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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仍然是欧洲最安全和最友好的城市之一。它那喧闹的夜生活与高雅的文化园地几乎可以同纽约媲美。伦敦有200家剧院，30家大型博物馆，5家交响乐团和两家歌剧团。正如有人所说：“如果你在伦敦找不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可做，那么你一定是个相当乏味的人。”
伦敦以其“老大帝国”之都的深沉魅力和宽松的经济政策，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公司来此安营扎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家大企业中有27家企业的总部设在伦敦。
伦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频繁的交通堵塞、拥挤的通勤公车和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些都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的结果。1998年以前，伦敦市内一条新的地铁线路将投入使用，几条新建的铁路将把希思罗机场和市中心联结起来，这将有助于缓解目前拥挤的交通状况。
当然，伦敦的天气要是能好一些就更好了。
新加坡：开放的经济和廉政的社会
清洁，碧绿，整齐且富有效率，新加坡城就像一台处于政府关注下的钟表，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运转着。新加坡很少出现交通堵塞，因为政府通过高税收和高费用来限制轿车的拥有量；新加坡犯罪率也很低，因为政府对武装抢劫等罪行处以酷刑（如鞭刑），毒品贩子会被处以极刑。
听起来新加坡也许像个警察城市，其实这个小岛是做生意和谋生的理想之地。新加坡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廉政的社会环境已使它发展成为东南亚一流的商业枢纽。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还高，它已不再是一个低消费的港口中心。
新加坡市政府对提升市民的家庭生活质量积极性很高，市内有不少格调健康的娱乐场所，它的露天食廊别具特色，可向食客供应本地最好的菜肴。但新加坡对夜生活的限制较为严格。新加坡市民中有华人，有马来人，也有印度人。不同民族的团体组织经常在街头举办五彩缤纷的节日庆典活动，成为该城一景。对于移居国外的人来说，新加坡也许是他们在亚洲最轻松如意的地方了。大多数新加坡人的英语同他们的母语一样流利。
巴黎：高消费的文明之都
来到巴黎，除非你闭上自己的眼睛（那将是非常遗憾的），巴黎总是不断地提醒你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也许是它居于欧洲大陆中心位置的缘故，它是世界上盛产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地方。
巴黎不仅仅是举世闻名的艺术之都。它的街头咖啡馆所飘出的自由、安详之气，它的月光漫游所踏出的浪漫步履，更为巴黎平添了一分优雅。巴黎还是一流的国际商业中心。它的欧洲大陆交通枢纽位置，密集而高效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各门各类的跨国公司前来开展业务。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巴黎的生活开销是纽约的1。5倍。高消费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犯罪、种族关系紧张、畸形消费，等等。
香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香港是这么一个城市：比曼哈顿还要喧嚣，比东京还要拥挤，每平方英里竟有6。7万人。但良好的信息通讯条件使它成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频繁涌动的国际性大都市。同时这台“永动机”也带来了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这些都是不利于家庭生活的方面。因为市区交通拥挤，许多商人每天都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在路上奔波，这就增加了社会交往的难度。所以宴会就成为香港人增进感情、密切往来的重要手段。在香港，文化生活的焦点不在美术或音乐上，而是在饭馆里。香港的大小餐馆有1万家。□
