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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 ※ ※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 ※ ※ ※ ※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
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
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
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
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
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
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
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 ※ ※ ※ ※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
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
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
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
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
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
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
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
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
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
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
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
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
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性问题的杂文。一
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
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
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
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
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
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
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
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
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
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
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
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
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
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
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
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
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欲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
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
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
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
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阴。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
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
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
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
需要纠正， 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 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
“赤色嫌疑”；
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
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
的种种病象， 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 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
“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
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
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
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其二：说“美丽”的龙应台
一条上了电视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则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的新闻，
一封被歹徒强暴而自寻短见的十八岁姑娘的绝命书，
一家新开设的专卖“给女人看的书”的书店，
一桩开会时让女警察提茶壶招待客人的寻常事，
一名妩媚而年轻的大使的辞职，
一位主持人关于某小姐的介绍，
……
龙应台以“胡美丽”的笔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发表了多篇杂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观察、思考和评论女性问题。龙应台
藉自我访问的方式，这样评价这些杂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
而言语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有的论者认为龙应台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丽”
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
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
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
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
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
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
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
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
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
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
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 ” 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
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
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
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
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
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
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
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
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
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