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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女人，而且是个癌症患者在沙发上胡搞。我接受了昨晚同余利的教训，没把自己的想法顺口说出来，而是将小凌埋在我的意识的深层，好让梁雨专心致志地对待我。我觉得我有点卑鄙，可有的时候你要是一点都不卑鄙的话，你在这个卑鄙比比皆是的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2）
我已经感觉到梁雨的身体硬起来，唤起了我对于性的渴望，一个垂死的人渴望性，近乎一个乞丐渴望豪华别墅，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奢望，简直可以说成痴心妄想。我记得有一位医学专家就病人与性的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主题就是人一旦生病能不能向往性生活，和能不能有性生活。当然他的文章里是从人道、人文的立场出发，主张病人有性欲、有性生活。这位专家的看法和观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是既高尚又符合人文精神，但他忽略了实际情况，那就是一个人一旦有了病尤其是不治之症，别说性生活，连普通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比如他（她）如果想去逛街，家人一定会百般阻挠，说你现在的免疫力很差，如果去公共场合会感染病菌。他（她）的家人会十分小心地像供奉一个怪物似的供奉他（她），只供给他（她）必须的生存所需，至于其他的想都别想。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例外，有的时候那种痴心妄想并非完全不能实现，比如现在我，就被我的前男友，一个比我小七岁的男人压在沙发上，我当然感觉到他的强烈的欲望，对于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梁雨的犹豫，虽然只是几秒钟。我拿不准他是在想小凌，还是意识到了我身体里那些有毒的细胞。那种说不清楚的犹豫（人的犹豫有时候可能是下意识的，一般都为道德因素）很快就消失了，在我面前晃动着一张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脸，它带着我进入快乐的门槛。我的身体渐渐地随着梁雨的身体起伏波动，为的是攀登那个看不见的高峰。
作爱的时候梁雨一般都是沉默寡言，他将此解释为做事专心致志。我反问他难道情话和呻吟不是作爱的一部分吗？那是方式。他解释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式，而他看重的是行动。他突然笑了笑，至于呻吟好象是你们女人的专利吧。
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梁雨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坦白说早晨跟小凌干了两次，体力消耗的太大了。
我想让梁雨喝一袋牛奶，他摇头，说这几天胃不太好。我有点后悔，这来源于我还没有被癌细胞杀死的同情心。我坐在梁雨身旁，一只手摩挲着他的后背，像一个母亲抚爱她的孩子。
“求你了，住院吧，别用这种方式惩罚你周围的人了；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梁雨说话的时候并不看我，我猜他是不敢看我，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提出生活的要求，这本身就近乎“苛求”。
我却不错眼珠地看着梁雨，我把我的目光像泼水似的，毫不吝惜地朝梁雨身上泼洒，眼看着梁雨在我的目光中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也许，疾病会赋予人一种权力，你可以面对严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变得放肆和狡黠；因为你对它不再有任何的要求，它对你来说已经是那么的有限，可以忽略不记，如此，它还在乎你对它的态度吗？
我面对我的环境沉默起来。任凭我周围的人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自岿然不动。我尝到了沉默的乐趣。我漠视我的环境，主要是我周围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滑稽剧的效果。首先是大姑，拖着一条瘸腿在院子里走遛儿（大姑身体的恢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透着焦急，她不时地往我的屋子里观望。看也白看，我的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我从窗缝向外观看，像是看一出戏，尽管这出戏的主角是我。
然后是大姑夫。他与大姑的表现形式不同，这恐怕是性格和性别决定的。他假装扫院子，朝我这边偷窥；借晾晒被子，多次进出屋子，然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再朝我这边看一眼。
表哥旦旦不掩饰他的坐立不安，他生来不会掩饰什么，此刻他正杈着腿站在他的屋门口抽烟。他的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鼻孔里的烟雾持续不断，嘴里的哈气和烟雾混合在一起喷吐出来的时候，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小姑找来张文正做说客，张文正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小姑埋怨他，他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人就争吵起来。
余利、梁雨和老总都像轰炸机似的天天来。他们就像我操纵的机器，在我的身旁团团转，我摆手，他们就停下来；我躺在床上，他们就伏着身子像看棺材里的遗体似的看我。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用他们健康人的意志左右我这个病人的意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对立和抵触是永远无法调和的，除非你从一个健康人变为一个病人；而当你真正得了一种疾病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那种类似感冒、好了以后不留痕迹的病），你就永远地成为了一个病人，永远地与健康二字无缘了。
我沉默下来的时候，同时我就失去了自由。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到大姑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动，他是在监视我；我一旦走出院门就更麻烦了，表哥会马上从后面跟上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随行。他们怕我去自杀？我隐藏着这个疑问，其实无须问，事情明摆着，一个身患绝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走上自杀之路，没人觉得奇怪。