Number ： 9711
Title ：给自己的定价
作者 ：林清玄
出处《读者》 ： 总第 191期
Provenance ：柔软心无挂碍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有一次我的小孩在看电视，电视上胡瓜正在访问林青霞。他看了就很感慨地跟我说：“爸爸，林青霞和林清玄才差一个字而已，长相怎么差那么多？”当时我听了就哈哈大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面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价值，我们在确定自己的价值时，应该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影响。
如果我们事事都要跟别人比较，才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要挂很多的头衔，才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那就表示柔软心还没有被开发。要靠外在的力量确定自己的价值，就会活在痛苦的状况之下。反过来，开发自己的内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慈悲、智慧俱足的人，甚至可能成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我们是不是愿意回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开发自己的价值，使自己的身心柔软，有创造力？创造力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每个人都要有创造力，并发展出不同的特质。
人，就像百货公司里的化妆品，你给自己的定价有多高，你的价值可能就有多高。
百货公司的一楼都卖名牌化妆品，价钱非常昂贵，从一千块到一万块的都有。以香水为例，每一瓶香水的成分都大同小异，但为什么有的标价一千，有的标价一万呢？还有一种香水更便宜，叫做明星花露水，一瓶33块，30年价钱都没有调整。这些闻起来同样都那么香的香水，价钱怎么会差那么多？结论是：“你给自己的标价有多高，你的价值可能就有多高。”
有次我到台中演讲，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找我，他一看到我就很热情地抱着我说：“啊，很多年没见，你都没有变呀！”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的朋友。然后我就说：“不会吧！没有大变也有小变呀！”他听了有点不好意思，退后一步说：“呀，是变了，头发都掉光了……嘿，我知道有可以长头发的秘方。”
他告诉我的秘方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自己的尿，不只能治疗我的秃头，也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听说这个方法在中南部很流行。他跟我讲了很多喝尿的好处，还送我一套书，共有八本，书名是《奇迹的尿疗法》。
这八本书讲到该如何喝尿，最好的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泡，但也不是整泡都好，只有中间那一段好，所以前面、后面都要去掉。这样说来，要接尿也不简单。
书上还说，如果你觉得光是自己健康还不够，还要家人也健康，但他们又不喝，你就可以在煮萝卜汤时，倒一杯你的尿进去，这样全家喝了都健康。早上喝咖啡也可以用尿来煮。
书上的结论是，只要喝尿，不管什么大病小病统统尿到病除，甚至癌症都可以治好。
这八本书都有一个共同强调的重要观点，首先，你必须对自己的尿有很坚强的信心，相信喝自己的尿可以治百病。如果你的信心提高到喝尿都面不改色的状态，我想绝大部分的病都能够治好。日本人很会作怪，说不定哪天喝尿不流行了，他们就发明“奇迹的大便疗法”。哦，那就更需要坚持的信心！
成佛当然也需要非常大的信心。在《阿含经》里记载着这样的故事：释迦牟尼有一天在恒河的南岸说法，有一位信徒知道天底下最有智慧的人在那里说法，就从恒河的北岸走了很远的路要到南岸去听法。但是到了恒河北岸之后，发现无法过去，若要绕路，走到对岸时法会可能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呢？他问旁边的船夫：“请问这个河水深不深？可不可以过去？”船夫说：“浅浅的而已，差不多到膝盖。”那个人听了很开心，“那我就可以走过去了！”结果他就从河面上走了过去。
