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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
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
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
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
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
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
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
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
“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
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
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
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
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
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
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
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
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
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
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
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
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
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
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
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
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
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
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
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
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
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
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
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情经过四
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
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情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
定情日的热情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
不胜烦。“排队、排队、排队！”一个女秘书说，“买火车票要排队，在超级市场
要排队，上邮局要排队。柏林已经变成第三世界的大杂院了。”
东德人，穿着典型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挤满了所有西柏林廉价的超级市场，
排队的长龙蜿蜒到街上。夹在队伍里的西柏林人，又怨又怒，脸色难看。一个胖妇
人忍不住开骂：
“那边的人全过来了，真不堪忍受！我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东边来的，早也就学会了如何忍受难看的脸色，但是这天早上这个清瘦的中年
人似乎也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回过头来对妇人大声说：“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
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很不安的安静。
※ ※ ※ ※ ※
问西柏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准备参与十月三日的统一大庆，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庆祝的，日子以后可难过呢！十月三日开始，那边的计程车就可以
过来载客了，和我们抢生意。你当然不能怪他们，换了我，我也要过来。西边叫车
的人多，钱赚得多，可是我们怎么办？”
“柏林不再是以前的柏林了。”在大学教书的施密特说，“柏林有文化气质，
有广大的绿地，有葱茏的森林；统一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三四百万人的大都会，变
成像巴黎、伦敦那种面貌的大城，生活品质一定降低，我考虑搬家。”
最令西边的人忧心的，是统一的代价。在雪球刚刚开始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统一需要多少钱。西德政府信誓旦旦地安抚百姓：绝对不会以加税来负担统一。现
在雪球越滚越庞大，“拯救苦难同胞”的需求资金也渐渐清楚：
一九九○年西德必须付出约一千亿马克来纾解东德的失业、工业破产、社会福
利等等问题，九一年的费用将更庞大，而一千亿马克已经是全国生产所得的百分之
四。
付给苏联一百八十亿马克。包括无息贷款和苏联自东德撤军所需费用。
除了这些和统一直接有关的巨大消耗之外，还有为数不小的间接开支，譬如西
