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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盯着李成一的眼睛，严厉地说：“你不能光往一头想，真没了你，你妻子怎么活？孩子怎么活？你要多为他们想想！”
面对程士杰的真诚，李成一这时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都能这么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李成一紧紧握住程士杰的手，哽咽着说：“列车长，我听你的！”
张教授终于找到了！张教授告诉李成一，他的病有治，可以依赖药物延续下去。但是，每隔45天必须看到他的化验结果，才能开出新的处方。听到这话，李成一的心一下子又凉了。长期住在天津绝对不可能；每45天从长沙至天津往返一个来回，对他们来说更是难如登天。站在一旁的程士杰，略加思索，果断地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每隔45天他把化验结果从长沙带回天津，然后再把张教授开的药给李成一捎过去。
谁知道，程士杰这么轻轻一许诺，就干了整整6年！还有这6年之后尚不知尽头的奔波辛劳！
于是，从这天开始，天津到长沙1500公里的铁路线上，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生命桥梁。长沙火车站成了吴文和程士杰的“联络站”。每隔一个月，吴文就到长沙火车站等候153次列车，把化验单和钱交给程士杰。程士杰回天津后又把化验单交给张教授，然后将重20公斤左右的灌肠水和处方在下次南下时再交给在长沙站台上等候的吴文。
程士杰每次出车前，都提前打电话告知吴文接车时间。6年来，程为此付的长途电话费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程家住在天津王串场，往返一次中医院就是十几公里；有时赶上张教授不在，他跑的就不止一趟，在家休息的几天都搭在里头了。6年间，程士杰取药走的路，足抵得上从天津到长沙一个来回。
一次带20公斤重的药，6年来，程士杰给李成一带的药重量超过了一吨。
列车长默默地为长沙一个陌生病人送药的事悄悄地传开了，津广车队的3组、7组的乘务员以及后来的整个津广组都逐渐加盟到这条“生命通道”上来。有时，程士杰分不开身，同组的几位同志就去找张大宁教授，给李成一开药；153次列车遇上晚点，不能准时到达长沙，其他列车的同志就主动从吴文手中接过化验单带到天津交给程士杰。
程士杰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长沙人民。李成一夫妇所在的单位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电子工业学校对李成一特别照顾，每月除发百分之百的工资外，医药费实报实销……
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延续李成一生命的热能就这么在程士杰手中、在津广线上、在好心的长沙人民手上悄然传递着……
好好活着是对老程最好的报答
“我真要好好活着，要不然，太辜负程列车长的一片好心了。”李成一对妻子说。随即，李成一扔掉了那瓶在怀中揣了很久的安眠药。
心情一好，病就似乎轻了许多。“哎，今天天气真好，抓紧时间锻炼！”李成一不停地给自己鼓劲。
别看是休病调养，李成一却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锻炼、看书、听音乐……他说，时间一紧凑，病也不成其为“病”了，倒像是享受。
当他从吴文手中虔诚地捧过老程千里迢迢捎来的药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药是老程的心血和汗水呀。他哽咽着对吴文说：“老程对咱实在太实心了，可他从不肯到咱家来坐一坐，喝喝茶，抽抽烟，我们欠他太多了，将来拿什么去报答他呢？”
1990年12月，夫妻俩一合计，由吴文作代表，带上特意为老程买的湖南特产，专程赶往天津答谢程士杰。
吴文的答谢是真心诚意的，也是执著的，可她碰上的却是更为执著的程士杰。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互相帮衬帮衬本就是应该的。再说，人命关天的事儿，摊上谁，谁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且，这是我手边儿的事，方便得很，还感谢什么？”程士杰的大嗓门不容你不接受。
“可是，您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不报答，说什么也过意不去，这个礼您非得收！难道还让我拎回长沙去？”
“快别提什么‘付出’，我这‘付出’呀远不比我收获的多。人哪，就需要做出奉献。你看，我们这个包乘组自从遇上了李成一，已经形成了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得到铁道部好几次表扬哩，大家可高兴啦！这一切，还得感谢老李，是他，给我们创造了这些机会，让我们获得了荣誉。你看看我们这儿的姑娘、小伙子的劲头有多高，就知道老李的功劳有多大，我该怎么报答老李呢？”
结果是，吴文磨破了嘴皮，礼还是没有送出去。
吴文回到家后，讲了天津的情况。李成一听了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李成一笑着拉过了妻子的手：“行，你这趟没白跑！你是带回了老程的心愿呀！你想想，老程长年累月地为我辛苦奔忙，还不是希望我能够好好活着，把病养好再去工作，那样，老程就用不着为我们操心了，这不是我们对老程最好的报答么？”
吴文顿时豁然开朗，她握着丈夫的手使劲点头：“对，对！好好活着，好好养病……”
救助是有限的，内力却是无穷的……
1992年，吴文发现，丈夫的脸色红润了，精神开朗了，情绪也稳定了，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吴文知道，这一切变化都是源于天津的那位好心人程士杰给予的精神力量。
