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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仁到江东出差，打电话让我到下榻的宾馆“叙叙”。自从上次“秦邮湖笔会”以后，一擦年把没见面了。上次他把《手腕》的资料给我，我稍加敷衍补缺，便成了一个长篇，交付作家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反响还不错。
朱仁略见发福了，衣着装扮也考究了不少，看上去倒显得年轻了许多。住的是标准间，五星级的。
“这次来江东有何公干？看上去不像是参加笔会吧？”就我的经验来看，笔会之类的一般不会安排这样的高档酒店。
朱仁用拇指指指隔壁说：“陪老板来开会的。”
我知道隔壁是一个套间。“老板？谁？”
“王罡，王省长。”
“陪王省长？你不在作协了？”
“唉——”朱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王罡磨正，当了省长，非要把我扯出来。本来我在作协盘得蛮好，拿着工资，不用上班，稿费自落，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好事到哪儿去找？可王省长三番五次地让我出山——给他当秘书。拗不过他，只好从命喽。”说罢摇了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可我仍窥见得出他的内心的得意，几千年来，“庙堂”情结融入文人的血液里，几乎没有真心甘伏“江湖”的。
“祝贺你，终于鸿图大展了！”
“……”朱仁摆摆手，摇摇头，想说什么又不说了，只是“嘿嘿”地笑了笑。
省长秘书，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极富弹性和空间，碰到那种会玩的主，简直就能旋个“二省长”出来。我半真半假地说笑道：“你可别学李真狐假虎威哟。”
“哪能呢？”毕竟是老同学了，朱仁并不恼，“李真嘛，整个一个流氓。说句大实话，他那一套，教我我也学不来。”
这话我也信。朱仁说到底还是个文人，纵横捭阖，弄权逞威，他做起来也是有限，至于一搂就是几千万，就他这副兔子胆，不但手不敢伸，恐怕就连想一想也会尿一裤子的。
说了一气闲话后，朱仁起身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摞书稿丢在茶几上，说：“在作协盘了一年，就弄了这么点东西，刚要联系出版社出版，这不……现在出不成了。”
“怎么出不成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做什么就得像什么，现在人在机关，又是个敏感地带，出书？不是蚤子撂在头发里——自找麻烦嘛。官场最忌讳这样的个人行为，名利思想。这也难怪，权力中心嘛，每个人就不仅代表他个人了。”
“可是，这是你在作协的成果嘛，那个时候你还不是省长秘书呢。”
“这怎么说得清呢？人家只知道省长秘书出书了，而且出的是小说，与正业主流毫不相干。谁来细究你哪儿写的？黄泥巴掉进粪坑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我被他说得笑了起来，到底当过作家的，虽然一身行头、举手投足像个秘书了，可语气腔调不是一下子扳得过来的。
“现在我是步步小心啊，不光是我这个角色敏感，而且还会牵涉到省长，我可不想让省长在我这儿哪怕是丢掉一分。”
这个秘书当得够累人的。我不能肯定他的从政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至少文坛少了一个颇有才气的作家。
朱仁将手稿推到我面前，说：“我想来想去，还是给你出吧。束之高阁，未免可惜了，而且写的是当代的事情，时间一长就会过气。”
“这……”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处境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可这一本书跟上一本不一样，《手腕》尽管有所借藉，终究是我一字一字敲出来的，这本都已经成稿了，让我把名字一挂，名利双至，我……我也说不清楚，总感到不太妥当。
他误以为我在怀疑作品的质量，怕挂上名贬屈自己，便说：“你放心，这本作品绝不会辱没了你。我是花了整整一年，才抠出这十几万字。一天五百字，多一字都不写。每一个字都在手心里攥出了汗，然后才码上去的。不敢说字字皆血，也可说字字浸着泪和汗哪。而且这大半生的积累都在里面了，说句话不怕见笑，写的时候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恸，一会儿恨得咬碎牙根，把自己感动得不行！”
我笑道：“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嘛。”
“我以前也写过字，从没有过这样的境界。不是我说大话，出版的时候，你得在封面声明在先：笑死人不偿命，气死人算报应，哭瞎眼睛不看病。若不声明，没准会闹出点事情来。”
“太夸张了吧？跻身官场才几天，就学会了浮夸？”
“一点也不夸张——我是那种放卫星的人吗？好不好你看一看，我保证你看过以后昂首挺胸做伟人状——名字一挂就永垂不朽了！”
我被他逗笑了，这家伙说话还是那么嘣脆。“既然你说的比唱的好听，那我就答应你吧。不过有一条，如果书出了，我最多冒名顶替，稿费我是分文不要，你全部拿走。就这一个条件，行，咱就这么办；不行，咱就拉倒。”
“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现在轮到我说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这样多少让我平衡一点。”我知道他现在发达了，不在乎这么点钱，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个谱数，咱做事做人不能不靠谱。