德给波兰和匈牙利的十亿贷款，以及三十亿马克对中东危机的捐款。
在统一大庆的前夕，西柏林人没有欢欣鼓舞的情绪，倒是有点沉重地等着婚礼
帐单的来临。
※ ※ ※ ※ ※
东边的心情更是悒郁。
表面上，东柏林已经解放了。不曾见过围墙的人来到今天的柏林，很可能过了
边境都还不自觉。围墙已经拆了，街和街又衔接上了。细心的人会诧异怎么在繁忙
的马路旁会有那么大片荒弃的空地——那是不久前还埋着地雷、装着电线、立着监
视塔的危险地带。现在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空地上行走，还感觉一点毛骨悚然。
东柏林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曾经是单调而沉闷的一片空旷，现在变成了人头
攒动、色彩斑烂的市集。“个体户”小摊贩成百地集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群，
热闹的气氛有如台湾的夜市。在纽约、巴黎街头常见的骗子，也来到这里，在空纸
盒上排出三张牌，要路人押注。印度人兜售手里印着柏林围墙的汗衫，他以一件七
块马克的价钱卖给摊贩，摊贩转手以二十马克一件的高价卖给顾客。
以前看不见的，满脸胡髭、一身脏腻的流浪汉，伸手向路人：“给我一杯咖啡
的钱吧，兄弟？”
广场上放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歌颂着生命，阳光普照，统一大典之
前的东柏林看起来有大雪初溶之后的轻松和温煦。一切都活了过来。
但这只是表面。轻松的表面之下，人心惶惶。
农人把鸡蛋和番茄丢向农业部长，因为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西方产品霸占了
全部的市场。工人不是已经被解雇，就是等待被解雇，因为落后的工厂无法和西方
竞争，一家追着一家倒闭。被解雇的工人的妻子，可能早已失业，因为她所服务的
餐厅已从国营转为私人企业，大幅裁员。广场上流连的士兵，虽然还穿着制服，他
却不知道十月三日之后自己是否还有工作：只有少数东德“人民军”会被纳入全德
军队。记者、教师、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政府公务员……在统一之后，据估计，
今年大约会有五十万人失业。
东柏林一个电视记者说：“物价涨了，房租贵了，我太太失业了，下个月，电
视台开始变成独立企业，我也要失业。这就是我们统一的代价！”
西边的同胞抱怨，东边的同胞惶恐，一点也不是庆典前该有的喜悦气氛。当然，
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都不否认统一的价值和必要，“谁教我们是
一个民族嘛！本来就该统一！”只是在这婚礼大典之前，即将踏上红毯的两个人都
有面对柴米油盐现实的忧虑。
一九九○年十月一日
双城记
从今天开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正式“灭亡”。在短短的三百
多天之内，一个控制严密、令人惧怕的国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去年十一月，当
人们发觉统一的念头并不可笑时，许多人，尤其是领导东德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
以为统一会是一个缓慢的，双边各为自己利益谈判协调的过程。等到统一的轮子加
速滚动起来，这些人猛然发觉加速已成失速，不可挽回。东德早就失去任何谈判的
筹码。有人说，这不是统一，是吞并。
有人说，东西德的结合过程有如蝗虫的燕好：肥大的雌蝗虫在满足之后热情如
火地将瘦小的雄虫逐段咀嚼，吞咽，是为“统一”。
十月三日起，东德的国歌作废，由西德国歌取代。从前西德国歌词中有“德国
德国凌驾一切”的句子，被希特勒用作扩张主义的工具，早已不唱。现有的国歌词
称颂“统一、正义、自由”，倒颇符合新德国今日的理想。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德法律作废，由西德法律取代。少数“暂时”保留的东德
法律中，最重要的，应是堕胎法。西德由于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天主教徒，堕胎限制
极为严格，东德则较为宽松。有一度，两边各持己见，几乎就要为了堕胎法而搁浅
了统一条约的签定。最后的结论：东德可以在两年至五年内保留自己的堕胎法，两
年或是五年则在十二月大选之后再决定。荒谬的是，这段期间“西德”妇女若溜到
“东德”去堕胎，要受法律制裁。
统一之日，“东德”将有大赦，减轻三分之一的徒刑。不在大赦范围之内的重
刑犯，命运也在一夜之间改变。譬如说，原来被东德法庭判无期徒刑的人，现在改
由西德法律管辖，他在服刑十五年之后就可假释出狱。
一位东柏林的大学教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并不全是笨蛋，有些法律是我们
的好，譬如在这边，红灯可以右转，西边就不行，汽车停在路口排出废气，只是徒
然污染空气罢了！还有，西边的商店营业时间比这边短，买东西极不方便……”
不以为然又待如何？统一的国家里不能有两套法律。
统一之后，东德的“人民军”就解体了。百分之六十的军人，自知即将失业，
早已求去，另谋发展，剩下的九万军人中，大约有五万人可纳入西德编制（在两年
试用的条件下），其他的也得加入失业或转业的行列。东德军人已经卸下人民军的
制服，穿上了西德军装。
十月一日，西柏林的警察局长已经被任命为全柏林的警察局长，指挥东西柏林
的警备。
东德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由西方的媒体接收，东柏林有一万一千名电视、电
台记者，接收后大约有三分之二要失业。
“为什么东边有那么多得惊人的记者？”你问。
“因为写一篇稿子要有一个人采访、一个人写稿、一个人打字、一个人念稿，
还有一个人向安全局报备……”西边的人笑着说。
走一趟东柏林市政府，你就处处感觉到统一的脚步。
东柏林市政府是一栋辉煌的古典建筑，也是将来统一后大柏林的市政府所在地。
现任市长是东柏林四十多年来空前也是绝后的民选市长，在今年五月选出，十二月
大选之后，他想必又要搬出，把位子让给新市长——据估计，不外乎现任的西柏林
市长。
东柏林电话线路极少，电话十打九不通，打给市长的电话倒是一拔即通，原来
西政府早已为东政府特别装了所谓“西线”，否则电话永远不通，统一也要“短路”。
代表东柏林市长前来迎接的人竟然操一口流利英语，令你惊讶，因为东边的人
一向学习俄文，讲英语的人极少。过了一会，你恍然大悟，在东柏林市长身边工作
的人是西边派来的人。
“最荒谬的是，”西柏林市政府派调过来的新闻官笑说，“我的薪水远超过东
柏林市长的薪水，因为我还领西边的工资。”
统一了，当然也就无所谓西边或东边的工资了，唯一的差异将在于，谁有工作
谁失业。柏林在年底之前大概会有五十万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