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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她的伊始。
至于说到现在我还在欺骗她，余婧显然指许含。可天地良心，不论喻丹还是许含，真的能算得上我对她的欺骗吗？说到喻丹，我还算抚摸过那两砣发面般的胸部，还算在那家小旅馆里几乎溃不成军地和她上过一次床，说到许含，除了偶尔有些亲密的玩笑，我动了她半个指头吗？
每个家庭里都有被冤屈的男人，就像每座地狱里都有被冤屈的鬼一样。
24、满天都是绿帽子在飞舞着寻找主人。
后来，当我躺在收审所的地板上回首往事，我想，要是我有足够的冷静和细心，也许我能发现余婧内心深处的悲哀和失望。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重新假设的可能。赵传有首歌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伤感的题目隐藏的最深的判断是：我早晚要失去你的，现在，我终于失去了你。要是世上真有爱情的话，我想它就像一个儿童在海边捧起的细沙，这些沙一定会缓慢而又固执地从他的手指缝里滑落，越来越少，直到完全丧失殆尽。
和余婧一场大吵大闹之后，我摔门而出，一口气从小区走到了大街上，小区的门卫和我打招呼也没听见。
夜色凝重，车来车往，我一下子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站在街边的法国梧桐树下抽了半支烟，我给简锐打了个电话，他这段时间也烦恼，看来我们哥俩成了一根藤上的两条苦瓜了，不如把他找出来，大家一起去喝酒吧。
奇怪的是，简锐的手机居然关着，电脑小姐的声音冰冷地传来：你所拔打的手机已关机或已出服务区，请稍后再拔。
简锐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开着，今天不知怎么会关了。我又拔打他家里的电话，振铃声响了十几遍，还是没人接听。
犹豫了一阵子，我想不出还可以给谁打电话，让谁半夜三更地出来陪陪自己。没结婚那阵，凌晨三四点钟都还有一大批狐朋狗友可以召唤。可现在，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结了婚生了子，谁还好意思半夜打电话把人家喊出来呢？即便朋友乐意，朋友的老婆也不干了。
我决定到斯普瑞公司办公室去睡觉，我已经有两天没过去了。我那间办公室有一张价值一万多的沙发，正好做我的床，天气也还不冷，开着空调就能对付过去。
斯普瑞这边有两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在里间，外间是陶小虹的，她天天负责到这里守着摊子，我只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
打开公司的门，从里间我的办公室里有微弱的灯光透出来。我以为是陶小虹忘记了关灯，也没在意，关了大门往里走。可这时我听见从里屋传来一阵轻微的女人的喘息声，我有些奇怪，难道有贼？可声音不像呀。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里屋门口，顺手按亮壁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让我目瞪口呆：
陶晓虹全身赤裸着睡在沙发上，两条腿高高地举向空中，一个男人光着身子扑在她身上干得正欢，陶晓虹的两只乳房随着男人的用力而有规律地抖动着。
猛然亮起的壁灯吓得陶小虹和那男人大惊失色。闭着眼的陶小虹睁开眼睛，她赫然看到我站在里屋门口，啊地尖叫了一声，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衣服，胡乱盖住了敏感部位，那个男人则呆呆地光着身子看着我。
我一声不吭地关了壁灯向外面走去。
陶小虹是胡格非派过来的，据我观察，她和胡格非应该有情人关系，只不过具体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陶小虹的丈夫我也见过，一个老实的中年人，见了人就低三下四地点头哈腰，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窝囊的家伙。
比我大两岁的陶小虹看上去很端庄，长着很标准的北方女人的高大身材，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刚才那个男人既不是她的情人胡格非，更不是她的人到中年的老公，他是谁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像陶小虹这种严肃的女人居然也敢和男人到办公室寻欢作乐，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世界真是变了，满天都是绿帽子在飞舞着寻找主人。
办公室不能住了，那就只能去找一家宾馆开房间。附近恰好有家小宾馆，一个小姐坐在服务台前打瞌睡，我把身份证和钱递给她要了个标间，胡乱睡一宿吧。
不想，进了房间不到十分钟就有电话打进来，一接听，十分暖昧的女声，问我需不需要按摩，她们可以派小姐到房间里服务，保证价格优惠，服务到位。我说谢谢，不需要。过了五分钟，又打来两个类似的电话，我只得把宾馆的内线电话摘下来放在茶几上。
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一夜无梦。醒来时已是上午九点，宾馆对面的一所小学校，小学生们正在做早操，悠扬的乐曲和着灿烂的阳光一起挤进房间，让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好心情。
