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宫廷实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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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又都生有儿子，要不他就得不到全俸。　　新体制系统下主要的王公是庆亲王、肃亲王和溥伦。庆亲王自从恭亲王失势以来就是满人的首领，慈禧太后有权给的位置他几乎个个都有了，虽说皇上不喜欢他。他1884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自那以后直至目前从来未受过贬黜或失去过任何形式的圣眷。他个头矮小，一点没有李鸿章、张之洞或者恭亲王那种伟人因素，但他一向具有圆滑的特点，使他成为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像身边最有用的官员之一。而且外国公使馆在1900年被拳民围困期间得以保全，也完全是他的功劳。　　肃亲王是八大铁帽子亲王中惟一由于职务的关系而与外国人往来密切的人。拳民围困使馆期间，他将自己的府第让给了当地的基督徒使用，事件结束之后被任命为崇文门税关监督。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上交税款的比例从没有像他那么高，他的举动引起了别的官员的妒忌，他们彼此间说道：“要是让肃王再呆在这个位子上，那别人就什么也别想再捞到了。”于是他们就找他的碴子，也真找到了。以他们守旧的眼光看来，他乘外国车，建洋式小楼而以洋式家具加以布置，又雇了英国人教他的男孩子，还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为家中的妇女和姑娘们办了个学校，所有这些都是罪名。这样他就失去了他的职位。不过由于新摄政王醇亲王和他的进步政策，肃亲王成了海军大臣，而庆亲王只不过是海军衙门的一名会办。　　袁世凯像与新体制有关的王公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他是河南人，就是黄河这条几乎年年泛滥的浊流之南那个省份的人。年轻时，他勤奋地学习中国典籍，学习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但从未学过外语，也从未到过外国。这里就体现了他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在对外国语言、外国法律、外国文学、政治学、进步史和文明史全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占据了国内最高、最重要的职位，驾驶着国家这艘船在一边是保守主义、一边是激进的改革这两侧险滩之间笔直地航行，直至将它开近安全的进步政策的港湾。　　他一直是李鸿章的徒弟，一向得其赏识，政治才能有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而且他这么平步青云，仕途之初可能也多多少少会受惠于李鸿章的影响。其他官员无法同他相比。　　他从朝鲜回来之后成为道员，然后又受命统率直隶的军队。在德国军官的协助之下，他成功地运用欧洲方式训练了一支12500人的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时，皇上有了推行有史以来一场最为惊人的政府改革计划——就是在数个月的短时期内改变四亿人民四千年以来的保守主义。　　让连钉子也不会造一根的人民去造一条铁路。　　让连犁地也不敢深犁、生怕触犯相关神灵的人民去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矿。　　让四千年里连好好的高中也未办出一所的人民在首都和各省各自开办一所大学。　　与这三个问题同样棘手的有二十来个，皇上就在双倍于这个数字的天数里着手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头脑发热的激进年轻学者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这些人之中后来没有一个成为政治家。他们有许多都是聪明的年轻人，但在改革的热情中丧失了理智，忘记了掌握他们政府的保守势力与四十个世纪以来的那些保守人士并无差别。　　正如前面所说，他们将康有为推荐给皇上作为私人顾问，而他也因此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就是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领导人。他被称之为“康圣人”，不过他受到拥戴和推崇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各项政治才能都不具备，竟至于听任年轻的皇上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颁下二十七份诏书、处理二十七个上面说过的那种棘手问题。