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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曾在外婆初到苏联时给她多方关照的老战友王稼祥再次来到莫斯科上任，他查到了外婆的下落并将她解救出来。外婆向他坚决表示了回国的意愿。在多方努力下，外婆和妈妈这对母女终于告别了让他们喜少愁多的异国，走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新生活开始了。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1）
我那成为记忆的舅、姨
“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种说法大家想必都熟悉。
但又究竟有多少人清楚：外公及他的两位夫人还因此失去过六个儿女呢？
其中，除了岸龙舅舅是开慧外婆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我外婆的骨肉。
我到现在还仍然认为：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叫真正了解我的外公和外婆。
舅舅、阿姨，我想说：虽然你们已经成为记忆，但永远是我们家的成员。
•；长女毛金花
１９２９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唯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１９７６年去世的外公和１９８４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福建夭折的男婴
１９３０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 傅连暲。１９２９年，外公在打下福建长汀后吐血不止，也是他救活的。
•；长子毛岸红
１９３２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他们的邻居――外公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
可是，失散长女的阴影也在暗中笼罩着小毛毛。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属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当时情景是这样的：１９３４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不久就去世了。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
英（狗）、青（猪）
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锥心之痛，也许只有同样失去过儿子的父亲才能理解于万一吧。
直到20多年后，外公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还这样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记忆中永远可爱的儿子让父亲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说得有同样失子经历的曾志奶奶百感交集，只有陪着落泪。
写到这段，我心情格外沉重。据自己猜想，外公之所以如此动情，固然是人到老年，格外珍视早已失落的儿子当年给自己带来的无限喜悦。但就小毛毛而言，离开父母时两岁的他已远远不止代表自己，而与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他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连在了一起。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2）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姨婆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５０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６０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
•；长征生下的女婴
１９３５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１９３８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包括不在她身边的我的妈妈）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上）：人生悲喜
１９４７年，外婆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她以很大热情投入工作中，并没有过多考虑与丈夫毛泽东复合这一复杂问题，这几年可称为她后半生的黄金时期。当时她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异乡受到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本不健康的身体，但她还是努力克服着病痛。至少从这张照片上看去，颇有当年女红军的丰采。
曾经在中国人看来已相当西化的莫斯科生活过的外婆，已不像延安时那样对交谊舞嗤之以鼻了。恰恰相反，她经常以娴熟舞姿出现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舞会上，赢得一片喝彩。一度苍白的面庞也透出了红晕，因瘦弱而纤细的腰肢穿上剪裁合体的服装，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这样一位单身女士不可能不引起男同志注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委婉地对她表示了好感。也许，外婆将从此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心中终于开始有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外婆，此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儿娇娇。六年来两人相依为命，自己将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对女儿有好处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做母亲的心呀。于是，母女俩有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外婆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只不过，改变她的以前都是强有力者，而这次则是11岁的女儿。那次，外婆故意轻描淡写地问妈妈：娇娇，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不好呀？妈妈当时不加思考地喊道：不要！这一喊，击碎了外婆实际上很脆弱的梦。她绝望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茫然不知所措了。
多少年后，妈妈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她剖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多年以来，娇娇没有父亲，两个哥哥一个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一个病痛折磨，自顾不暇；母亲就是她的一切，虽然她厉害，但是爱自己的。她不想失去母亲，甚至不让任何人分享母亲！ 而外婆对于外公，更是一日未曾忘怀，也永远不能忘怀的。
姨婆贺怡到来后，建议外婆与妈妈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外公写了一封信。外婆的信内容大概是说：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了。我身体不太好，正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生活艰苦，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外公对自己妹妹和母亲的照顾，将终生铭记在心。
母女的信发出后，外公回了电报，是答复妈妈的。从此，妈妈就在姨妈陪伴下去找自己的父亲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在家里，苦苦等待。此后，外公派警卫排长（就是那张著名的转战陕北照片里，在骑马的外公夫妇之间扛枪的战士）带妈妈去天津见了外婆一次――她当时在天津，这可能是１９７９年之前，不能进北京的她离丈夫所住的中南海最近的一个地方吧。女儿实在让她想坏了！警卫排长眼中的外婆，和他所见过其他老红军一样热情、朴实，后来接替他职务的，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卫士长李银桥。
潜藏在外婆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七年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１９５４年在上海时，偶然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在妈妈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托女儿带去一封信，劝外婆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和外公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他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丈夫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上海湖南路２６２号，这里是外婆住过近30年的地方。这是一座建于１９３８年的三层法式别墅，营造者是与外公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但后来分道扬镳，身败名裂的周佛海。建国后，它的主人是上海市长陈毅。他在赴京上任之后，安排老战友贺子珍搬了进来。
此前，她一直借住在舅外公贺敏学家中，只有仅供容身的小小一间卧室。妈妈探亲时，发现这不利于外婆的休养。而外婆始终不开口麻烦组织，她觉得现在比起过去的艰苦岁月，已经很好了。在庐山，外公向江西同志问起外婆的生活。得知她在此享受副省级待遇时，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了。
１９５９年，告别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外公登上江西庐山。江西是外婆的家乡，也是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多年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外婆老友曾志谈话后受到启发，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认识外婆的熟人甚多，为防不必要的麻烦，会面是极其秘密的。因此现在看来，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都弥足珍贵，
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