在恒河南岸听法的人，看到有一个人从河面走过来，都吓坏了，因为河水有好几丈深。他们就问佛陀：“这是不是菩萨示现？他怎么可以从河面上走过来？”佛陀说：“不是，他不是菩萨的示现，他跟你们一样，只不过他对我所说的法有绝对的信心，所以可以从河面上走过来。”要有可以走在河面上而不沉下去这样的信心，才可以修行佛法，得到成就。
哪一天，如果你到了基隆河或淡水河，走到河面上却沉下去，那表示你的信心还不够，还要再往上提升一下，提升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有信心。□
Number ： 9712
Title ：我的工读生涯
作者 ：萧乾
出处《读者》 ： 总第 191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3。18
Nation ：
Translator ：
说起教育，我的起点很难再低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家学，小时除了木台上供的几本蒙文家谱，就是一本翻得稀烂的皇历。从家境来说，小学毕业都很勉强。
我在小说里咒诅过我早年上的学校。人到老年，心态平衡了，又不能不感激我早年生活另外的一面：工读。由于这种办法，才使我这孤儿把中小学对付下来，尽管由于带头闹学潮，高中没毕业就被迫请了长假，可后来还是混进了大学。回想起来，不能不感谢早年的工读。
四十年代当我披着黑袍在只有世家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大学徜徉时，我忽然记起我那孤苦的童年时代，恍如做了一场梦，东跑西混就进了这十五世纪的皇家学院。那时以及以后，我经常提醒自己的是：千万不要忘本。
我很幸运，在国内外都进过最高学府。然而我的底子差，教育受得也不完整。
我是从私塾读起的。那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大屋子，是尼姑庵的一间堆房。我们十几个孩子（当然都是男的）成天扯了喉咙喊“子曰”。教学法是干背，到时背不上就打。老师仰坐在一把快散架的太师椅上，成天“吧哒”他那根兼做刑具的老长老长的烟袋锅儿。不讲解，不训导。从早到晚就那么“喊”书。只要喊声不断，师生就相安无事。声音一断，或者小了下来，他就找岔儿打板子。
老师还有个职务——或权柄：他掌管一块木牌，为了限制学生出恭，每次凭牌只放一名。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起接力：一个孩子刚回来，另一个准立刻接上去。
其实，揣上木牌我们并不奔向那作为厕所的空地，而是借机闲散一下，在尼姑庵里到处。有时去前殿偷看尼姑焚香念经，有时在草丛里捉起蛐蛐。反正干什么都比关在那大黑屋子里开心。
我真正的小学教育是从长老会办的崇实小学开始的。由于我上过私塾，所以一进去就插进三年级。
这所小学设在大小三条衔接的横胡同里，是一长排教室。关于这所小学，我的记忆模糊了，可我至今还记得学校斜对门有一排红砖洋式平房，前面还砌着一道花砖墙。冬天下学时，临街的那间长屋里灯光灿烂。大概是间书房，沿墙都是书架，时而还可看到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在翻阅架上的书。真巧，四十年代后期我遇到了那位主人——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我告诉他二十年代初，他那间书房的灯光曾指引过我的生活道路：我一生就盼着自己也有间书房。这憧憬今天总算变为现实了。
尤其难忘的是崇实用工读办法让穷孩子也能上学。那里设有地毯房、小型印刷厂和羊奶房。我干过地毯：从绕线、织杂毛或粗牛毛毯直到织上羊毛地毯。我是在刚织上土耳其凸花活时被调去送羊奶的。
我写过那阵子挨过的打骂，然而在九十年代来回顾七十多年前的那段日子，我还是蛮感激的。我甚至觉得工读是种值得提倡的可贵的办法。
我对眼下的中学教育不大了解，只偶尔听人说学费贵得吓人。对于在商潮中发了的家长，这当然不成问题：要多少老子就拍出多少。可是贫寒子弟呢？难道交不起学费就失学吗？
我认为应当提倡工读。工读不仅仅解决了因经济原因而失学的问题，对于锻炼孩子的性格也大有好处。
说起工资来真可怜。那时起早贪黑，一个月只挣一元五角。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妈妈就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黄昏辞世了。
