着皇上又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火轮车”，但他是否也听到过他们曾在上海附近的吴凇造了一条小铁道，结果被中国人买下来拆了丢进河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许多官吏和老百姓做的事从来没有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去过。可是不管怎样，光绪听说了铁路和用火开的车之后就想要，而且直到沿着紫禁城内的荷花池畔建成了一条窄轨铁道才算满意。欧洲的工厂造了两节小车厢和一节机车，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带领宫廷女官们乘坐这不同寻常的旋转木马一游了。1901年我去紫禁城时，那铁道、车厢和机车还在，但没等到朝廷回銮就被联军中的有些人当作宝贵的战利品运到欧洲去了。 他听说铁道之后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外国人还有“火轮船”。当然他又要的。我越过横跨荷花池的美丽的白石桥时，就看见附近停泊着三艘小汽艇。显然用过很久了。我在颐和园的湖中见过与此相似的汽艇。有人告诉我光绪未成年时，遇到放假的日子，常让人把这些汽艇拴在龙舟上，带了宫廷女官们在夏天傍晚的阴凉中去湖上游览，就像后来慈禧太后招待外国客人一样。慈禧乘坐无篷平底船游玩 那些日子里，光绪皇帝注意着外国机械方面的每件东西，他对一切发明都感兴趣。这方面他跟全部中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们的脸永远是朝着后面的，他们的最高愿望是能达到过去时代的那种海晏清平，能有他们祖先那样高尚的品德。在光绪帝即位的一百年之前，他的祖先乾隆统治满一个甲子之后，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免自己的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这种往后看的情绪之强烈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主要的目标是拥有和掌握使西方人得以凌辱他的人民的每一种方法。 当他听说外国人有种跟十、二十、五十或者五百英里之外的人进行交谈的方法时，他并没像那位老农民那样说“不能吧，俺那小子约翰嗓子是这一带最响的，可他也不能叫两英里外的人听到啊”之类话。光绪却相信，他马上下令给他弄部电话来。 1894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来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致的洋纸搞到了，这本书的制作以最好的印本为目标刻意求精，金框金边，银质书皮上压印出竹子的图案，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然后把这银盒子装进一个红毛绒——红色象征着幸福——的盒子，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放入一个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面再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由英美公使带着送到外务部去，让他们转呈太后。 第二天，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他的百姓的那种。几天之后，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每天带着花和蔬菜去宫里的园艺师和花匠——像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偷偷来找我，说道： “宫里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大事。” “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以前我去宫里，”他说道，“太监们都对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问我有关基督教的一切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跟我谈着，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他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正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德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而他就坐在桌子前，把抄好了的摊在面前学习。这名太监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看得清纸上的字。” 详细询问后，我发现那太监除了通过他说的那种情况，实在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路德福音。这人被一天连着一天邀请去和太监们一起吃饭，直到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全部给他们讲了。这之后他们请他把他所属教堂的教区牧师带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再给他们讲讲路德福音。那教区牧师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但禁不住一天连着一天地请，最后也就陪着园艺学家去了宫里。 吃饭时教区牧师谢绝了敬酒，于是那太监说道：“喔，对了，我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于是作为殷勤的待客之道，酒被放到了一边，席上没人再喝了。下午他们带客人去参观了宫中一些建筑，借了笔三百元的款给园艺学家扩大他的设备，还送给教区牧师许多种礼物。 不过，不要据此推测道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不仅北京，而且许多外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它，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早在1891年，他就颁布了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其中说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中国人说他有时候对太监进行考试，让他们按班站成一排排，就读过的书上内容对他们进行提问。 有一天，三名太监跟着上面所说的那位园艺学家来拜访我，目的显然无非是看看外国人，对他的家瞥上一眼。其中的一个较其他两个年龄小，智力超过他们那一类人的平均水准。几天之后，园艺学家告诉我一件事，说明了皇上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暗示过了的——即他冲动的性格和难以控制的脾气。他要几个小太监到他这里来，但大家都有别的事，没来，只来了那个小太监一人。那个小太监跪下磕头时，皇上飞起一脚，踢在他嘴上，不仅踢破了他的嘴唇，也造成了别的伤害。园艺学家又说道：“服从命令还要加以处罚，这种人还怎么治国啊？”当时真有许多中国人觉得慈禧太后该像良母责罚劣子一样责罚皇上，虽说从他所做的其他事来看，他这种来自遗传又有所发展的性格与其该责备，还不如说该受到怜悯。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学英语。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御书房中的光绪帝他们在教他时坐着，而不是跪着。他挑选教师的时候，我正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教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于开始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访问了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以寻找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初级课本。他们来拜访我们时，我们彻底搜寻了一遍，最后马科思·L·塔夫塔博士发现了一本漂亮的绘图初级课本，是他为他的小女儿弗兰西丝带到中国来的，就给光绪送去了。 一天，有个太监前来拜访我，说皇上听说各种各样的学习机构、教育协会、田径以及其他团体用中文出版了一些书，都是从欧洲语言翻译而来的。我当时是两三个这类协会的监管人，手里有许多种中文书籍。所以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叫他转送给光绪帝。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了一个苦力替他提着御膳房做的火腿以及一盒盒糕和水果，是送给我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赏了苦力几个钱。我本来不是什么食量大的人，等到他走之后，就把这些转送给了我们的仆役。他们告诉我说宫里的肉确实非常好吃。连着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上我这里来，我不给皇上找本新书出来他就不会离开。这些著作也许是文学方面的，也许是科学方面的，也许是宗教方面的。他对任何派别或机构出的书都一视同仁，一样积极地加以搜寻。有时候我被弄得只剩一本小册子，最后不得不从我妻子的私人藏书室取出她的中文医学书让他给皇上送去。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访问负责其他书籍的人。当时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有一天，这个太监看见了我妻子停在廊上的自行车，说道： “这是种什么车？” “这是一种能自己动的车。”我答道。 “您怎么乘坐呢？”他问道。 我把自行车从廊上推下来，在院子里兜了一、两圈。他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等到我停下时突口而出道： “这真奇了。它怎么不倒下来呢？” “一件东西在动时，它是不会倒的。”我答道。这也不只是说自行车。 第二天他来时说道：“皇上想要那辆自行车。”我妻子同意了，让他把车带给光绪。这之后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说皇上曾试着骑过那辆自行车，他的辫子夹在后轮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第三部分作为皇帝和改革家的光绪
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查尔斯·丹比《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男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比光绪皇帝更令人感兴趣。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凯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一样那样害怕。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中国君主对这个国家年轻人思想的影响之深远会超过1895年到1898年的光绪。这一影响的酝酿已在政府和各传教团设立的教育机构之中进行了二、三十年。从这些学校里已经出来了大批年轻人，所有的商界和政界部门都有这些人任职。他们向民众和官员们显示了外国教育的力量。海关设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外交等人才的官学，出来的年轻人作为代表政府的领事或公使派驻各个欧美国家。 读光绪所读书籍的热潮极为汹涌，港口城市的印刷厂商的供应能力达到了极限。有些印刷协会的领导人担心已经出现了一种他们毫无准备的状况。像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等人写的书都被上海的书店盗版复制出来，售价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强迫盗版者交出他们所制的铅板，否则就要在官员们那里提起诉讼。可是在皇上研读这些外国书的三年里，这个国家里也在研读的年轻学者何止成千上万，都已为皇上在学习研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