胡乱洗了一把脸，才坐下来穿衣服，手机响了，是报社汪总编办公室的号码。
“王小乐吗？我汪敬之。你看今天的《西部都市报》了吗？”
“汪总你好，我还没看。”
“小乐呀，我说你这个新闻部主任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新闻竟然都漏掉了，你搞得我很被动嘛。”
由于都市报和我们晨报之间的明争暗斗，两家的新闻战打得很厉害，同一起重要事件，如果哪家没有及时地发稿见报，管事的新闻部主任或是新闻中心主任以及一帮责任编辑就是严重失职。按晨报的规矩，凡是出现重要新闻在都市报见报而我们漏掉了的，我这个新闻部主任要扣大洋两百元，相关的责任编辑和编辑分别扣一百五十元和一百元。
汪总编的话有些严厉，但我并没往心里去。这个干了大半辈子新闻的老报人，算得上对我有知遇之恩。当初我还在《文学月刊》时就在晨报兼职做副刊编辑，后来，他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我才把《文学月刊》的铁饭碗一脚给踢飞了，应聘到晨报从记者做起，在他的关照和赏识下，一步一步提拔到了现在的位置。晨报几个老总，以及母报日报的几个老总之间关系不和，各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我被汪总看作是他的嫡系部队。
“汪总，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搞得你老人家都被动了？”
“昨天下午，市城管执法队的三名城管把一个摆地摊的女子打成了重伤。都市报今天见报了，可我们晨报居然连消息都没一条。小王呀，你不能这样得过且过嘛，要永远保持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不仅能吸引读者眼球，还能在市民心中树立起晨报仗义执言的良好形象，更何况，我们也是在积极进行新闻监督嘛。你想想办法，看如何补救一下。”
“好的，汪总，我马上赶到报社。”
25、今天的都市报你们都看了吗
汪总放心地挂了电话，我急忙笼上衣服，拿钥匙到底楼的服务台退了押金，顺手在宾馆门口的早点店里买了两个包子，一边吃一边上了的士。
的士经过一家报摊时，我让的哥停了一下，要了一份都市报，迫不及待地找到那篇关于城管打人的报道。那篇报道写道：
昨天傍晚7时左右，报料人陈先生告诉都市报记者，光明南路一小贩遭到三名城管人员当街毒打，以致命悬一线。打人者与愤怒的市民对峙了两个多小时，竟然毫无表示就开着车走了。而伤势严重的伤者，今天上午仍然躺在医院里。
记者赶到现场时，三个行凶者已经坐上写着“西都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的车扬长而去，上千名激愤的市民把光明南路塞了个水泄不通。
目击人黄小姐告诉记者，大约下午6时，城管队员的执法车停到了一个当街卖菜的小贩面前，三名城管队员从车上冲下来，不由分说就把小贩的菜摊一脚踢翻，小贩跑着去捡菜，三个城管随即对小贩拳打脚踢。
目击的另一位中年人说，打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就一个拿着对讲机，一个拿着砖头，恶狠狠地猛击小贩头部。“当时她满脸都是血，我们看到她早已不能动弹了，就上去劝城管收手，可城管却骂我们多管闲事。”
一位教师模样的男子则这样告诉记者：“打人事件发生时，不少市民从菜市场买菜回家，不仅仅我们几个看到了，现场至少有几百人都可以作证。”
由于现场围观者越来越多，三个行凶者在暴打半小时后才终于停手，还准备拖着已经昏迷的小贩上车。在围观市民的干预下，行凶者扔下小贩，想要开车逃跑。
愤怒至极的围观市民们把执法车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不已，对峙一直持续到晚上8时，在警方的疏导下市民才逐渐散去。
据群众反映，伤者先被送往东城区中医院，然后又看到西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将他拉走了。
记者赶到东城区中医院时，医生已经下班，病历上显示“头部伤口9厘米，神志不清，，流血过多，伤势严重，怀疑有头颅内伤”。
晚上9时左右，记者赶到西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伤者躺在急诊室的大堂里，两名警察和法医守在病人旁边。记者想探问伤情，医生说只能问法医，法医则称无可奉告。
有护士偷偷告诉记者，伤者病情基本稳定住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头部受了很严重的内伤，后遗症的可能性很大，不排除脑震荡甚至成为植物人的可能。伤者的丈夫在旁守护，没有眼泪，没有表情，没有言语。
从伤者亲属那里了解到，伤者叫刘家芳，33岁，系西都机械厂下岗职工，她在菜场有一个摊位，每天要交几十块的摊位费，因为生意差才铤而走险跑到街边卖菜。
对这起城管打人事件的有关情况，本报将继续追踪报道。
赶到报社，我把两个副主任和两个责任编辑通知到我的办公室，几个人陆续地递着烟寒暄着坐了下来。想了想，我给许含也打了个电话，让她也来参加一下。按理，许含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不过，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这个稿子还是交给许含来做，一来我对她的才能比较放心，二来也有刻意让她做点重头稿的意思。
