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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含说：“我不想去美国，真的，不想去。”
“为什么呢？不是很多人都觉得那里是天堂吗？”
“唉，反正我不想去，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我很认真地说：“不，许含，我对你越来越不了解啦。”
“你，你呀
6、黑钱将从这里洗得洁白合法
报社上午一般没有什么事，尤其是像我这种采取无为而治的部门主任，除了记者得出去跑新闻外，我不要求编辑们都来坐班，留一个责任编辑或一个副主任值班就行了。
上午我一般去离报社两条街的德盛路华佳写字楼。这座高档写字楼里，有两间比报社办公室更高档更现代的房间，单是那张红木写字台，就足足相当于我在报社半年的工资。
这两间有红木办公桌和进口羊毛地毯的办公室，名义上，它属于斯普瑞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而我则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事实上，它背后的真正老板是胡克非。
胡克非现任鲁班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那是一个有两万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
与一般的广告策划公司总是千方百计揽客户不同，斯普瑞公司只做鲁班建筑集团的广告，或者从更本质上说，成立这家公司，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做任何一笔业务，当然也没想到过要偷税漏税。恰恰相反，两年多来，尽管业务没几笔，上的税却不少，给人的感觉这是一家兴旺发达的大型广告公司。可真正到这里坐坐班的，我这个总经理之外，其余的员工只有一个，那就是负责日常工作的文秘陶小虹。
这家公司的董事大大小小有十个，除了我真正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外，其它的八个压根儿就不可能从这里分得一杯羹，百分之九十五的股份都属于胡克非。当然，胡克非用的是他老婆钟平的名义。
说穿了，这家公司之所以成立，目的只有一个：为胡克非洗钱。那些原本非法的黑钱将从这里洗得洁白合法，就像冬天的大雪能把这个灰白的城市打扮得如同童话世界一样。
我被胡格非选中委托这样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和我老婆余婧的亲戚加老乡关系。此外也和我虽然在报社任职，其实只是聘用的自由人也有关。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的机缘，比如此前我给他写的几篇吹捧报道，给他解决的几件私事小事，甚至还包括我们在酒桌上的豪爽表现。众多的原因加在一起，他前年决定干这家公司时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我。
桑塔纳又送汽修厂了，这破车早该淘汰了。我也曾想自己买一辆，可一旦想到开自己的车去上公家的班，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宁肯三天两头修车也不愿意换车。
从家里到公司写字楼的路上，手机响了起来，看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
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总有些有气无力，自从父亲去世和妹妹离婚后，她那小学教师出身的高嗓门一下子低了足足八度。
母亲在电话那头问：“小乐吗？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上班的路上。
母亲说：“你晚上过来吃饭吧，把余婧也带上。”
妹妹离婚后搬回家和母亲同住，两个大人外加一个小孩生活在一起。同在一个城市，可我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过去看看。默默一算，已有快两个星期没去过了。心中有些惭愧，忙对母亲说，好的，我一定回来。又问她，你还好吗？没有什么事吧？
母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唉，好什么，就是不好。不然也不给你打电话了，知道你忙。”
“怎么啦？你生病了吗？”
母亲说，没有，是你妹妹的事。
“小天怎么啦？她生病了？”
母亲有些欲言又止，“算了，晚上你回来再说吧。”也不等我再说话，自顾把电话挂了。
7、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
西都号称西部第一大城市，近年来，当局还提出了建成国际大都会的口号，可真要与沿海城市相比，不论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意识都拉下了一大截。惟一可堪自豪的是，市容也倒还不错，一条叫做南河的河流从城西百余公里外的雪山淙淙而来，在城中心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有水的地方也就有了灵性，这座城市看起来就有点小资们追求的所谓情调，沿着河岸依形就势的绿化带，使这座城市绿意葱笼。
和其它城市相比，西都最大的特点是休闲。大凡春天秋天和冬天，只要有阳光的下午，南河两岸众多的茶馆绝对人满为患。人们坐在盆地稀有的阳光下吹牛打麻将，从清晨到傍晚，个个都清闲得早已退休多年似的。有人说，飞机打天上飞过，如果听到下面传来一阵哗哗哗的搓牌声，那就是西都到了。
七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我和简锐、肖一民一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夜行列车，从学校所在地古城赶到西都。我们整个班三十多名同学，就我们三个人分到了西都。简锐分到西都郊区的一所中学，我分到西都一家奄奄一息的市级文学刊物，肖一民是学生干部，学校隆重举荐，分到省政府办公厅。
