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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拥入德国，造成社会不安。这些问题，不得不用钱解决。将来对苏联的各种投资
和经援不提，仅只和统一有关的——帮助苏联自德东撤军、补偿苏联在东德的损失
……代价就是五亿马克。
还有从前东德所欠的外资贷款，还有从前在东德拥有资产的人要求国家赔偿，
还有东德工业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需要清理，还有……
统一的昂贵令人瞠目结舌。西佬的不安自然容易理解。这种不安导致对执政党
的不满，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野的社民党领先了科尔的基民党。
西佬觉得口袋里的钱不断地流向东方，可是受惠的东佬却又不怎么快乐。原来
吃国家大锅饭的工厂现在倒闭了，原来需要五个人的工作现在发现只需要一个人。
裁员、遣散、失业……
从前，店铺里空空荡荡，买不到东西；现在，店铺里应有尽有，只是买不起。
从前，以为争取到了民主就等于争取到西方的物质享受，现在发觉，自己成为仰赖
救济金的失业游民。
于是，一年半前拥向街头高喊“民主自由”的人，现在又拥向街头，高举的标
帜上写着：
“基民党，你出卖了我们！”
在柏林一个马克斯铜像基座上，有人用喷漆涂着：
“再来一次的话，我们一定会成。”
※ ※ ※ ※ ※
当然，没有几个德东人真愿意再回到独裁的时代去，只是由于原先对统一充满
了感情的激荡，对经济现实又一知半解，满怀幻想；许多人，面对转型期的残酷淘
汰，难免就转为失望而愤恨，
统一一年之后的今天，民族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没有人再去为统一写诗
或流泪了。西佬和东佬都在忙着面对现实；现实，常使两边兄弟怒目相对——东德
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在当了一年国会代表之后，终于又拂袖而去，永久脱离政坛。
西佬觉得“我已经牺牲很多”，东佬觉得“诺言根本没有实现”——这两种不满情
绪的震荡， 还有东西方心态的基本不同， 可以由一场政坛对话和“吵架”刻画。
（节译）
修柏乐是现任内政部长，一九八九年的统一条约由他主导。乌尔曼，在和平革
命起始时，组织了“立即民主”，参加了当时和西德政府对商的圆桌会议，而后在
东德过渡政府中任政务委员。两人，一西一东，都是当年直接参与促成统一的重要
人物。（原载《明镜周刊》，九月三十日）
问：去年统一日，给你们印象至深的是什么？
修：是十月三日那天夜晚。在国会大厦前，那种极为沉静的庆祝。没有大
声喧哗、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嚣张的民族主义，而纯粹的只是一种喜悦。
乌：第二天，最末一届东德国会和西德国会第一次一起开会——我欢欣若
狂，可是没想到那场会沉闷极了。当然我也不想要什么嚣张的民族情绪，
可是，我当时在想，怎么这么就事论事呀，好像这个会根本不知道围墙刚
垮了，暴政灭亡了。我失望得很。
修：可是统一是三号；四号就是正常工作的日子呀。
乌：可是那历史的重量，我一点没感觉到。对我而言，统一是我一生中最
最重要的一件事。
修：对我也是。我们也许不再那么容易冲动，可是那不见得是坏事。我觉
得这件事咱们德国人实在干得不错。
问：你们认为德国人是一体了？
修：围墙倒塌就证明了：对，我们是一体的。
乌：我的护照里，在国籍一栏，向来都清楚地写着：“德国人”。可我觉
得，德国是在历史上统一了，但东西两边人民的权利并不平等。
修：我不懂您的意思。两边人民在经济、社会上确实还有很多不同，但权
利不平等是什么意思？
乌：您想想妇女、退休老人、或者艺术家的情况吧。
修：如果您说：东边一个退休老人的收入比西边的低，我同意。但我就得
说，他的收入可比两年前共产时代要多得多啦。
乌：这种比法完全不对，而你们老是这么比。
修：不对，乌先生，不只您，还有你们新邦的人应该这么说：你们不能老
跟西德的物质水准比，然后抱怨缺这个，少那个。你们要跟过去比。比起
东德时代，你们的生活好多了。那个“拖笨”车就快消失了……
最近有个妇女很愉快地对我说，她现在总有奇异果在家里，那是她以
前想吃而吃不起的东西。这些小事情就是所谓生活水准。
乌：这场对谈越来越无聊了，修先生，我们东佬实在听你们谈奇异果听得
很厌烦了。
修：我说，东佬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
乌：这您就大错特错了。生活并不只包含奇异果，还包含恐惧：失业了怎
么办？房租付不出了怎么办？我说权利不平等就是这个意思：西佬请得起
律师、税务顾问等等，东佬就不可能。
修：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嘿，你现在吃得起奇异果了，满足了吧！我同意
您的说法，人们现在最难的就是适应的问题，他们全身投入一个未知。但
是要变成像西德一样的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是东德人民自己的选择。
乌：太感情冲动了。
修：刚刚您说感情不够，现在又太多了。
乌：大家说起来好像当初我们有四种五种选择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
们一边是东德社会主义经济的烂摊子，另一边是时髦的西德——我们有什
么选择的余地？
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呢？
乌：我不反对您的说法，墙一开，东德就像糖化在水里一样消失了。但是
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慎思熟虑，怎么样稳住冲动的脚步。这一点没做到，
结果就是，输家太多了。
修：我们有庞大的计划，为新邦付出亿万的马克。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容
易在新市场中找到工作是真的，但这在西边也一样。我相信有许多人觉得
自己是输家，可是，我又不得不强调：统一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也没有
选择。
在庆祝统一周年的今天，波昂的政治圈里最头痛迫切的问题，竟然不是经济问
题，而是在德东一连串的反外暴力事件。
在德东大城小镇，年轻人，光头、皮靴，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外国
人，用汽油弹和石块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甚至于纵火焚烧难民营。
到今年八月为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高达四百件，但这种暴力不仅限于德东；
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暴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
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德东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
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暴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
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
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
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今年的统一庆典，德国想必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去年的沉静，是因为德国
人顾忌别人对自己民族主义的猜疑。今年的沉静，是因为，统一的路途坎坷，德国
人实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们无法放松自己。
辑三 大陆印象
吵 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
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
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
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
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
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
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
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
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
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
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
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
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
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
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
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
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
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 ※ ※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
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
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
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
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
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 ※ ※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
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
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
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
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
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
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
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
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
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
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
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
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
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
存量。最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