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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 “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
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致康有为书（节录）（190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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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之难，万方同概。先生前来书，以南洋人易摇动不可恃，谓弟子好运气，处处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辙耶。以表面言，则先生之受欢迎，或尚过于弟子；至其内情甘苦，此间殆亦不让南中也。即如款项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处可大得手，而岂意尊处反日待此区区之款，为荆聂计耶。
弟子等在此间日日下气，柔色怡声，以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然问其有益于办内地实事者几何？又有益于该本埠之社会改良者几何？清夜自思，真觉不值，厌倦久矣。徒以既来此地，岂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狮子搏兔之全力，穷精敝神于此间，至可痛亦可怜也。不宁惟是，且担受一虚名，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今先生所供养之人，或与前此不同，而弟子则入世愈深，机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面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先生于意云何？
今会款若先生移以办秘密，弟子亦不能强争，但弟子等真益无面目见人耳。先生责弟子及勉专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间之苦况何如耳。日劝人入会，人问会款作何用，无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尽人而语也。而新开会之埠，新入会之人为尤甚。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责，乌知乎非用此名，将此区区数千金之会款，恐亦难收集耶！先生观各处汇款来之书，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处如此欢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运动彼等亦只能以学校报馆等事，而秘密费一无所得。人情不甚相远，先生亦可以会此间甘苦矣。今公学事由公使领事及各会馆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兴学之款，果有实际能移若干于广东，同则会款移为他用，似尚易为，不然恐无以对人耳。但此区区之款，无论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气脉，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气结。（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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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孙逸仙书（190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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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划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三月二十九日任公先生由986檀岛《致孙逸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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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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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一、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一、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一、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皙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一、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皙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一、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一、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皙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沈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一、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所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一、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一、袁、端、赵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一、拟戴醇王为总裁，泽公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皙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皙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一、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一、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拚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仅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