然而我没想到自杀，我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地步，只是我周围人的行为举止给了我自杀的提示。这是我第一次拒绝自杀的想法，因为是被迫的。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3）
电话是一律不接的，无论电话铃响多久，但我不拔掉电话线，我要让我周围的环境保持正常状态。有的电话打到大姑的房间里，大姑父喊我接电话，徒劳！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响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铃》。当然这个联想并没有能唤起我丝毫的恐怖感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癌细胞更可怕了；它只是引起了我残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听筒，也就拣起了我最后的爱情。
由于四周非常安静，话筒里的声音显得十分清晰，一个好听的男中音，他说他是张同。
我想了想说，我没有一个叫张同的朋友，可能是打错电话了。那边说：严格地讲不是你的什么朋友，是你的大夫，妇科大夫。
我想起了X医院那个文质彬彬的妇科大夫张同。我笑了（多少天以来的第一次笑），我说您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没听出来，再加上咱们统共只见过两面，不够熟悉。
张同说：以后会熟悉的。我问他咱们知道以后会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说我迟早要做他的病人的。我说我还没想好去不去治病，怎么做你的病人。
他说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很累，有时间再聊，明天他在病房等我，商量住院的事情。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愣愣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猜不透张同这个电话是不是家里人让他打的，家里谁让他打的？是小姑，还是小姑托张文正让张同打的？张同的做法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医生的传统做法，中国医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爷，女的就是奶奶，只有你求他（她）的份，岂有他（她）给病人打电话求你来治病的道理。也许张同是个例外？是个货真价实的医术加人道主义的典范？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确切地说，自从知道自己得癌症以来第一次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着觉，张同那种敏捷中带有的细腻，以及一种不易觉察的神经质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里十二点刚做完手术，然后还能有精力给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她来看病，道理上讲不通，尤其在我身处的国度。
最终我睡着了，当然有梦，像所有的不幸的女人一样做的都是噩梦，我的噩梦里有张同，他是那些面目狰狞的一群当中的一员，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放大了无数倍的手术刀，正仔细地剔一只山羊。经他剔过的山羊骨头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艺术品。
早上整八点醒来，回味那个梦，最终觉得张同进入我的梦决不是什么偶然，这跟他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印象有关，当然不能忽略那个“致命”的电话。我收拾东西，找出几条内裤（其实是多余的，我在医院的日子里几乎用不着那东西了），我拿着几只乳罩犹豫着带不带，最后挑了两只华歌尔的放在包里。带了两件贴身穿的保暖内衣内裤，然后就是书，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其实说穿了，死活就是个“去来”的问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地出门还是轻松的出门，全由你选择。
书本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不可忽略，一如化装品对于女人。我是个既喜欢化妆品，又喜欢书的女人，现在，化装品是没什么用了，书还是能伴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我站在书柜前挑来选去，犹豫不决，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单是这些书，人生就够让我留恋的。最后我选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书虽然很薄，但能仔细玩味，是一本十分经读的书。
我拿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碰上了表哥，他很诧异地看着我问去哪。我说声出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北京胡同里的九、十点钟是最安静和悠闲的，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只有几个戴红袖标的“小脚儿侦缉队”围拢在一起谈论哪个早市的菜便宜哪个贵。我冲她们笑，算打招呼。她们也冲我笑，很不自然，我走过她们身边，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排斥。她们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细胞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孤独，这种孤独是被迫的，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拒绝。
刚要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一辆桑塔那2000在我身边停下来，是我的一位在国税局当司机的中学同学。他问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你还是快去接领导吧。他说今天不用接领导，领导出国了，玩去了。我钻进车门，闻到车里一股幽迷的香味，整天在这种气息里生活的人迟早会烂掉的。我不能将我想的说出来，虽然已经离坟墓不远了，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虚伪”的诱惑，确切地说，“虚伪”是一种责任，就像人活着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一样，比如生了孩子就有了抚养的责任。如果你不尽虚伪的责任，你就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所以你只要活着，哪怕一天你都要虚伪，虚伪到底。
