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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再度游历西方各国，却发现曾经在俱乐部唱主角的中国麻将，在西洋已成为架上的古玩，极少有人问津了。前后十几年间，为何麻将遭此冷遇？胡适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答案。他算了一笔时间帐：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牌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掉四百万小时，相当于损失十六万七千多天，约五百年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由此他评论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时间的民族的‘专利品’！”
话虽说得惊心动魄，可胡适自己还是乐此不疲。
鲁迅学“赌”
《阿Q正传》中有两处对赌博作了生动描写，一处是阿Q押牌宝：“阿Q即汗流满面地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四百！’‘咳…开…啦！’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地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另一处是阿Q从城里长了见识回来：“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了。”
鲁迅自己从不赌钱，何以将牌宝、麻将、竹牌等写得如此内行？原来鲁迅也拜师学过“赌”。就是为写好赌场的场面，他找来一个叫王鹤照的工人。此人对平民生活非常熟悉，将押牌宝、搓麻将、玩竹牌的方法及赌场上赌徒们的规矩、场面，津津有味地讲给鲁迅先生听，还得意地哼了赌钱时唱的俚歌。鲁迅像倾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一边认真听，一边作记录，提问题。因此作品中的赌场场面写得形象生动，完全像一个赌博内行写出来的。
闻一多临阵磨刀
著名的爱国民主诗人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主人热情地留他吃晚饭。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闻一多连忙解释自己对麻将是“四窍已通其三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拿来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爱作壁上观
梁实秋小时候父母管束很严，只有每年除夕，家中才开赌禁，也只是掷骰子、状元红为限，下注三十几个铜板而已。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一次他斗胆问父亲：“麻将是怎么玩的？”父亲立刻板下面孔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当时北京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吓得他再不敢提此事，心里也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认为麻将与污浊之事有关。
梁实秋第一次见识麻将，是在赴美留学途中，于轮船的娱乐室内，他看见几位同行者做方城戏，觉得这一百三十六张骨牌，端的变化无穷。在美国，他的很多好友像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此中高手，几经熏陶、耳濡目染，他才渐明其理。有几次同行硬拉他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再不上桌。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毛泽东“平和”寓深意
1949年，将介石败局已定，但他不甘心，又玩弄“划江而治”的阴谋，派出代表团到北平和谈，谈完了又不愿在协议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当时尚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刘斐、黄绍 等人忐忑不安，去留两难。毛主席得知后接见了他们，问刘斐：“你是湖南人吧？”刘说：“我是醴陵人，醴陵与毛主席家乡是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这一来，代表们的紧张心情去了一半。刘斐因自己是国民党将领，顾虑重重，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各人的爱好，刘斐乘机试试毛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主席用湖南话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又有意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主席听了，立刻明白了他提这问题的用意，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毛主席这一寓意情深的回答，使国民党的代表们疑虑顿释，坚定了选择新道路的决心。后来刘斐还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哩。
蒋介石江防赦“将”官
1949年春，长江以北大部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在南岸沿江修筑了纵深数十里的江防工事，但失败的情绪仍在国民党军官阶层中蔓延。一天晚上，蒋介石率几个贴身侍从，突然来到江防某指挥部，发现四个主要的指挥官正围在一起打麻将。蒋强忍怒气，二话没说，把输家换下，他亲自上桌。其余三家只好陪打。但谁也不敢和牌，最后三家归一，钱都进了蒋介石的口袋。他站起来，把这些钱全给了输家，然后对呆若木鸡的几个军官说：“打仗我不行，打牌你们不行，长江防线就拜托诸位了！”这些军官对蒋介石的宽容感激涕零，以后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渡江攻势下，都“杀身成仁”了。
