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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难所。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1）
临进手术室的最后一秒，梁雨出现了。他的脸冻得通红，头发很乱，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梁雨死死攥住我的手，说是堵车了，赶上出租司机是个慢性子，急死人了，生怕赶不上手术前见我。听梁雨的口气似乎此刻就是诀别，我大有下不来手术台的意味。
我侧过身子，心里涌起无尽的不舍之情，表面却装出很平淡的样子。
“不至于吧，”我故意装出很松弛的样子，以掩饰我内心的恐惧，“手术会成功的。”后面这句话纯数从我嘴里溜出来的，是一种下意识的结果，没任何实际意义。
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份儿上，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手术的成功与否跟这个人的死活，关系已经不大了，说白了吧，你做不做手术都是个死，只是你要不要全尸的问题。一般人都选择手术，即垂死挣扎，因为按照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做法，即便是垂死挣扎也比束手待毙好，与垂死挣扎相比，束手待毙是消极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条。我当初脑子里有过放弃治疗的想法，也是想反一下传统，但我心里清楚，传统是万万反不得的，一个人反，十个、百个，甚至千个人都会来护卫，结果就是，由于你的反抗，传统愈发坚固，而你自己则加快了身败名裂的速度。遗憾的是，我将死无全尸，我的平整而光滑的肚子上将留下一道一尺多长的刀痕，这对于我这样一个疤痕体质的人来说简直惨不忍睹，我能想象得出我躺在灵床上时，那道又宽又长又红的刀痕是那样的醒目，甚至可以说神气活现。
在我手术以后的一次交谈中，张同坚决反对我如上说法，他说，那对于一个其他脏器的癌瘤，比如胃癌、肺癌、肝癌等等，施行手术与否是要考虑早期晚期的，的确，有的患者不宜施行手术；而妇科的癌瘤则完全不同，可以这样说，卵巢癌手术的最大失误就是不做手术。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地方上的医院由于误了手术时机而使患者丧命的例子。我毕竟不是医生，无心跟他争论那些乏味的医学问题，我关心的是生命，我的生命。
“我能活几年呢？”我抛出这句在我脑子里转了一百八十遍的问题。
张同一时有点语塞。我猜他接受这样的问题恐怕已经成千上万遍了，他还是不能行云流水般地回答，这至少说明张同作为普通人的同情心没有泯灭，除去医生他还是个天生的人道主义者。
我说我是不是太贪婪了，这样问吧，我还能活几个月。
张同笑了，说，没那么严重，像你这样的患者，五年的成活率还百分之三十呢，你连这点运气都没有？
我说，这算你说着了，我永远是个倒运的人，命运之神永远不会对我抛眉眼的。
张同这次的笑容里充满温暖和同情，。
我被那两个护工七拐八拐地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一股极其浓郁的消毒水气味立即将我淹没了，一扭头，见张同和于捷像两根木桩似的齐齐地站在一旁，我用眼神与他们打招呼，张同要我别紧张，尽量放松，就把这当成只是睡个午觉而已。张同的话不起任何作用，医生不需要一副好口才，需要的只是一双灵巧的手，能够握着刀子剪子在一塌糊涂的腹腔里随意游走。
而我听了张同的话好象心跳反而加速了，似乎我的身体里只有心脏这一个器官，我整个的躯体都在随着心脏剧烈的跳动而拼命颤抖。我对张同说感觉很不舒服。张同对一旁的一个大夫说，给她氧气。又转头对我道：放心吧，你很快就没事了。
我的鼻子里插进了一根氧气管儿，一股有些厚重的气流顺着我的鼻腔溜进肺部，我全部的肺叶都为它的到来欢欣鼓舞。
一会儿的工夫，由于恐惧而来的心慌意乱随着氧气进入我的身体悄悄遛走了，我说：
“舒服多了。”
却见张同和于捷，两只手半握着拳停在空中，可见已经消毒完毕，只等给我开膛破肚了。
就在麻醉医师像烙饼似的，将我的身体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了半天，最终将一管儿凉兮兮的药物推进我的脊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于捷便用一个针样的器械触及我的腹部，同时问我：还有感觉吗？我点头，他就站在一旁等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然后又重复刚才的动作和问话。直到我的身体像根儿木头似的，就是有个人拿斧头把我砍烂了，我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只听于捷说声：好了。然后就有人用一个蒙了布的架子挡在了我的胸部，我的视线就仅限于天花板当中的那个无影灯了，我也就只能听到那些刀子剪子的“嘎嘎”的碰撞声，以及于捷他们偶尔的说笑声。