我让我的同学，沿着东四南大街一直往南开，到米市大街我让他把车停下来。他看了看路边上那个“基督教学会”的牌子问我在这上班？我说是，有时间来玩。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他将信将疑地开车走了。
我径直朝X医院的住院楼走。乘电梯到了三楼找张同，刚出电梯就看见张文正和小姑笑眯眯地迎着我走过来。小姑接过我手里的包，张文正又掏出手绢擦汗，然后说：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4（4）
“张同上午有一台手术，大约十点结束，他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张同的办公室紧挨着一个杂务间，一个灰头土脸的清洁工正拿着一把墩布拖地。张文正拿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关上门，听见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门的声音。办公室里一堆一堆的医书，靠西北角的那张窄小低矮的行军床上也齐齐地码放着书，床便显得越发地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这样的椅子只有老北京人的家里才能见得到，木质的圈形
靠背，椅子面儿上按照屁股的形状凹下去。这把椅子在这间屋子里很扎眼，我正正琢磨这把椅子，门被推开了，张同走进来，他看见我们。表情很平淡，只同张文正握了一下手，然后就坐在那把木质靠背椅上，面带矜持的微笑看着我说：
“有病就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转头堆张文正说：“张大夫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我的病人的。”
张文正走后，张同马上站起来带着我和小姑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将要做的事情。去病房开单子做一切住院检查，他问我那次开的那个住院单还在不在。我说丢了，张同笑，我看见他的牙齿闪了一下。
他站在病房护士站的宽大厚实的台子上为我开单子，从他敏捷的笔尖下流出一行行漂亮的草书，他将一摞单子交给小姑，说声，去交费吧。然后示意我跟他走。我跟在他的身后，我们的周围是那些歪歪扭扭的病人，以及匆匆忙忙的大夫、护士，他们尊敬地与张同打招呼：
“张大夫好。”
“张主任好。”
“今天您没上手术？”
“您好，忙着呐……”
我紧走两步，同他并肩而行，我问他是不是需要手术。他简短地答：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手术完了是不是需要化疗。他点头。我问他化疗完了会怎么样。他将脚步放慢了，似乎在思索什么，然后反问我：是指病情还是其他的。我说都包括。
“……这种病的五年的成活率是百分之三十……”
说完这句话，又加快了脚步。他告诉我当好病人的秘诀：那就是相信自己是幸运的。说完这句话张同又笑了，那神情好象不是面对一个癌症患者，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轻松感染了我，确切地说是传染了我，不光是那份在这万般的匆忙中分外显眼的轻松，还有他的优雅，他的敏捷和细腻，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让别人的粗俗变得刺眼，他就像是一只打磨得光滑剔透的水晶球，在这个忙碌和肮脏的世界上奕奕生辉。
医院的神秘感有一部分是地形造成的，各种功能的房间、不同的科室，让每一个医院以外的人都会产生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就在我随着张同七拐八拐没完没了地在走廊里鱼一样的游走的时候，似乎我以往的生活经验，我的可怜的自信乃至我的自尊都遗失在那些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犄角旮旯里了。医院本身足以瓦解一个人健康的精神世界，你的精神是建立在你的肉体之上的，医院首先瓦解了你的肉体（你在做各种的检查的时候，肉体的神圣感已经被那些冷冰冰的器械彻底解除了），你的精神还能存在吗？
这时候张同停下来，指着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大夫对我说：
“这是于捷，于大夫，我和于大夫共同完成对你的治疗。”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于大夫是医学院的博士。于捷的个子很高，眼睛深而大，一望而知是个单纯的男人。我说很荣幸，能做二位的病人。他们都笑了，然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转身朝不远的一间检查室走，见我还愣在原地，于捷招呼我让我跟上他们。
检查室里有一张妇科用的检查床，于捷冲着我做了一个上去的手势，同时重复那句妇科大夫的经典用语：“脱掉一条裤腿儿。”
我无法不犹豫，面对两个男人暴露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本能的羞涩。我回头望着他们，只见张同和于捷都已戴好了透明塑胶手套，站在离我大约两米远的地方目光平和地望着我，显然，他们只将我当作了病人，无性别的病人，而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模型，实施他们医术的模型。我第一次为我的身体感到悲哀，它已经失去了血和肉的真实感觉，在医院里，在大夫的目光中，它的生命力、活力，都已烟消云散。
我听见张同低声说：“双侧，10个大小，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于捷的手指很长很软，它们温柔地碰触着我的身体。我不敢看于捷的眼睛，没有勇气与他对视，我是个有邪念的女人，这种姿势和方式，没法不让我产生与治病无关的想法。我想起了昆德拉笔下的那个托马斯大夫，他与那些女病人的纠缠。中国的男大夫的心理素质非同寻常，至少我面前的两位大夫是这样的。
就在我劈着大腿，接受检查的时候，一个固执的想法趁机溜进了我的脑子：这些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妇科男大夫，面对女人的身体，除了看病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后来，我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将这个我想了很久的、在我心里已经快要烂掉的问题问了张同。这时候我已经在X医院混了将近一年了，出出进进不下四、五次，接受化疗药物治疗，头发早就掉光了，靠着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