而就是这位头脑发热、毫无政治才能的“圣人”，因为袁世凯不肯加入下面所说的阴谋而将他斥之为看风使舵和背叛之徒。　　皇上罢免了某部两名守旧的侍郎、两个省的巡抚以及其他五、六个没用的守旧派领袖之后，他们策划了推翻他的方式，即唤起慈禧太后的野心，说服她废黜皇上而重新执掌朝政。他们说他是她的养子，是她将他扶上皇位的，所以她对他的错误就负有责任。他们奉承她三十多年的垂帘听政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政治才干。对这一切，她听得如饥似渴，但并无任何举动。　　这个时候皇上和他的康圣人清闲吗？一点也不。他们想好了一个对策，决定用武力来做在政治手段和义正词严的劝说下所无法做到的事。于是他们向操练和统领国内最精良的12500人军队的袁世凯下达了一道谕旨，催促他火速到京，将慈禧太后围在颐和园中，使之无法干预朝政，从而维护改革措施。　　军队大部分控制在慈禧太后的一个守旧派朋友、也就是现在摄政王的岳父荣禄手中。皇上知道没有对它的指挥权什么事都办不成。袁世凯统领着一个12500人的军团，但即使有皇上的谕旨，他如果不通知顶头上司荣禄而将它贸然带出，那就意味着即刻就会脑袋搬家。所以袁世凯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这道谕旨去见荣禄。袁世凯对改革是赞成的，不过他可能不赞成皇上所用的方法。荣禄火速来到庆亲王那里，两人一起赶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向她说明了一切。她匆匆回到北京，当面激烈地斥责了皇上，取走了他的御玺，将他在紫禁城内关押了起来。康有为这位“圣人”逃走了，但慈禧太后捉到了他的弟弟和另外五位爱国的年轻改革家，下令将他们在北京的法场当众斩首。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这种保护她而不是监禁她、因而使她得以重掌朝政的举动自然十分赞同，她将他任命为工部侍郎。当她不得不把组织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撤职时，就指令袁世凯署理这一职务。阿瑟·H·史密斯说袁世凯跟去职的那位比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如果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的话，整个义和团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消灭干净。但他被宫廷里来的‘密诏’所掣肘，除了发布发布音调铿锵的公告和斥责斥责下属办事不力之外也就不能再有别的什么作为了”。　　袁世凯成为山东巡抚时，几位拳民领袖前去拜访他，满心以为他会和他的前任一样同情他们。他们告诉他他们是如何地有能耐，如何地刀枪不入。袁世凯耐心而感兴趣地听他们说着，还邀请他们不久之后跟他和别的官员朋友一起用餐。　　筵席上，袁世凯将话题引向拳民领袖和他们的技艺，让他们对他那些个朋友再次谈起他们的刀枪不入之功。他让他们尽情吃喝，等到吃喝完毕，建议他们向他请来的朋友展示一下他们的神技。他们一通胡吹之后，很难拒绝这么做。于是袁世凯让他们排成一排，叫来了他最好的射手，将这场表演进行了下去。慈禧太后的那次王公会议因为相信拳民的超凡力量而讨论加入他们的可行性，不用说，倘若当时袁世凯也在场的话，她或许就不会受到1900年的屈辱了。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就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密诏”看得并不比皇上的谕旨重。他惟一的职责就是治理和保护他那个省的百姓。由于他聪明的政治手腕和强烈的个性，在1900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季节里不但没有外国人被害，即使别的地方普遍存在的那种苦难在该省相对来说也少得很。　　张之洞像现在我们来说另一个可以表明袁世凯和另外两名大总督——现在的大学士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个性的计谋。众所周知，拳民叛乱期间，他们把外国人全都赶出去的诺言深深打动了慈禧太后，竟使她颁下了一些不明智的诏书，要求各省对外国人进行大屠杀。袁世凯和他的两位同事私底下规定，只要外国军舰不靠近他们所在省份的港口，不管朝廷有什么旨意，他们都将维持和平和保护外国人。所以当宫里颁下屠杀外国人的密诏之后，为了拖时间，他们假装不相信朝廷会下达这样的旨意，说是拳民伪造的，于是就拒绝接受，要自己派专人一路前往北京，从太后那里亲手接到诏书，然后再带回来。派去的人又受到密令，要设法弄清楚诏书的内容，如果它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此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必须尽量磨磨蹭蹭，直至拳民之乱结束，或者外国人全都离开了省境。