一开始我还饶有兴味地从那只无影灯的反射中朦朦胧胧地看到张同他们的模糊的身影，但没过一会儿，我的意识渐渐迷混不清了，我知道从我脚踝的静脉流入的药液里一定有镇静的成分，张同他们是想在阻断我的视觉的同时，扼杀掉我的听觉，我只好听从他们的指令了，严格地说是我的身体迫于化学药物的功效。
似乎我刚刚闭上眼睛，只小寐了一会儿，就又清醒过来。我又躺在病房里了，一切都是白色的，一切都安谧祥和，让你感觉到活着的美好，甚至充满了腐朽的细菌味儿的空气都让你觉得亲切，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有生命的，与死亡暂且无关。我转动眼球四处看，发觉这已经不是我手术前的那间病房了，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比我原来那间病房多了许多医疗设备。我的床靠近窗户，我右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当我将目光停在小姑娘身上的时候，我立即被她的美丽和楚楚动人的神情所吸引。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2）
她正在用一根吸管儿啜饮一杯橙汁儿，她用两只手像抱奶瓶似的抱着那只玻璃杯，橙汁儿鲜亮的色彩在一片白色的底色中显得十分扎眼。女孩儿的床头略略摇起，她的身子半倚着，神情十分专注，两只眼睛低垂着，浓密的睫毛在眼睛的下方形成了两道半圆的弧线。我略微挪动了一下身体，以引起她的注意。
女孩儿有些吃惊地将头转向我，吸管儿从她的嘴边脱落了，几滴橙汁儿滴落在她的胸前
，一双大而纯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阿姨，你醒了？”
女孩儿的声音甜蜜蜜的，可能是刚用橙汁儿浸泡过的缘故。
说完，她将橙汁儿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到床头柜上，然后告诉我医生、还有我的家人刚走，不过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说是去吃饭了。
我冲着女孩儿笑了笑，我感觉到身体异常虚弱，让我想起当年生蓓蓓时的感觉。我略微抬起头，我的左手上打着吊瓶，下身插着尿管儿，心脏以及血压监视器都为我工作着。其实这时候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疼痛还没有对我发起疯狂进攻，只是那些管子什么的限制住了我的行动，让我只能像具木乃伊似的眼望天花板，读那本“无字的天书”了。
“你疼吗？”
小女孩儿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我转过脸，几乎是用眼睛的余光在看她。我摇摇头。她就夸我如何如何坚强勇敢。我想问她得的什么病，怎么会住到这种病房来。但我却说不出话，嗓子干得冒烟儿。
病房的门开了，王丽走进来，脸蛋靓丽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她露着一口整齐的白牙，问我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她问我点头是什么意思，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要不就是应付她的问话。她的声调轻快、有弹性，一如她身上的东西，比如皮肤、脚步等等，总之是又健康又年轻的一切。
我说嗓子干得要命，能不能给点水喝。
听我这么说，王丽旋转身走出病房，一会儿于捷进来，问我口渴？好象王丽在说谎，他要证实似的。我点头。他对站在身后的王丽说，给她补点水，再加500的葡萄糖吧。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走进病房，女孩儿喊她奶奶。她坐在两张病床中间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孩儿。过了大约五分钟的样子，老太太问我道：“刚做完手术？”不等我回答又道：“能下床就下床活动，要不以后肠粘连就麻烦了，再弄个肠梗阻更糟糕。”
最终我还是如老太太所说得了肠梗阻，但那不是因为不活动导致的，而是癌瘤大面积的转移到了肠道造成的，那表明我在与死亡争斗中输定了。
女孩儿说要去楼道里玩，话音没落，人已经跳下床冲出屋门。女孩儿出去以后，老太太转过身对我说：
