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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开心扉，向陪同自己的水静整整一夜的谈话，披露了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真相。这种机会，也许直到20年后《贺子珍的路》作者采访她时才重现。但那时外婆已经多病缠身，医院为她健康起见严格限制谈话时间，远未达到１９５９年那样直抒胸臆的程度，这对后人真是永久的遗憾！
在那次谈话中，水静看到回忆美好往事的外婆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仿佛又回到了那“永新一枝花”、“井冈杜鹃红”的青春年代。外婆还告诉她：在瑞金时，外公受排挤“靠边站”，外婆又闹过一场大病。外公殷勤照料妻子，大事小事什么话都跟她说，两人感情更加深厚。她还得知：如果加上小产，外婆共为外公十年先后生过十个孩子。她事后感慨道：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呀！是的，我想这已能充分证明外婆对外公的无私之爱。
由于这次会面，外婆对庐山格外眷恋。其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５年之夏，她都曾上山休养。另外，她已遵外公嘱托戒掉的烟后来又抽了起来。原来，外公收到一条外国名牌香烟，就打开一包并抽了一半。此时他忽然想起外婆爱抽烟，就把未开封的九包和已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外婆。这样一来，外婆便重新拾起了烟，其中她长期抽过的一种中档经济烟就名为“庐山”牌。
这是我在外公手书古诗词中找到的。我想，是否可以用它反映两位老人互相思念的感情生活呢？外公喜欢“三李”，这首《无题》又以晦涩闻名，想穿凿附会总有理由，但没必要。只感觉末句“青鸟殷勤为探看”实在传神。“殷勤”“探看”的“青鸟”，说的不是我那从小就在父母之间当“大使”的妈妈嘛！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下）：晚年岁月
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１９６２年，是毛家第三代中唯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直到６０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１９７２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１９７６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１９７７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１９７８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从１９４９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唯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的外婆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则一严再严。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外公曾在一位他建国后很喜欢的卫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忆起劝阻外婆出走未果的伤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１９７８年他受我妈妈委托去上海看外婆。外婆见到外公身边的人总是激动不已，这次她握着人家的手，口形费力地开合着。现在，他跟在外婆轮椅后面，随着满屋的人一同流泪。他理解了外婆。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在她身边是一圈空荡荡的椅子，一把、两把、三把……一共十几把。如果外婆因长征而失去的亲人都坐着这里，该多好啊！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弟弟、儿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个。
果然，外婆被扶上了车。即将启动时，她向车窗外望了一眼。其实那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泪眼，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像刚才被匆匆推过遗体身旁时一样。外婆与外公，他们就这样永别了。20年前一小时，现在几分钟，而这次说不出话来的则是丈夫。而自己纵使想说，丈夫也已听不到了。这样子，与垂暮之年的外公何等相似。
5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外婆给我们留下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一本１９５１年发给她的革命残疾军人证，按照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３３０元的残废金，但领取款项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贺自珍”。直到逝世时的１９８４年，如果不计算以后调整、提高的因素，外婆应当可以支取共计１１，２２０元。这些留在外婆体内30年的弹片，正是一个女红军当年枪林弹雨艰险历程的无言证明。那薄薄的、发黄的１９５１年革命残废军人证书，写的是外婆永存人间的荣誉与清白！