就是三位汉族总督和一位满族总督的这一类行动方式使中国在1900年避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慈禧太后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给予赏赐。　　刘坤—像1900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而朝廷被迫逃往西安。就在朝廷流亡西安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说明慈禧太后的多智和中国的全部社会习俗都具有弹性。袁世凯的母亲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习惯和孝道原则都要求一个人辞去一切官职，守制三年。于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递上了辞呈，“泣血以闻”。　　这个国家正在绝望的困境中，仅仅为了一点儿感情因素就失去三年它最杰出和最有力的政治家的服务，实在难以承受。而袁世凯不管对放弃这一才刚刚有声有色地开始的辉煌前程是多么痛惜，无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他接到太后那道慰谕的旨意后很出意外，其中高度赞扬他母亲诞育了这么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儿子，不过又说道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接受他的辞职，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国家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会派个人代他守制，这个，再加上他母亲知悉自己生了个对朝廷和国家的安全如此举足轻重的儿子，会使死者的在天之灵得到足够的安慰。袁世凯不得不留在他一省巡抚的职位上，守制一天也不可能。在慈禧皇太后这样的大师手里，经久不变的东方法律和风俗习惯就是这样通权达变和富于弹性。　　人们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在无意中使她得以重登宝座这方面显示的政治手腕有多么满意，皇上就会因为这是自己被废黜的根源而对之有多么愤恨。不过这也并非单单对袁世凯一个人，对现今摄政王的岳父甚至庆亲王也一样。从1898年直到他的死亡，整整十年里，光绪皇帝在被囚禁期间都对造成他失势的人心中充满了仇恨。　　直至1900年的拳民之乱结束，袁世凯因为巧妙地无视诏书而在保持安宁的同时保护和保全了他那个省中所有外国人的生命，这时候他才开始接连不断地得到大量荣誉。而这下面要说到，也并非没有其理由。　　19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受太子少保衔。1902年他得到黄马褂，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以及参预政务大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对城市治理都和对国家、对一省的治理同样关心。尽管他未曾受过外国教育，却开始在自己的省份之内建立起一套公共学校系统，这在全中国独一无二。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这段时期当中，宫里的一柄达摩克勒斯之剑时刻在他头顶上方悬着，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解释，因为它是这出戏的最后一幕了。　　袁世凯到天津就任直隶总督时，在那里发现了天津大学总教习丁家立博士。天津大学是李鸿章在十几年前创建的，有良好的学习课程，造就了大批年轻的毕业生。这些人本该有比在天津和其他各个城市的商业事务所当翻译更好的前程。于是他将丁家立博士叫了去，特意询问整个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　　“本省有啥东西阻止推行这一套系统？”袁世凯问。　　“没有，”丁家立博士答道，“只是要那样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条件。”　　“有啥条件？”袁世凯问道。　　“条件是要在每个主要的市镇开办一所学校，在里面安排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的教师，支付给他们的薪水要同他们进企业所能得到的不相上下。”　　“你愿不愿意把创建这么一套的事担起来？”他又问。　　“有个条件。”丁家立博士答道。　　“啥条件？”　　“你允许我认为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办所学校，想到哪里去征集教师就到哪里去征集教师，觉得他们该拿多少薪水就付给他们多少薪水。