“就这么一个小人精儿，也能得什么癌症，那种病也是随便得的，她爹妈还在国外，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说我怎么向她爹妈交代呢。”
我想安慰她，可张了张嘴却没声音。这时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进病房，后面还跟着几个漂亮女人，那几个女人有的手里拿着花，有的提溜着装满食品的塑料袋。那男的看着极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这时就听老太太同中年男人打招呼：
“董浩叔叔来了。”
我才想起他是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的那个董浩。他们在一旁说着小女孩儿的病情，老太太禁不住掉起眼泪来。而这工夫我却由于麻药劲儿彻底过去了，身体由刚才的隐隐作痛变为疼痛难忍，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猛扎乱砍，让我防不胜防，只能一通的“嗷嗷”狂喊，惹得一旁说话的老太太和“董浩叔叔”停下交谈同情地看着我。在我狂喊了四、五声之后，王丽走进来，她将两只手揣在白大褂儿的兜里，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地望着我，似乎她看到的只是剧院里上演的一出活报剧而已，我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喊只是一种对于痛苦的摹仿，她笑则是在赞赏我的演技高超。
没过两分钟，梁雨走进来，看到我痛苦万分的样子，慌忙将手里那束白色的百合花扔到床头柜上，紧张地问王丽怎么办。王丽说等于大夫来了再说吧，没人敢给她用药。
老太太和“董浩叔叔”知趣地出去了，王丽对着梁雨的耳朵说了句什么也走出病房。梁雨走近我，带着一身的忧愁和凄惨的爱情，他轻轻地抚着我的右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那是从他的心传出的，是因为一种怜悯？同情？或者已经分辨不出颜色的爱？
我在自己那一声接一声的嚎叫中艰难地打发着时间，在疼痛的间歇里品味着疼痛的尖锐，以及它那摧枯拉朽的气势。疼痛是人世间所有感觉里最强烈、最激动人心、最能让人忘乎所以的一种，也就最难以忍受，最令人失魂落魄、寻死觅活。所以，即便梁雨忠贞不二的爱情，对于我的疼痛也无济于事，相反，他的不由自主的颤抖让我反感，我更需要他的坚强来支撑我脆弱下去的神经，而那种颤抖（尤其是来源于一个年轻健康的身体）将我身体里残留的勇气全部抖掉了。
“你不要再颤了！烦死人了！”
我趁着疼痛小憩，嘶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梁雨听到我的喊叫便像触电似的动了一下。这时，又一阵疼痛冲击波似的掠过我的五脏六腑，超越了我的思维和意志，让我在它面前丧失了一个文明人应有的行为准则，我用一种更加疯狂的嚎叫与疼痛抗衡。我知道，用世俗的眼光看，迫于疼痛的压力而大呼小叫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这只是粗略的统计，实际上比例还要大），在生活中你要忍受贫穷以及生活的枯燥；在医院里就要忍受疼痛，你因为疼痛而嚎叫，至少说明你不够坚强和勇敢，而坚强勇敢的反面则是软弱、胆怯，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你都已经丧失了某种美德。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7（3）
这些思考都是疼痛过后的反思，而此刻我已被疼痛折磨得几乎可以说人事不知，脑子里除去对于疼痛的恐惧外什么都没有，像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过去的一切统统不留痕迹。
在张同走进病房的一刹那，我的一片空茫的思维中就闪现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人民的大救星来了！
张同的脸上还是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他轻捷地走到我的身旁，带着一股清风（这是污浊的病房里绝对不可能有的，到我临死前也没弄明白伴随着张同的那股清风从何而来），他示意梁雨让开，然后弯下腰轻轻掀开被子，解开那根紧紧捆缚着我的带子，查看我的刀口。奇怪的是，在张同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刚才还万分凶猛如狼似虎的疼痛已不知去向。
“还好吧？真的很疼？”