“说句知己话，”朱仁倾倾身体，放低声音说，“我还真没把这点稿费当回事儿，并不是我现在有多少钱——肚桌里杵过来的钱多呢，我敢接吗——而是现在不用钱就能摆平许多事，比如打个招呼，妻子就到证券公司上班了，年薪就是六位数；再比如打个电话，孩子转到了市一中，这等于帮我省了一大笔钱。当然了，我是会把握住自己的，除了这些基本需求，我是绝不会乱开口的。话又说回来，房子，妻子，孩子，这些都安排好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相信朱仁是这么说的，也会这么做的；果真能做到这样，也不失为一个清官了。妻子有份好职业，孩子上个名牌学校算什么？有的连三姨娘六舅母都安排了，有的把儿女送到国外留学深造，有的连孙子、外孙的房子都落实了，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甚至一年灰个几十万，人们也视为应当，可见时下人们对当官的是多么的包容。媒体上报道反腐案件，凡是标的以百万计的，人们顿时就没了兴趣。
回家我就打开书稿看了起来，好在不长，一个通宵带拐个弯就基本看完了。
合上书稿，最明显的感受有三：一是，这样的书稿，挂上我这个无名之名，纯粹是挂狗头卖羊肉；二是，朱仁交待的三点声明不但必要，而且必需；三是，朱仁弃文从政，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在封面打上此类声明，迄无先例，估计出版社也不干，于是我就在这里声明一下：
笑死人不偿命
气死人算报应
哭瞎眼睛不看病
要打官司没人信
最后一句是我临时加上去的。为什么？因为我只是挂名而已，并非作者，而朱仁是个化名，他的真名实姓，工作单位，详细住址，我不会告诉你的，没有被告你怎么打官司？
废话少说，兹将朱仁的书稿抄录于左。
第一章 耿强与风流客房250一桩失窃案（1）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先说耿强。
说耿强为什么就算“易”呢？因为耿强这人简单，如果用颜色描绘他，他就是一种色彩；如果用线条勾勒他，他就是一根直线。说得简单一点，他就是那种一根筋式的人物，这样的人写起来容易，可以使我的本来就稀得可怜的头发少掉几根。
如果你据此认为，耿强的能力肯定不咋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从三维立体来看，耿强也许不能算八面玲珑，如果从平面的一条直线来看，耿强又是个聪明绝顶，锐利无比的家伙。
像耿强这种性格的人，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无非是与环境磨擦多一些，未必就会生出多少事来。可是耿强不一样，他当时是一名敏感地区的警察，还是个手头有点小权的警长，试想一下，这样的警察眼里看到什么是什么，脑子里想什么是什么，手里办的什么是什么，那么他与环境的磨擦系数无疑是巨大的，迸出无数的火星来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就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说起耿强这个人，只要说一件事就行了，就够了。
不幸的是，说起这件事不得不把我扯进去，说得确切一点，我也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之一。早些年，每每想起这事，我就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把这个姓耿的恨得牙都快碎了。时过境迁，现在这件事已经烟稀云淡了，而且彼此还成了好朋友，碰到一起，常常谈起那件案子，交流一些各自的看法，互通一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情况。平常而言，耿强还算是一个比较好处的人，但一旦你成为耿强所办案件的嫌疑人或当事人，这时你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人就有点不像人了。
写这本书之前，我向耿强借来了他当年的办案笔记，以及他当时随手记下的日记，使尘封了将近十年的关于这事的记忆格外清晰起来，并且使得有关这件案子的哪怕细微的缺漏都得到了补充。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掌握了大量的情况和资料，我可以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从耿强的视角叙述，这使我写起来备感顺手。
当时耿强是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我在前面已经有所交待，这时的他头上还有一顶小帽子——警长。这大概是他们这个系统里最小的官了。可在基层，熬到这份上也不容易，不像那些大机关骨架子大，一不留神就能混个处座、厅座什么的。在这个派出所期间，是耿强到今日为止的人生中最得意的时期，担任了截止目前的一生中的最高职务，而办完这件案子后，耿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马不停蹄地被“充实”、“加强”到边远地区派出所的“一线”岗位上。
派出所位于府前街，一听这街名，你大概有八成数了，这是个紫光瑞气之地。不错，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官府衙门的所在，现在市里的委府厅局大多坐落在这里。同行们都羡慕耿强，说你们的管段地理位置好，风水环境好，没事走在马路上溜达溜达，心情也漂亮。他们哪里知道在这里当差的难处，别的不说，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哪路神仙，他皱个眉头黑你一下，你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最要命的是，你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霉头是从哪里触起的。好在耿强在这方面似乎少一窍，虽有好心人时常提醒，但他并不往心里去。还有，这里倒没什么大案子，可就是那些芝麻绿豆案让人不省心。比如哪位大人物少了个针头线脑，便兴师动众，非得厅长、局长亲自勘察现场，要不然就说公安不重视，耿强他们小萝卜头连门框都不让靠。可案子还得他们去办，领导回头把现场情况向他们转述。办案子就讲究个出现场，现场不让看，案子还得办，真够累人的。