虽然平时我是地道的无为而治，可这时却成了真正的新闻部主任。等他们五个人团团坐定，我扬了扬手中的《西部都市报》：“今天的都市报你们都看了吗？”
五个人都点头称是。互相研读对方的报纸，这也是都市报和晨报两家编辑们每天最重要的功课之一，看对方的报纸往往比自家的报纸还认真。市场经济了，不讨好读者就意味着发行量的锐减，发行量的锐减则意味着广告收入的滑坡。锅里没了，碗里还有吗？
“没看出什么问题吗？”
几个人面面相觑，摇摇头，“没有什么问题呀。”
我沉吟着没有吭声，自顾拿出烟来点了一根。
许含想了想说：“对了，王主任，你是不是指城管打人的新闻？我们报纸没有上。”
“对。”我满意地挥了挥手，心里对许含的思维和反应很赞赏。然后，我将汪总编电话里的意思给大家转述了一遍，两个副主任和责任编辑都翻着都市报，纷纷向我检讨自己的失职。
“算了，大家不必争着担责任了，汪总也没有要追究谁的意思，只是让我们采取措施如何补救一下。我仔细看了都市报的报道，应该说整个事件他们都做出了比较客观而且详实的报道，看来我们要出新，必须得下一番功夫。我的意思是我们得找到受伤的刘家芳，看她醒过来没有，具体再采访她一下，然后还得去采访市城管局，看看他们有什么说法。另外，还可以采访各届群众，作一个新闻访谈性质的东西作为主新闻的链接。你们觉得这样做如何？”
几个人都点头，认为既有可行性，也有可读性。
“那就这样吧，稿子就由许含来写，小杨你和编辑中心具体对接一下，看如何安排版面，大家今后都要敏感点，睡觉最好睁一只眼睛，不然再漏掉了重要新闻，扣起钱来大家都焦眉烂眼的。”
小杨是新闻部副主任，平时负责和编辑中心的对接工作。我问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吗？几个人都摇头，“那就散会吧。来，抽根烟。”我把烟散了一圈，大家抽着烟纷纷散去，只有许含还坐着没动。
“怎么？许小姐还有什么高见吗？”
“王哥，我们一起合作做这篇稿子吧。”刚才开会叫的还是王主任，几个副手一走，我立即又变成王哥了。
“你一个人做不是更好？何必把我也拉去分一杯羹呢？”
“我们很久都没合作了，再合作一次吧，行不行？”
我想了想，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至少能让汪总觉得我把他老人家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再说，面对许含的笑脸和恳求，我即使不乐意，又哪里忍得下心呢？
26、也许你是有的，我是没有了
我和许含决定第一步先去西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看刘家芳到底醒过来没有，毕竟，她才是这起城管打人事件的主角。
到了医院，我到地下车库停车，许含在入口处先下了车。走出车库时，许含手里多了一只塑料袋，袋里装了些水果和麦乳精之类的东西。女人的心就是细，我微笑着给了她一个赞许的眼神。
医院服务台一问，很容易就打听到了身受重伤的刘家芳，听说我们是晨报的记者，一个热心的护士小姐亲自引我们进了刘家芳的病房。
刘家芳躺在靠门的一张病床上，脑袋上缠着绷带，床前的铁架上挂着盐水瓶，瓶里的药水正一点一点地往下滴。由于被盖和绷带的遮掩，不大能看清她的脸。一个愁容满面的中年男人坐在病床边，两只青筋暴涨的手在胸前交叉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把作业本放在病床上埋头做作业。
我向中年男人打了个招呼：“你好，请问你是刘家芳的亲属吗？”
中年男人戒备地看了我和许含一眼，“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告诉中年男人，我们是西都晨报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刘家芳。
中年男人的表情变得和气起来，这时我注意到，病床一侧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张今天的西部都市报，正好翻到了该报记者采写的城管打人那一版。
中年男人介绍说他叫李成树，是刘家芳的丈夫，在本市的另一家工厂上班。做作业的小女孩是他们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妈妈住院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去学校。
李成树感激地接过许含手里的塑料袋，并对我们前来采访表示感谢，“两位记者老师，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伸张正义呀，你们看这到底是他妈什么世道啊，我们下了岗，不给国家添麻烦，自己摆个摊子卖点小菜，没招谁没惹谁，却被城管打成这样子，他们还是人吗他们？”
刘成芳两眼空洞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着昨天下午发生在她身上的可怕一幕，其情其景，和都市报的报道基本一致。
我和刘成芳聊着天，许含飞快地记录着，一会儿功夫就见她翻了两页采访本，采访机也开着，放在刘成芳面前的被盖上。
结束采访时已经中午一点钟，临走，小姑娘天真地问我：“叔叔，你们写了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几个打人的坏蛋是不是就会被警察给抓起来呢？”
我抚摸着她的头：“会的，只要是坏人，统统都会被抓起来。”
李成树一直把我们送到住院部楼下的水池边，他没有再向我和许含道谢，而是默默地看着我们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