张同一边为我重新将身体包裹好，一边侧着头问我。
王丽走上来帮张同，于捷则插着两手站在一旁，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于捷是大夫里面的另类，他既不象张同那样有着漫无边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也不象大多数医生，对于病人的病痛熟视无睹，在他那副近乎玩世不恭的表情下隐藏着什么，是谁也揣摩不透的。
我嗫嚅道：“刚才很疼……现在好多了……”
张同直起腰，凝视着我说：“最好能忍一下，阵痛药对你会有副作用的。”
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道：“这种术后疼痛应该是能忍受的，而且依照你的情况……”
张同没有说下去，他不刺激病人，这是后来在许多次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的，张同的思维是标准的医生式的，他在考虑人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总是以身体为前提，一不留神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在以后的一次约会中，张同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当时是在东交民巷那条幽静而洋气的街上的一家上海菜馆儿里吃饭，我已经历了三次化疗，头发掉得一根儿不剩，所以尽管当时正侄盛夏，我还是戴了一顶飞着花边儿的兰色蜡染小帽儿。他见我吃得满头大汗，就建议我摘掉帽子。我听张同这么说，就连忙用手护着我的头，生怕有人猛然将我的帽子掠掉。他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道：
“病人的神经十分脆弱，可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患病以后，这个人的精神也就跟着出了问题，这么说吧，通常意义上讲，健康的精神有赖于健康的肌体，你能同意我这话吧？”
张同说完，夹起一片蜜汁儿糯米藕放到嘴里。
我问他那我做完手术后为什么不让我喊叫。他有些吃惊地张大嘴，说他并没有不让我喊叫，只是觉得我的精神世界非一般人，毕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张同的幽默很愚蠢，远没有他的医术那么高超。
我仔细想了想，的确如张同所说，并非他不让我喊叫，而是我看见了张同以后就再没叫唤过。
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于捷和王丽消失了，梁雨还傻傻地躲在一旁发愣，显然，在医院这个特殊场合，医生的地位与上帝无二，其他的人只是可怜的陪衬而已，梁雨，以及他那对于我的成分复杂的爱情都是那么的不起眼儿，像是一件过时的衣服，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我意识深层的喜新厌旧的传统恶习在起作用，还是由于梁雨和小凌的那段爱情让我“怀恨在心”，反正无论梁雨如何向我表达他的感情，我都无动于衷，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由此我想到，残酷的确是病态的，尤其在我这样一个癌症患者身上。
张同走出病房的时候，在梁雨身旁站住了，然后他示意梁雨跟他出病房。我能猜出张同对梁雨都说些什么，无非是老一套，不外乎是些临终关怀之类的嘱咐。
五分钟以后，梁雨回来了。我问他张同都跟他说了些什么。“还能说什么，不就是那些话吗，还能有什么新鲜的。”梁雨表现出对于张同的不屑一顾。
“你怎么不叫唤了？张同对于你来说也就相当于一针吗啡，止止疼也就算了，你真指望他能爱上你？做梦吧。他那种人无论脑子里还是眼睛里，有的只是器官和组织，他要是脱了那件白大褂儿就什么都不是了，跟一傻逼没什么两样。”
梁雨的话虽然可说是“一针见血”，但对于我来说却失去了一针见血的效用，我既没因为他这番话心惊胆战，也没有因他窥破了我的心思而羞愧难当，相反，我相当坦然，我平展展地躺在病床上，眼睛的上方是晶莹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朝我的血管里不厌其烦地流，耳旁是心脏监视器不时发出的“滴滴”的声响，窗外的夕阳虽然失去了力量，但让你觉得暖融融的，与我虚弱的体力正相匹配，身体里的疼痛彻底沉睡在某个角落里，舒适的氛围便在整个病房里弥漫开。细细想来，这种坦然恐怕仰仗于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谁能不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