柏杨妙语谈赌徒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对沉湎于赌博的赌徒有过精彩的描述，认为从朋友到牌友再到赌友是一种堕落。他说：“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会现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便是欺之诈之，你投我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则大笔款项来往，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这般这般，再深厚的感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
他还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埋怨对门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他还说：“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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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298
Title ：临终关怀医院里的故事
作者 ：蔡平
出处《读者》 ： 总第 139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2。10。23
Nation ：
Translator ：
若干年后，当我们如月的面庞因衰老和疾病扭曲变形，当我们青春的肢体枯柴般干瘪、脆弱、失去水分，当我们灵敏的大脑呆滞、迟钝、意识模糊不清，死亡就悄悄向我们走来。我们孤独、惧怕、躲闪、逃避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老了。
但是那个时候，将会有一双温暖的手，过来轻轻抚摩我们，将会有一个亲切的声音，附在耳边，安慰我们，将会有一对闪亮的眸子，母亲般凝视我们，鼓励我们摆脱痛苦，静静地闭上眼睛，毫无遗憾地走进黑暗。这，就是北京松堂医院院长李伟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事业临终关怀。
1992年4月，北京各大报相继报道：北京成立首家临终关怀病房。一时间，42岁的李伟成了新闻人物。
一位高级工程师来信说，他们是一群老知识分子，我们自愿义务参加松堂医院的临终关怀护理工作，并且不定期地捐钱，将来，我们就把松堂医院作为我们生命的归宿。
某公司一位经理来电称，我们这里有两位百岁五保老人，换了七八个小保姆都护理不好。他们已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现在，你们能否把接力棒接过去，用爱心将他们护理到底。
李伟捧着这许多信，热泪盈眶，因为他没忘记，那个使他第一次萌发初衷的老人。
23年前，19岁的李伟在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在他的病人里，有一位患晚期肝癌的老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斗下放到农村教书。这位大学教授每天风里雨里，用他渊博的知识教授着这个村里唯一一个班同时容纳六个年级的小学生，直到他痛苦地倒在冰凉的炕上。临终前，老人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神志清醒，就紧紧抓住李伟的手，急切地讲述他委屈的一生。一个19岁的青年，还不懂得怎样帮助老人解脱。就这样，李伟眼睁睁看着老人在屈辱和遗憾中死去。
老人的死使李伟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李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减轻人们临终前的痛苦。
一
十九世纪末，在英国，一些虔诚的朝圣者，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连饿带病，体力不支，一些人歪歪倒倒，昏死在路旁。那个时候，教会就将人拖进路边的小房子里，准备一些水和食品，并专门有人为这些将死的人超度灵魂。这，就是临终关怀最初的雏形。
19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提供家庭临终关怀的机构。今日，英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200余家，美国2000余家，而在中国，只有3家。
上海曾经有一位老教师，瘫痪在床两年多，儿子儿媳对她无微不至，侍候左右。但是有一天，老教师突然自杀了。单位的同事和周围邻居大惑不解，以至闹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老教师的一位好友向众人解开了这个谜：老人认为自己大小便失禁，整日让儿媳翻身换衣裤褥单，失去了活着的尊严，她毅然选择了死。
82岁的张瑞吉女士，脑栓塞，也是瘫痪多年，儿女孝顺，长期编排值班表轮流看护，全家上下，弄得筋疲力尽。二女儿曾在中学里教出优秀班，为了侍候老母，改为兼课老师，学生们的成绩因此下降。其他几个儿女都在单位挑大梁，为照顾老母，也纷纷卸去重任。将老人送到临终关怀病房后，他们才恢复原职。当他们的母亲在医院里安详地死去，他们集体来到医院，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老人的二女儿遗憾地说，要是早有这所医院，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有这么大损失。我们爱母亲，母亲死了，我们心里无愧；但是我却对不起我班里的那些孩子。
