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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跟前，还没站稳，就冲李高令敬了个不正规的少先队礼：“校长好。”
李高令得意地问我：“听见了吗？我希望30年以后，他们还能叫我校长，他们的孩子也还叫我校长。榛子沟的将来，是他们的。”
教室里，李高令举着教鞭，摸着孩子的脑袋：“他们不戴红领巾，我拿这玩意打他们。”
接着，他让孩子们挨个起来报自己的分数，他着急地对一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考第一或者第二？这样校长说出去多好。”
李高令的公司和羊圈、蝎子房在一起，院子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一个写的是榛子沟村希望工程办公室。同来的一位领导问李高令：“你这个希望工程办公室是哪里批准的？”
李高令说：“我这个还用批准？捐钱的人把钱在这里下帐就行了。”
接待室里，铝合金镜框里面写着“积极、服从、改正、获得”几个大字。李高令说：“这是我对公司职工的要求。”我不大懂是什么意思。
“公司现在有多少人？”我问。
“4个放羊的，1个养蝎子的，1个总管，1个会计，再就是售票员和司机，不到10个人吧。除了我，他们都拿工资。”
这一天，李高令动员老同学投资的任务最终没有完成。他的同学只打算捐资再扩充一下雷锋小学，尽管李高令在饭桌上灌老同学白酒，自己也灌了两大杯，直着嗓子叫了半天“哥哥嫂子”也无济于事。
同学的夫人，那位阔绰的香港女士问李高令：“你为什么要从青岛来这里？”
李高令说：“嫂子，你说80年代你离开祖国时，回头看着国旗，曾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也一样，看到报道来到这里之后，看到乡亲们穷成这样，我真想大哭一场。”
书记说：“我当兵那会儿也学雷锋，没见过他这样的。”
回到青岛，我把榛子沟村的书记和李高令请到住处，想细聊聊。没想到，他们俩在招待所，竟为公司经营问题大吵起来，但是吵归吵，书记说：
“高令说，车能赚钱，我们就同意买了一辆。但也担心，因为高令总是开着车做好事，什么事都要管：路上石头挡路了，他去搬；有打架的，他要管；街上遇到病号，他拉上就走，一个星期光拉病号就拉了四五个，我就跟着他救过老人。到了医院你看他这忙，给人家挂号、办住院手续，都是他花钱。我一看，好家伙，村里花这么多钱买的车，成了他做好事的专车了，能挣钱么？
“不过我看出来了，他是个好人，天底下难找的好人。我也在部队待过，什么典型没见过？可就没有他这样的。我觉着，现在社会里像他这样，只有吃亏吃力不讨好。我在街上打出租车拿着他的名片，怕受欺负。第一次掏出来，司机对我挺好，再掏出来，人家说，什么雷锋车？狗屁！”
李高令说：“大姐，如果你哪天得到消息，说我李高令自杀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个雷锋车背在身上。前些日子农民闹退股刚平息下来，最近又开始了，为什么？不管什么人，都到我们那儿去查帐，连东北的记者也去，还专等我不在的时候。好像谁也不相信我李高令会把几万块钱扔到这儿扶贫，自己还一分工资不要。现在就是奇怪，做了好事，倒让人不相信。”
说到这，我们都不说话了。
离开青岛的最后一顿饭，李高令喝了不少酒。我开诚布公地就他的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绝无吹捧。
他红着眼睛举着酒杯对我说：“我有好多记者朋友，他们都只知道捧我，你是头一个把我捅穿的人，所以我认你这个大姐。你回去以后，要是写了让我们青岛人脸上不好看的文章，可别怪我不叫你大姐。来，大姐，干了这杯。”
我让他把雷锋车叫来照张相，他答应了。但当他坐进去的时候，又苦笑起来：“大姐，你看我像不像个道具？我活得好累呀！”
我愣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李高令。
Number ： 9115
Title ：关于眼光的故事
作者 ：杰米·加龙
出处《读者》 ： 总第 174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罗来明译
Translator ：
一
本世纪初叶，在华盛顿的财政部大楼旁边，树起了一座威廉·谢尔曼将军的塑像。对北方人来说，谢尔曼是一个英雄。对南方人来说，恰好相反，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的象征。就像华盛顿，美国人把他看作民族英雄，他的家乡，大不列颠则把他看作土匪强盗，这里要说明的是，华盛顿把英国殖民者赶出了美国。
由于谢尔曼把战火从亚特兰大烧到墨西哥湾，整个佐治亚州处在水深火热、满目疮痍之中，因而他遭到南方人的憎恨。
为谢尔曼塑像揭幕的任务落到了莱曼·盖克的头上。当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好在揭幕顺利，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揭幕后，盖克问一个南方来的记者，他对这座塑像有何感想。“哦，部长先生，”记者回答道，“如果站在北方人一边，您会看到，作为一个战士和绅士，谢尔曼将军的名誉是当之无愧的。但站到南方人的立场，您会看到我们南方人由来已久的看法，他像一根马尾巴。”
二
几年前，有这样一位高尔夫球职业球员，他是一个自负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而理性却跟6岁大的孩子差不多。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做错，总能找到原因来为自己辩解：这场比赛很糟糕，其他选手都是骗子，或者怪天气不好，等等。
好像这些过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每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业余高尔夫球比赛，50美金一个洞不感兴趣，不想为此奔波去获得一些外快。
有一天，一个戴墨镜，手拿高尔夫球杆的人找到他，愿意100美金一个洞跟他玩一场。
“喔，我不能跟你玩，”这个职业球手说，“你不是一个瞎子吗？”
“是的，”那个人回答道，“可是，我在瞎之前，曾是一个州级冠军。我想我能打败你。”
随后，这个职业球手表现就不怎么样了——他需要钱。如果这家伙真要发疯似地向他挑战，他就管不了瞎子不瞎子了……“真的100美金一个洞？”瞎子点头。
“好吧，就这么定了。但别怪我没有警告你——你要输的。你想什么时候比赛？”
“无论哪天晚上都行，”瞎子回答道，“无论哪天晚上！”
三
经理发现，由于他的雇员中午饭后的拖沓，生产受到影响。当开工铃响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在机器旁。
他贴出了一个告示：对下面的问题，回答最佳者，可获得现金奖励。“当铃声响起时，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每一个员工都在车间里？”
经理收到很多建议，其中一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经理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尽管不能采纳这个建议，但他特别喜欢它：“让最后一个人踩着铃声进车间。”
四
几年前，美国计划在缅因州的一个山谷里建一个水电站大坝。镇上的居民都要搬迁，整个镇将被淹没在水里。
从最初决定到建起大坝这段时间里，一度繁华的小镇，已变得破烂不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一个居民解释道：“对将来没有信心”。
Number ： 9116
Title ：我的性格分析
作者 ：顾颉刚
出处《读者》 ： 总第 174期
Provenance ：东方文化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脏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里，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在事业上对我作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的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在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拿这个理由来作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产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肮脏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泰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想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作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却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的。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的知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订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需费加倍或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作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鸟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个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诉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就看出来了。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计日程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 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上列几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