那时候的西都对我们来说何等陌生呀，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和一头发情的种猪有什么区别。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火车北站，明亮的阳光陌生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背着包袱，就那么毫无准备地出现在了西都街头。
三个人里，我和简锐的心情都有些灰暗，尤其是简锐。肖一民内心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他如愿以偿地进了政府机关。但既然我和简锐都有不得志的落寞，他也只得陪着我们唉声叹气，好像省府办公厅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大机关，而是乡下的一家养鸡场。
三个人在火车北站广场边找了家小馆子吃早饭，一人一大碗面条。吃着吃着，垂头丧气的简锐拍打着如同临时政府一样摇摇欲垂的小饭桌：“老板，拿三瓶二锅头。”
肖一民忙制止他：“简锐你发什么疯，早晨还喝酒？一会儿得到单位报到呀。”
我说：“喝吧，管他妈报什么到，一会儿分手之后，大学生活就算彻底结束了，好歹咱们同窗四年，就是喝个烂醉，大不了到广场上和那些民工挤着睡半天得了。”
老板屁颠颠地端来一盘油腻的猪耳朵，一碟色彩可疑的油炸花生米，以及三瓶二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
小饭馆里都是些忙着吃了早饭去上班的西都人，他们在一旁好奇地听着我们三个人的外地口音，再看看我们居然大清早地捏着瓶子喝酒，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喝着喝着就刹不住车了，尤其是简锐。他心里不爽，只是要喝。老板在一旁拿了两次酒，他还在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肖一民有点着急，酒便喝得慢了。我呢，舍命陪君子，再说，我也不痛快，喝就喝吧。
这顿酒从早上六点喝到了上午十一点，简锐和我都醉了，只有肖一民打了埋伏，把属于他喝的酒偷偷地藏了两瓶。他是清醒的。他把我和简锐分别送上各自该乘坐的公交车后，这小子到广场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他不愿意报到的第一天就让领导闻到身上浓浓的酒精味。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足以在官场上混下去。
我头重脚轻地找到了那家名叫《文学月刊》的杂志社。一座破旧不堪的大楼，年龄大约比我更长。在底楼，有两间更加破烂的房间分别挂着《文学月刊》编辑部和主编室的塑料牌，门锁着。整座大楼里似乎都没有人，比阿Q先生的土谷祠好不了多少。透过稀疏的门缝，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些稿件和杂志，其中一把藤椅断了腿，用一些铁丝胡乱地捆绑着。
正在疑惑之际，从走廊的另一端走来一个中年人，想必是文联的工作人员吧。我迎上去问他：“老师，请问《文学月刊》什么时候上班？”
老师一嘴胳腮胡，像个杀猪匠。他茫然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回答：“我也不晓得。我是到这里来找厕所的。尿胀昏了。”
酒劲上涌，我扶着《文学月刊》编辑部的门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吐在了那看不出颜色的破门上。
从七年前的那个秋天的早晨眺望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今后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我甚至根本没想到我会在西都安家落户。我以为我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古城，因为古城才是我的家，而且，热恋了三年的女友余婧毕业后也留在了古城。
没想到的是，五年前，余婧却调到了西都，然后我们结了婚。更没想到的是，父亲所在的地质部门认为西都适宜生活，在西都二环路边兴建了几座房子，分给父亲那样长年在野外工作的老职工。这样，父亲和母亲也到了西都。顺理成章的是，妹妹中专毕业以后，也在西都找到了接收单位。
这样一来，我和西都算是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七年的生活，足以使我把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当作比故乡古城更亲的家园。
8、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母亲居住的小区外面有一条宽不盈丈的小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杂乱无章的菜市场，不少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的摊子直接支在了小街两边。
我在小街进口处下了车，打算在小街上的王板鸭店买只鸭子，这里做的樟茶鸭，香味扑鼻，色彩酥黄，妹妹小天三岁的儿子凡凡最爱这一口。
拿着长长的夹子在一堆鸭子里翻来翻去，不由联想起刘得忠胖着脸挑选小姐。这时，背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我没想到这声音和我有关。我站在街沿上，不会影响车辆通行的。
又是一阵喇叭声。喇叭声里，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王小乐，王小乐”。
回过头看时，我面前的街上多了一辆崭新的奥迪A6，正在疑惑哪个朋友或熟人又买了这样的好车，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一颗油光可鉴的头从车窗里挤了出来。