完事后我把账单给阁下送去，你要问也不问就付清。”　　袁世凯和丁家立相识有年，对他的能力和忠诚都一向绝对信任，所以减轻了他在天津和保定府大学的事务，委托他建立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公共学校系统。即使他从未做过任何其他事，即使他“现患足疾”，单凭这一点，一位明智的摄政王就没有罢免他的理由。不过摄政王这么做也许有他情有可原的地方，这我们以后会谈到。　　拳民起事的有一个方面未见任何书报杂志好好介绍过。我们都知道欧洲各国政府的公使和他们的妻儿，以及海关官员、传教士、商人和当时正在北京的游客，再加上中国的基督教徒，都一起被困在了英国使馆和肃王府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如何修筑防御工事；我们都知道他们连着六星期遭到拳民领袖和董福祥带领的保守派队伍的日夜攻击；但我们不知道、或者至少未听见有人谈得足够多的，是庆亲王等人所领导下的自由进步派为了挫败慈禧太后与拳民领袖、保守派和他们的军队，保护这批名气之大前所未有的使馆区囚徒，秘密策划了极为有趣的计谋。该计谋是这样的：　　当庆亲王和他在北京的同事发现已无法用表决来压倒附和拳民的王公时，他们不敢对之公然反对，而是私底下决定一定不可以让列强的代表遭到屠杀，要不中国的厄运就难以挽回了。等到他们知道袁世凯和其他的大总督已决定冒着蔑视圣旨的风险以计抗拒拳民时，为了保护使馆和保存这个国家，也就决计仿效了。他们给处在围困中的人秘密运送食品，而这些人却不敢食用，担心其中投了毒。更重要的是，庆王他们在北京以卫队的形式保持着自己的军队，准备万一使馆有被攻克的危险时就用作最后的手段。事实上，庆亲王和他的同事的军队同拳民领袖和董福祥的军队之间常有激战。一旦拳民获胜，袁世凯、庆亲王和他们的同事势必头颅难保，而现在既以拳民失败告终，当然这些拳民也就难逃法场上的一刀了。　　所以袁世凯处于两股火力的夹击之中。一者违背了皇上的旨意，未来北京，因而导致了他的失势，招致了他的不快；一者违抗了慈禧太后，未将他那个省内的外国人处死。如果拳民得胜，他肯定会为此掉脑袋。但拳民没有得胜，而因为他的抗旨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只要权还在慈禧太后手里，袁世凯就是安全的。　　可是算账的一天总要来的。慈禧太后年事已高，皇上正富于春秋，按照各种可能性来说，她总会先死，而袁世凯的惟一希望就在于她活得比发誓要向所有导致自己被监禁的人复仇的皇上长久。　　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也是一位大官的朋友。这位大官过去十余年来每天去宫里，对这段时期里这一与世隔绝的巢穴中策划的各种阴谋没有不知道的，不过他哪一件也未牵扯进去。他拥有这个国家最高的职位，一次也未遭到过贬黜。有一天，他在宫里时，皇上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皇上认为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决不会传到敌人的耳朵里。　　“你压根儿想不到我受的这份罪。”皇上说道。　　“真的？”这位大官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可不是，”皇上接下去道，“跟外面来的什么人都不能说话。我没权，没伴，就连内监也像是不把我当回事似的。这宫里最下等的人哪一个不比我强。”接着他又压低嗓子说道：“可总有算账的那一天。太后也不能总活着，我一旦再坐上龙椅，会让那些叫我这样的人也受受我那份罪。”　　皇上的这些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并非没有可能，在中国总是隔墙有耳。一切都有耳朵，大自然的每一部分都有舌头。真是如此的话，皇上的一生这出戏里所以有那最后一个情节，袁世凯的官场生活中所以有那倒数第二个情节，原因全在里面了。　　问题是如何操纵自然规律来防止慈禧太后死而皇上还活着，同时又不让外人知道那些神秘的力量已经被你玩弄过了。他必须是自然死亡，死得毫无可疑之处。他不可以比慈禧太后死得晚一天，这样会引起议论。他应该比她早一点死。死亡的导火索燃起来要比我们想象中的长久得多——有一位英国国王说过“先生们，恐怕我死的过程持续得太长久了”——有时候它又烧得比计划中的快。北京的紫禁城里有两根死亡的导火索在同一时间里点着了。慈禧太后是“病势陡重”的，她的死无疑出于自然的原因。但袁世凯的敌人告诉我们皇上有个中医，袁世凯用三万三千元收买了他。他们说慈禧太后实际上比皇上先死，虽说皇上的死讯是首先公布的，而太后的死讯第二天才公布出来。　　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皇上是被毒死的？就算这样吧。当时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不过是谁下的毒？肯定不是一个人。人们可以为他请个中国医生，但袁世凯的医生是皇上最不可能接受的。你我生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