１９８４年外婆逝世后，泽覃外公的战友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我们都要送花圈。外婆从此回到了她的战友中间，她一直就是一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40多年后，现在归队了。这里是外婆最后一个家，永远的家，谁也不能拆开的家。外婆，放心吧……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我的妈妈李敏（1）
•；我家“洋宝贝”
我家有个“洋宝贝”，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外号是外公起的，现在看来还很准确：她的中国话仍不太灵光，经常会求助俄语思维帮忙。作为主妇，她不大会做中国饭――开句玩笑：已经到了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作为母亲，我小时候她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身边。后来很长时间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需要女儿照顾。和当今这么多“望女成凤”，包揽孩子一切事务的妈妈相比，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妈妈疏忽了呢？
她是外公和外婆的女儿，言行中继承的是老一辈人无形的精神遗产，不能用时下物化的标准来衡量。她还是当年那个“洋宝贝”：文雅、和气、朴实，有时竟认真到“不通世故”的程度。这恐怕是童年曾有国外生活经历者的共同现象，但不是大舅刚回国时不熟悉中国国情的那种“不通”，而恰恰是因为她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平淡度日，本分生活，与社会上一些不正常，不合理的怪事格格不入，才“不通”的。
如果借用留学镀金的比喻，很多人把金子（甚至是黄铜、颜料）镀在身上让人看， 而我家“洋宝贝”则把沉甸甸的金子铸就自己的心，不为人见，再用血肉之躯包裹着它，从甜美文静的少年，走过稳重端庄的青年、中年，直到蹒跚彳亍的老年――就这样，以不同的步履向内心指引的理想迈进，从不走回头路。
我爱我家的“洋宝贝”――我的妈妈，因为她曾给予我、哥哥、爸爸，还有外公、外婆及别人那么多的爱。与此相比，其它什么都不重要。有这样一位妈妈，我非常幸运。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让在异国留学的我落泪，由此生出写作本书的计划。如果这本薄薄的小书能达到与妈妈的心灵，与所有关心它的人心灵沟通的目的，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出生
我的妈妈是外婆最后一个女儿，也是外公最大的一个女儿。她一出生就得到了“娇娇（又作姣姣）”这个极为女性化的名字。其来源，一是邓颖超的一句“真是个小娇娇啊！”，二是因此启发了外公引经据典，在汉赋中找到了古奥字源。于是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前面则视情况加上“毛”或“贺”，一直到她有了正式名字“李敏”为止。
说到这里，又想起外公的乳名“石三伢子”，不禁佩服民间的智慧：孩子的乳名还真得取得“贱”点、“硬”点，才能像外公那样顺顺利利地如愿长起来。而我可怜的妈妈，自从有了这个贵而软的名字后，竟然在很很多年中“一天好日子没过”（我爸爸说的），与父母美好的期望正好相反。
•；出国
妈妈还真有过一段“盲流”的历史，距离也够远的：从延安到莫斯科，有我赴美留学路程的两个来回！而且当时她才四岁。当然这是我开玩笑的说法，朱敏大姐姐（说大只是和妈妈相比，那时也就十四岁）和另外两个哥哥带着娇娇，坐一架由苏联人驾驶的军用运输机到兰州，然后从那里坐火车长途跋涉去苏联。可我也没完全说错，因为就她自己而言，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更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所为何事，怎能不符合一个“盲”字呢？
妈妈出生以后，在延安保育院中过了四年类似孤儿的生活。想来也是：外公作为党的领袖，不可能像现在单亲家庭的父亲那样，既当爹又当妈。即使他有心，也没空。即使有空，也做不来。即使做得来，也影响他的形象。因此，妈妈可以说从小就熟悉了集体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家，没有父亲，尤其是没有母亲的生活。现在，她终于可以见到从小就不在身边的母亲了。但这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据朱敏阿姨回忆：离开延安的那天，毛伯伯带着娇娇来到机场，她被飞机的气浪吓得躲在父亲身后。但一上飞机，我就没看到毛伯伯。也许他怕女儿伤心，提前走了吧。在飞机上娇娇还闹了一回肚子，又哭又叫，我们几个七手八脚，总算把她安抚下来。大家就这样坐着在这个古怪的“房间”里，任凭它在云层中穿行着。在几个月的旅程中，娇娇和哥哥姐姐们熟悉起来，最终到达目的地后，她已舍不得离开我们了。