“你在这里干啥？”那颗头问。
“妈的，这不是李夫吗？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终于看清了车里的那颗头。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夫了。早在七年前，我刚分配到《文学月刊》时，我们俩的办公桌比邻而居，他和我就是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后来，大约在和我同事一年之后，李夫离开了杂志社，做了一段时间的二渠道书商，出版过不少拳头加枕头的东西，据说很赚了一笔。再后来，两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叫做《飞起来》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资深编辑包装策划的，一下子就在全国火了，电影电视包括话剧都接踵而来。有两个评论家甚至坚定地预言，这部小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水涨船高，李夫一下子成了明星级别的人物。人是见不到了，倒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的影。一会儿接受央视的专访，一会儿歌手大赛里当评委，一会儿又在省有线台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嘉宾谈明星绯闻或是苦难教育。用王自洁的话来说，那是眼睁睁地看着一颗著名作家就这样神奇地诞生了。
上一次和李夫见面，大约已是一年前，好像在文化厅的一个什么会上。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走路时，肚皮已经习惯性地比双脚先行一步。有人和他握手，他的手总是要慢半拍才能从腰间送到肚皮前。那神情和语气，就跟已经买好了到斯德哥尔摩的机票一样。
李夫没有下车，他把头支在车窗上，我站在街沿边，两个人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话。卖樟茶鸭的大妈还没把半只鸭子剁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李夫说，“我马上要赶到银杏酒楼，省委宣传部的哥们儿请吃饭，我们改天联系吧。”说着，他递了张名片给我。我说，好吧，改天见。他的奥迪A6顺着小街急驰而过，消失在远处的大街上。
其实，我和李夫曾经有过很亲密的来往，至少也要算当时杂志社里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吧。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一起喝酒，一起谈女人，甚至还一起搞些恐怕李夫现在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娱乐”。
那时候余婧还没有调到西都，李夫的老婆也远在外地，简单枯燥的生活无法排解青春的毒素。常常，我们会在杂志社楼下的烧菜店里喝酒，菜是民工们吃的土豆烧肥肠之类的粗糙东西，酒是劣质的本地高梁酒。一边喝酒，一边贼兮兮地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尤其是靓丽的年轻女人。
偶尔有钱――这种机会不多――我们也会稍微提高一下酒菜的档次，甚至会在酒后到一些歌舞厅找小姐跳舞。那时候，西都众多的备战备荒时代挖的防空洞里，有不少打擦边球的舞厅。一大帮年轻女人在里面出没，只要你能给她十块钱，她就可以陪你跳三曲。灯光朦胧乃至黑暗的地下舞厅，跳舞其实都是充满色情意味的搂抱。三支曲子下来，你会发现双脚压根儿就没有移动过。所以，人们给这种舞厅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砂轮厂。
能去砂轮厂的机会并不多，羞涩的口袋是先决条件。有时候，偶尔有作者到杂志社请我们吃饭，我们就会厚颜无耻而又费尽心机地提示人家：我们都有去砂轮厂的雅好。如果能够请我们去那里娱乐娱乐，你的大作发表的机会肯定要上升八十个百分点。有一次，面对一个吝啬而又想发稿的外地作者，李夫甚至趁着酒兴对那可怜的家伙说：我看，咱们吃简单点都行。
一个春天的黄昏，我和李夫照例在杂志社楼下喝酒，都喝得有些高了，油菜花盛开的春天，总会让人心里有几只爪子一下接一下地搔。两个人都想去砂轮厂，可翻遍了口袋，两个人加起来也只有九十块钱。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星期之遥，去砂轮厂是没戏了。想想那些风骚女人热乎乎的拥抱，我和李夫都有些伤感。李夫就是在那天说出了一句精彩的名言：“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老婆不想搞，人家的老婆搞不到。”
我端起酒杯，把里面的半口残酒一饮而尽：“算了，李夫，我们还是各自回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李夫也端起酒杯干了，酒还没吞下喉，他拍了拍桌子：“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去看录像吧。”
我说录像有他妈什么好看的？
李夫说，西都医科大学后面有座茶馆，茶馆的包间天天放黄色录像，“都是A片，你娃也该去学习学习，免得将来讨了老婆技法单一，以致于红杏出墙。”
我们就花十块钱买了两张票，在老板娘的带领下走进一间又脏又乱的包间。包间里有几张沙发，沙发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台彩电。我和李夫外，另外还有几个副科长模样的人。
令人纳罕而且伤心的是，电视屏幕上放的是一部与色情毫无关系的枪战片。我们耐心地看了十来分钟，片子里连女人都没出现一个。
我问李夫，你他妈情报有误吧？
李夫赌咒发誓地说绝对没有搞错，上星期他还来过两次，次次都是A片。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