当时我还在外地，在一个小城市的一份小报里谋生，因为混得不好，就存了个跳槽的念头。
那时候《东方法制》可是个旺得都冒油的杂志。虽然是江东市政法委主办的，可刊名是冲着全国、全世界、全宇宙去的，加上有行政手段和领导重视这两条，可以说诸事齐备，想不旺也难哩。说领导重视，那可不是嘴上说说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郝石亲自兼着杂志社社长——那时候还没有清理红顶商人一说，红顶商人多得就像雨后春笋。至于是常委兼了社长才使杂志旺起来的，还是杂志旺起来后常委才兼的，这我没去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板的福利是两边也“兼”，而与杂志这头的福利比起来，机关的福利不过是个零头。仅从福利即可看出《东方法制》是多么的“旺旺”。
当时《东方法制》正在招聘编辑，正投了我跳槽的心事，于是便报名应聘。经过笔试、面试等等的程序，没想到还真的被录取了。只是杂志声明在先，一不解决住房，二不解决家属的工作调动，这两条让我略感不快。权衡再三，还是先去吧，住房与妻子的工作从长计议吧。
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这天，如约来到《东方法制》报到。
通知上说让我到编辑部报到，没说到哪个房间，我莽莽撞撞地来到一个挂着“编辑部主任室”牌子的门前，张望了一下，走了进去。此前我已知道，编辑部主任叫刘芒，是个中年男人。刘芒正在打电话，他指指面前的沙发，示意我先坐，稍等。我在那张沙发上坐下。刘芒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这才放下，望着我，问道：“你是今天来报到的巨凯（原书稿为朱仁，现置换为巨凯，下同）吧？”
我站起身，恭敬地说：“是的，我就是。”
刘芒说：“唔，不错，不错。我们这次招聘，大几百个人报名，就招了两个，一个是本地的，外地的就你一个。百里挑一，不容易啊。不错。你的文字不错。我们编辑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掂量好稿件，把好文字关。”
我不住地点头。
刘芒继续说：“我们杂志你应该了解了吧——是宣传大法制的，凡是与法有关的，我们都作为内容。考虑到你的文笔不错，几个与文艺有关的栏目先拨给你，以后视情况再作调整吧。”
我还是点头。
刘芒继续说：“之前已经说好了的，我们不解决住房。好在你是只身前来，暂时只要一个栖身之所就行了。行政部为你在对面的紫金饭店租了一间，住宿兼办公。因为这边的办公房也紧，你就在那边办公吧，好在离得不远。你这就到行政部拿钥匙吧，先安顿下来再说。啊？”
我起身，略欠欠身，便到行政部去了。
紫金饭店是一家四星级饭店，250客房位于主楼二楼，是最里径偏僻的一间。
250客房里有一张床，靠窗的地方搁一张写字台，一张立柜倚墙而立，对面是一张长沙发。另外像床头柜、电话、物凳、靠背椅、电视机等标准间的应有之物一应俱全。洗手间也照原样，洗发液、洗澡液、香皂、梳子、大小毛巾都照常供应，看上去宽敞明亮，舒服极了。
我走到门边，以手顶了一下门，在确定门已关严后，回到房里，跳上床，在床上翻了十八个跟头，我对这样的住宿、办公条件是满意的。
第一章 耿强与风流客房250一桩失窃案（2）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在《东方法制》做得还算顺利，几个文艺栏目其实并没有多少文学性，差不多是通俗文学，这样的稿件闭着眼睛也能编得溜溜的，同寅及上司自然是没有什么话说了。
当时的电脑还不普及，一般一个单位才一台电脑，一般是一把手的小蜜，或二把手的二房，或三把手的儿媳专职操作，普通人员压根就捞不到上。而我是那种“业余小爬（格子）虫”一类，改稿子、誊稿子用去了大量的时间，早就发狠要买一台电脑了。当时的电子产品贵得要命，举个小例子，一只大哥大又笨又重，拿在手上像抬了个小棺材，放在现在，丢在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可当时要卖到一两万；电脑也是这样，286的那种，现在只能算是“电傻”了，白白送人人家还得倒贴保管费呢，可当时价位却是以万计的。
攒了好几年，才攒了八千块钱，这天下定决心拿它去买一台兼容机。
主意既定，我便来到写字台边，在一端抬起写字台，使桌子与墙面形成一定角度的空隙。我在桌肚底下设计了一个机关：用一块三夹板粘在桌肚底下，三夹板与桌肚底板一般大小，外侧留有一条缝隙，从这个缝隙里可以插进纸张之类的东西。如果将桌子顶墙而放，从正面绝看不出这里有一条机关。这个机关是藏钱的绝好地方，我攒的八千块钱就藏在这儿。
我拿来一只细长钩子，插进缝隙，往外钩东西。钩了几次，都没有钩出什么。我又勾下头去，用心地钩，仍然没有钩出东西。我皱了皱眉头，索性将桌子拉出来，拿来手电，蹲下身子往缝隙里照探，发现缝隙里只有一只薄薄的信封，没有原来的信封厚了。觑准了，用钩子钩出来，打开一看，八千块钱变成了一张折叠的报纸了，只有一张百元钞票附在上面。
我惊呆了。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了？！
当时我的脑子里乱极了，要知道，当时的工资才两三百元，八千块钱对我这样的工薪来说，算得上是巨款了。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时不知所措，只是下意识地冒出了失窃报警的念头。如果冷静下来，这件事应该先向单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