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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他：“算啦。你被批判得还不够吗？这是什么时候了？不行就出去吧……”
梁思成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宁愿做一个‘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决不出走。”
但他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今天的毁城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他还记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华园，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3个月前，在南京北极阁，他刚刚当选为院士，一回到清华园，发现整个北平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得像铁桶一样了。
此前3天，这所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学校，已经被解放军正式接管，校园里到处是兴高采烈的面孔。青年学生纷纷起来护校，一些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公开亮出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梁思成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实，“北极阁院士会议”刚刚开过，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可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了。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梁思成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梁启超，戊戌政变，亡命日本后，1901年在东京生下了他。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许多年以后，梁思成还在懊悔自己没能记住来访者的姓名，只知道客人是围城部队的一名解放军干部。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和了解共产党人。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这真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想不到共产党人有如此远见卓识！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璧，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无可奈何城毁去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城门唯一详实的记录。下面只是其中的两个“镜头”：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
多美的北京旧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动情的文字：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
温柔的批判，沉默的雕像
于光远（50年代曾任中宣部
理论教育处副处长）先生回忆说：
“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篇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其实我想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文章若都公开发表了，他当然也受不了。结果梁思成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大批判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只有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漏网了……我记得这是唯一发表出来的批判梁的文章。这件事虽然好像是浪费了人力，但彭真这样处理是恰当的，问题解决了，也没有批判人。”
1994年6月8日，何祚庥院士（1956年前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干事）对于光远先生的这段回忆补充说：
“1955年，在某次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给彭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请彭真同志领导这一批判工作（指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彭真同志点点头，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召集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堂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梁思成教授见了刊在《学习》杂志上这一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彭真同志见了这一自我批评以后，立即把我们这批文章的作者都找了去，说：‘人家都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了，怎么还能批评人家！’于是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教授参阅，但一切报刊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
“批梁”幸运地中断了。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幸运的”梁思成没有保住不幸的北京城墙。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庭妇女摆开战场，你追我赶，将取下的城砖运回本单位筑防空洞，用铁镐铁锹，彻底毁灭了这几百年来雄镇四方的巍巍长城。
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指梁思成的第一位夫人林徽因——作者注）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很快，梁思成先生便像沉默且沉重的墓碑一样倒下了。
他逝世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寿71岁。
后继有人，古风重辉
梁思成先生逝世20年后的一天，他的女弟子，已经成为中国院士的张锦秋，走进五台山佛光寺，走进一个遥远的回忆里。
“我踏着月光循声走去，但见空荡荡、黑沉沉的文殊殿中闪耀着微弱的烛光，湛瑞法师独自一人正在诵经。我深深感佩法师是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一个人有高尚的精神情操，有明确、坚定的目标而又能为之奋斗就是幸福的。当年梁思成夫妇二人从大洋彼岸回来，为发掘和总结祖国的传统遗产而奔走于荒山野林，不是很神圣、很幸福吗？”
逝者如斯，新人辈出。张锦秋院士，这位东方才女，梁思成先生的最后一名古代建筑史研究生，她的散文《佛光寺》，勾连起生者与死者的永恒联系。
她回忆说，师从梁公12载，这位艺术泰斗的建筑思想，日出日落一般照耀着她。12年里，关于对梁公的记忆，本身就是留在她心灵上的一座巨大建筑，随便取一木一瓦，都会三春难忘。
难道是这记忆使她创造了辉煌的“三唐工程”——唐风仿古建筑么？
不错，是记忆使然。唐朝，唐风，那是强国之风。那时，中国科学家数量和科技成果数量，都占世界的一半以上。那时，不是中国梦想赶超世界，而是整个世界都梦想着赶上中国。张锦秋，把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