然而，正当李成一夫妇满怀希望向理想的彼岸奋力拼搏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身上。
1993年7月，李成一突发严重溶血性贫血症，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眼看着丈夫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逝，吴文心急如焚。百般焦急之中，吴文在护理丈夫时不慎摔倒，经诊断，胸椎摔成骨折，有高位瘫痪的危险。
李成一的心再一次被击碎了。夫妻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此刻，除了眼泪，这对饱经磨难的夫妻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压抑了几年的辛酸和委屈呢？
“这样活着真是生不如死。拖累老程，拖累单位，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咱俩的病怕是没什么希望了，早死了也可以少受些痛苦。”
夫妻俩抱着哭成一团，两个绝望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主意：双双结束生命，不再给社会增添负担。
两人商定之后，唯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儿子正上初中；另一件就是再过几天，老程又要捎药来了。那时候，吴文再也不能站在长沙车站亲切地叫他一声“大哥”，世界上也再不会有一个李成一令程士杰长年累月地为他牵肠挂肚了……
可是，那时程士杰该作何感想呢？难过？失望？惋惜？气愤？自己辛辛苦苦地为他取药、捎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好好活下去，他却自戕生命，这就是程士杰一门心思帮了两年多的李成一？
不，我李成一不是扶不起的破篱笆！
李成一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妻子说：“振作起来吧，吴文。我们不能总这么可怜兮兮地去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这一切毕竟都是很有限的，最能救我们的实际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自己打垮自己，勇敢一点，那么多得了癌症的人都能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
李成一温柔地替妻子抹去眼泪，在病榻上躺了3年，听惯了妻子的鼓励和安慰的李成一现在成了妻子的安慰。这对患难夫妻互相鼓励着：再艰难，也要坚定地活下去。
不久，吴文顽强地战胜了病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李成一的病情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6年里，虽然李成一每隔45天就能听到有关老程的消息，收到他捎过来的药品，而他俩真正只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是在1995年12月，李成一夫妇被天津客运段邀到天津，参加北京铁路局表彰程士杰的大会。会后，程士杰将这次表彰大会奖给他个人的1000元统统塞进了李成一的口袋。
虽然只有这两次见面，李成一却感到老程时时刻刻就在他身边，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李成一常常激动地想：生活上他幸运地遇上了这么多好人，相信生活也会给他一个做好人的机会，像程士杰那样无私地奉献。
李成一上初中的儿子李晟从爸爸口里听到这个天津的列车长伯伯的故事已经整整6年了。李成一多次告诫儿子：“有些人做出奉献是不讲报酬的，譬如程伯伯。你长大了也应该多帮助人，多替他人着想，就像程伯伯一样！”
Number ： 9539
Title ：儿女
作者 ：朱自清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月光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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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
Translator ：
我现在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10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5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地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用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时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行进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19岁。21岁，有了阿九；23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作“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是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