•；回家（上）
就这样，幼小的妈妈第一次担当起“大使”的责任，不远万里“出访”外国，来到自己母亲身边。与保育院相比，这次无论如何，她总算有个家了。母亲就是家呀！当时朱敏阿姨看到她们母子团聚，外婆欣喜地张开手臂，大声叫着女儿的名字，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时，鼻子酸酸的――原来，她也想起了自己那让人一言难尽的母亲，而她们自幼分别后再未见过。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应该说是妈妈从出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即使环境恶劣，娇娇还是顽强地成长起来，逐渐从小丫头向大姑娘转变。但她仍是个孩子，正是爱玩的年纪，经常和儿童院里各国的小哥哥、姐姐们在冰天雪地里玩到昏天黑地才回家，直到有一天收到外婆严令：放学就回家，不许外面玩！天真的妈妈无法理解这一点，又因为偷偷和小伙伴玩耍而被外婆狠狠教训了一顿。母亲这个概念，在她幼稚的思想中，除了“可敬”以外，第一次与“可畏”联系在了一起。
根据当时的规定，同学们都要剃成光头。好在妈妈当时年纪还小，不太在意。而在一张母女合影中，外婆和妈妈都留着短短的头发，以至曾让娇娇觉得：身边的人实在不太像自己第一次见到的那位长发飘飘的妈妈了。
而此时，外婆和妈妈的命运，正因国际大气候及中国的小气候的急剧变化而起着重大转折：她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中国了。于是娇娇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东北哈尔滨，时间是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９年。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岸青舅舅。而岸英舅舅早已在苏联参军，妈妈此后一直没见到他。
初回祖国的妈妈，已是十足的“洋宝贝”，汉语汉字基本不会，俄语倒是比较流利。在这里，她见到了许多叫不上名的叔叔、阿姨，比如在延安就抱过她的蔡畅阿姨，还有舅舅贺敏学、舅妈李立英一家人，而既是她婶娘又是姨妈的贺怡给她留下了最深印象。中国的称呼和关系真复杂，妈妈第一次感觉到这一点。
我的姨婆贺怡与外婆贺子珍性格非常相似，两姐妹最谈得来。比起对人宽，待己严，对女儿尤其严的外婆，妈妈觉得还是姨婆好。这时外婆和姨婆姐俩总在商量事情。终于妈妈明白了――这和自己印象极浅，多年未和她们母女两人相见的父亲有关。十二岁的妈妈在贺怡鼓动下，用自己惯长的俄文，写下了给外公的第一封信：毛主席：有人说我是你的女儿，有人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呢？请回信。很快，她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要好好学习，要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我的妈妈李敏（2）
•；回家（中）
不久，妈妈和岸青舅舅就由姨婆带着，高高兴兴进北平去了，留下外婆一个人。现在，是女儿离开她，到新的家――爸爸的家去了。外婆重又回到了孤寂中，好在这里是自己的国家，每天还有工作，不然她会支持不住的。女儿还太小，不会明白为什么妈妈不能跟她一起去见爸爸。“洋宝贝”能明白其中的曲折吗？
此前，妈妈都是通过照片和画像认识自己的父亲。现在，他就是站在自己面前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主人。外公与妈妈从１９４１年分别，岸青舅舅则自１９２７年后就再没见过父亲。天各一方的两代人，多年来都把对方的照片看了又看。１９４９年５月的这一天，外公毛泽东和自己从异国它乡归来的儿女总算团聚了。而妈妈也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家。
应该说，妈妈与外公父女重逢的时间，安排得十分合适。一、提前一点，刚刚结束转战陕北的父亲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决战在即，十分繁忙。二、推迟一点，父亲住进中南海，又将为开国大典和朝鲜战争而苦思。三、继母江青和妹妹李讷此时正在苏联养病，岸英哥哥工作忙，老实的岸青哥哥更不会与自己争夺父亲的注意力。于是，父女间积蓄了八年，实际可以说是12年的思念，此时充分宣泄出来。外公乐滋滋地向自己的战友介绍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洋宝贝”，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徐肖冰、侯波夫妇当时是负责拍摄中央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摄影师，几乎天天在外公身边。侯波奶奶回忆说：在拍摄了主席看解放南京报纸后的一天下午，我们夫妇在香山双清别墅等待任务。主席正在看书，这时他的女儿娇娇跑过来，甜甜地喊着“爸爸”，扑向父亲。主席也慈爱地搂着女儿，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受亲情感染的主席情绪格外好，他看了我们一下，说：我们照张相吧。我们赶快上前，留下了这张唯一的与主席合影。
可以说：到北平的头四个月，是妈妈有生以来最兴奋、最愉快的记忆。一个长期在集体生活和单亲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