羊圈里干的都是露天的活儿。这里没啥技术，但需要的是一颗爱动物的心。打扫羊圈，尤其喂羊，都是挺愉快的活儿，但我怵的是送奶。前后襟背上十几瓶奶，天没亮就蹬上车，穿过没有行人的大街小巷，我不在乎。我怕的是把新奶瓶放下、取走空奶瓶时，洋狗汪汪汪地死死纠缠。我手里没棍子，就只好把那辆破自行车横过来抵挡。
我顶喜欢放羊了。把羊群赶到安定门去牧放。那时城墙和护城河都还在。我们来到护城河边，羊在坡上吃草。后来每当我读起西方早期文学中的游牧生活时，我的心总驰往早年在安定门外牧放羊群的日子。
我就是这样，读完了我的初中。
我同文艺的关系，应该说始自1926年。初三毕业后放暑假，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北新书局招考一名练习生。我穿上一件新浆洗的蓝大褂去应试，居然就被录取了。
北新书局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一家新文艺出版社，印过鲁迅、周作人、徐祖正、冰心和刘半农等作家早期的书，并发行过鲁迅主编的《语丝》周刊。虽然我仅仅呆了三个月，那却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文艺。
书局的规模不能再小了。除了三位东家，就只有我这个练习生和两个伙计。
那三间南屋里，既搞编辑，又办发行。外屋架子上摆着本版和外版图书，我坐在里间靠角落的一张书桌上，校对图书和每期的《语丝》。我记得经我校对的有徐祖正的《兰生弟日记》、刘半农的《太平天国》和章衣萍的一部畅销书《情书一束》。
在北新那三个月，我同文学出版结了不解之缘。当时倘若我一直干下去，说不定这辈子就以出版为业了。可我同那两位伙计搞了一场罢工的闹剧。当时想取消他们和我在待遇上的差别。他们每晚用桌子拼起来当床，我则由书局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里开了每月四元租金的房间。我替他们感到不平，认为应该给他们也各开个房间。恰好那时我刚读了一本讲罢工的小册子，于是，一个早晨，我们三个就丢下工作开溜了。在街头浪荡了一天，满以为晚上回去就得到肯定的答覆，谁知我们得到的回音是：三个一道滚蛋。
这时我进高一了，崇实的教务处刚好缺人搞油印，就把我叫了去，言明蜡纸由各科老师写，我光管印。活很轻，可成天闻那汽油和油墨的气味，很不好受。
经于道泉和李安宅的介绍，这时我已参加共青团，并且在崇实组织起“少年互助团”。另外，又参加了北平中学界的十人通信团，以致引起胖校长的戒心。他们索性让张作霖的侦缉队把我抓到报房胡同拘留所里，囚禁起来。那阵子连小孩抓进去也会拉到后院枪毙，我却侥幸被放了回来，交给学校软禁。北伐军到北平时，我才恢复自由。后来被迫请“长假”，流浪到了广东汕头。
回到北京，上了不需高中文凭的燕京国文专修班。那里有马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的一个职能就是替贫寒学生找零活儿干。校园里，中外教职员需要人去打零工，也到那里登记。不论轻重和脑力体力活儿，每小时一律两角五分钱。
我干过不少工种，曾经给一位外籍教授推过草坪，看过洋囡囡，但更多的是教洋人华语。我是道地的北京人，四声拿得准，这就大大吃香了。
我的工读生涯是从体力发展到脑力劳动。弄到一张文凭考入辅仁大学后，我又当了英文系主任雷德曼神甫的助手。他是因失恋才当的洋和尚。他成天喝酒，吟情诗，卷子常推给我去判。学校则不但免了我的学宿费，每月还给点零用。那时我已开始向熊佛西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了。记得我介绍过爱尔兰的小剧院运动。
1933年从福州教完书再回到燕京，我就向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写起小说了。所以我的文学生涯是用写小说代替工读开始的。那时由于刊物篇幅有限，沈先生嘱咐我要少而精，不可多产。每月只许交他一两篇，他则保证我至少每月能有二三十元的收入。在当时，那就很阔气了。我没贪多，也不给旁处写。每次交稿前自己都要反复读上几遍。自己点了头才去投给他。
可是读到大学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了。我分不出精力来写小说。当沈先生听说我写的论文题目是《书评研究》时，就说那好办，你随写一章我就随给你在刊物上发表，问题不就解决了！同时，郑振铎先生又在为商务编《文学丛刊》。他就把我的那毕业论文连同小说集《篱下》和散文集《小树叶》一道收进去了。那是我最早的三本书。
1935年7月，我就结束了各种方式的工读，走上《大公报》岗位，一直呆到50年代初。那时，我参加了政府对外宣传工作。
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