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护理人员，是一些热爱生活、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初到这里，她们都很难适应。
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哭了3天，一天到晚总是没完没了地洗手。而现在，她为可以经常用自己柔软的手，为扩约肌失去功能的老人抠大便了。
在这里，许多老人由于长年卧床不起，长了褥疮，下身不能穿衣服，姑娘们不仅要为老人们擦身、刮胡子，剪发，还要为老人们进行全身按摩，为他们舒筋活血。医院里规定，护理人员要经常附在老人身边和他们聊天，开导他们，用手抚摩他们，还要每天给病人床头换花或者绿树枝，为他们播放音乐，为这些将要告别人世的病人传递生命的信息。
二
在西方，许多大、中、小学都有优死教育。他们认为，人刚一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开始，假使一个人的寿命是70年，就是25500天，如果一个人已到中年，那么他就很容易计算出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这种倒计数方法，使人能够科学地面对人生，珍惜每一天时间，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而在中国，据天津医学院去年在南开等一些大学中统计，对死亡有正确科学认识的仅占22％，更多的人对死亡的认识还很原始，只停留在恐惧和孤独痛苦的层次上。
曾经有一个单位组织部的干部，非常怕死，来到临终关怀病房后，总是问医护人员，我还能活多久？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李伟问他，你想活多久？他说，我想活一千岁。李伟问，当初你参加革命，提着脑袋上前线时，你想没想过，你还能活到83岁？老人摇头。他伟告诉他，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是不容易的，而你现在病成这样，你冷静地想想，你能活多久。
李伟说，对于一些格外怕死的人，有时，就要不忌讳谈死，让他们明确知道死的可能，免得他们怀抱恐惧，孤独地向死亡旋涡滑去。
在西方，大多数人认为死后灵魂能上天堂，因此精神上有寄托。美国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临死前的痛苦是分离的痛苦，是灵魂出窍离开肉体时的痛苦，因此在死前诱导病人步入天堂比打杜冷丁管用。但是在中国，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寥寥无几。怎样才能帮助人们从死亡的恐惧中、从异常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此，李伟和他的同事们做过多种尝试。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患脑软化后遗症，妻子6年前死去，可他总认为妻子是去买菜，整日焦躁不安，不断去找，在家里时就曾多次走失。来院后，为了使他安宁，医护人员暗示他，妻子会来看他的，让他安心等待，不要出门，并给他一包烟，告诉他是妻子送的。老人终于精神稳定了，直到现在，还安然地呆在医院里，静静地等待着妻子。
松堂医院的白天宁静、祥和，而夜里却颇为热闹，一些老人习惯于白天睡，夜里醒。有位老人白天哼哼呀呀躺在床上，夜里却经常突然间满楼疯跑起来，时不时藏在角落里，用手比划着对人叭叭地“开枪”。每到这时，李伟也悄悄藏在角落里，随着老人比划着叭叭地开几枪，然后告诉老人，坏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了，你可回去睡了。
有位老人退休那年没调上级，嘴里老不住念叨，那时我不退就好了，不退就好了。这时李伟就趴在他耳边告诉他，已经研究过了，准备给你补调两级，马上会通知你的女儿。听到这话，老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踏踏实实回病房去了。
曾经有一个60来岁、文化层次较低的病人，蓬头垢面、满身肮脏地被抬进医院，他的心肾功能都已衰竭。刚一来，他就大吵大闹，对所有的人充满敌意。护士给他打针，他破口大骂，说是暗害他。李伟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32年前，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是食堂的大师傅，领导派他爬树摘榆钱儿蒸窝头，他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单位对他照顾不周，家庭经济又困难，他的腿一直没有医好。儿子大了，嫌他累赘，经常打骂他，妻子有了外遇，还虐待他，因此他对所有人都恨，都不相信。
李伟召集周围的护理人员开会，要求对这个病人要特殊照顾，拿出所有的爱。护士为这个病人擦身洗头，说话声音尽量放低，只要有空还过来轻轻抚摩他，给他温暖。他受宠若惊，一个星期以后，不再喊叫，说话也轻了许多，他说他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候，李伟又来与他聊天。老人躺在床上，眨着眼睛，专心地听，一句话不说。第二天晚上，他轻轻问李伟，你说，我总是做坏事，骂别人，连累别人，死后怕是要下地狱的吧？李伟笑了：“不，从现在起，您好好生活，善意对人，表现出您对所人有的爱，行么？”老人点头。从此，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再骂人，还尽量友好地与人搭话。
老人临终前，平静、安详，尚未完全失去意识的脸上挂着微笑，眼睛闪闪发光。
几乎在所有的临终关怀病房里，都挂着漂亮可爱的儿童的照片，旁边写有这样的字句：您相信灵魂不死吗？我们不会干扰您的思维的。
李伟说，对于临终的人，何必要他们相信什么或者不相信什么呢？这样，我们的心理关怀工作也好做一些。有位老干部对待死很豁达，我们就经常把他和怕死的老人安排在一起，他开朗的人生态度能胜过我们做半天工作，他总笑着劝别人：愁什么呀，来世可别长成个苦黄瓜！
三
一般老人在医护人员介绍之后，知道在这里可以不用看眼色、看脸色活着，可以堂而皇之地叫护理人员换被褥，擦身洗脸，可以基本上在没有任何痛若的状态中离开人世，甚至可以和一些将死的老朋友聊天下棋，因此他们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