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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二八分成的办法，原告得八成，被告得二成，计人民币400百元。
殷岭梅，这位有着30多年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女律师，接受被告贺顺玲的委托，担任她的上诉审代理人。正是殷律师和她的助手陈可度同志的奔波调查，据理力争，才使得这起几乎成为定局的案件，最后爆出了戏剧性的新闻。
调查中，律师发现奖券登记后，如何还到手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不能证明陆文琴“错拿”了奖券；陆和贺得知中奖号码后，都说自己是1172074号，但都提不出确切的证据；工会小张的登记仅仅是一种查考性质，不能成为确定所有权的直接证据。所以，一审据此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工商银行储蓄所有关同志对此表示支持。他说；20元面额有奖储蓄同每月扣款的集体储蓄是有区别的，它不属于集体储蓄。让单位来银行集体购买，是为了减轻外面排队的压力，属于代办性质；单位内部登记仅仅是作一种参考，便于开奖后通知中奖人，根据“不记名，不挂失”原则，谁持有奖券，谁就是所有人。如果单位登记要作为中奖依据的话，应在登记后，由持券人核对签名。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承办人据此进行调解。9月29日，陆文琴和贺顺玲终于自愿达成协议：（一）两张奖券归两人共同所有；（二）14英寸彩电归贺顺玲，1000元归陆文琴；（三）陆文琴和贺顺玲分别承担一、二审受理费各40元。
在场的人都露出笑脸，两个几乎反目的好朋友又和好如初。
Number：2090
Title：一个历经沧桑的华裔女性
作者：黄依娇
出处《读者》：总第69期
Provenance：深圳风采
Date：40期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成了小“克星”这个打那个踢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市乡下，家里很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胡说我是小“克星”。家里人恨我，讨厌我，这个打那个踢，都盼我早一天死。真奇怪，他们越盼我死，我越死不了。自生下来后，我身上没断过伤，没吃过一口舒心饭。1940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哥哥到莆田做生意被土匪抢个净光，快过年的时候，家里一个米粒也不剩，这又是我“克”的啊！爹妈一商量，把我卖到南平乡下，给人家当童养媳，那男人28，我才13，要他和我成亲。那天晚上，他像牲口一样满嘴喷着臭气要来占我的身子，我简直吓死了，跟他大打大闹，趁他不备，抓起衣服逃掉了。回到家里才两天，那男人赶来了，说我和别人有奸情，所以不跟他同房。爹爹不问青红皂白，骂我是不要脸的小淫妇。把我锁在厨房，等到半夜要把我沉水淹死。那时候，南方不少地方用这种办法处置“不规矩”的女人。妈妈可怜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把我放走，让我逃一条活命。
往哪儿逃？天黑得像锅底，坟地里“鬼火”飘飘。为了活命，我只好豁出去了。流浪到第三天，饿得头昏眼花，只好跑到姥姥家。这下子，小羊钻进了老虎嘴。爹爹、哥哥在那等着我呢！爹爹看到我，怒气冲天，举起手打一个耳光，下头又是一脚。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双腿，边哭边哀求说：“爹爹呀爹爹，你先听女儿一句话，是杀是剐由你了。孩子我不能含冤去见阎王！”他一把推开我，两眼圆瞪，听我申述。我把新婚之夜讲了一遍，他这才明白。回到家，他把那男人骂了一顿，要他带我走。我哭着不走，爹爹板着脸说：“嫁夫随夫，嫁个死鬼也得跟着走，命中注定，休想更改！”这个残暴粗野的男人，一点怜悯心也没有，终于占了我的身子。一年后，我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再次逃回家。那男人又来逼我，我宁死不从，一个人偷偷逃到福州，打小工，给人家纺纱，勉强活着。爹爹来找我，我提出和那男人离婚，他吼道：“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我告诉你，你在福州要是跟了别人，我宰了你！”
1944年，爹爹去世，我才和那个男人离了婚。活了17年，我第一次挣了个自由身！
决定离台去拼去闯
在那个战乱的时代，我一不识字，二不会手艺，一个孤寡女人，能做什么呢？
17岁时，我和国民党一个军官做了夫妻。我们到了厦门，感到十分好。再往后，他带我到了台湾，在台湾，他当不成军官，退役下来，搞地方交通上的事情，日子过得挺好。
可一件事情惊醒了我。我的丈夫勾搭年轻的女佣人，使她怀了孕！我气极了，跟他闹。他向我赔不是，说要辞了女佣。我仔细思忖：不行，辞了她，她还有脸活吗？弄不好丧了两条命啊！再说，由于我有病不能怀孕，他还没后代，我得替她想一想啊！
思来想去，我决定退出来，成全他们。我不慕眼前虚荣浮华，不留恋吃穿不愁的小日子，要追求，要奋斗。这话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好痛苦啊！
台湾呆不下去了，我决定闯洋，到海外去拼，去闯！
怜惜群雏作第三嫁
我是台湾第一个独身闯洋的女人，弄这张签证难极了。当局规定，海外必须有直系亲属才能出去。我认识谁？只好求人找老公。哪里想到，这个老公骗了我。他姓王，在巴西经商，我们通信中，问他年龄，他含糊其词；要他照片，寄来张挺年轻的。到巴西一看，哗！50多岁了！我才29岁。前妻给他丢下一堆孩子，11岁、9岁、7岁、5岁、还有个大点的姑娘，5岁的是男孩。我怎能嫁这样的人？闯洋，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王先生流泪了，他说：“你要是走了，孩子们活不成，我也活不下去了。”一想也是，穷家破业，孩子一堆，正需要人照料啊！就这么的，嫁的第三个丈夫比我大20多岁。
老王不大精明，做生意的道道也不多。我给他出主意，告诉他买什么，怎么卖，生意很快好起来了。后来我们迁到玻利维亚共和国，在首都拉巴斯开了一家商店，主要经营大陆生产的手工艺品，也卖些珠宝。
我们是玻利维亚的第一户华侨，这个专营中国货的商店，很快引起居民和官界的注意。1960年，我们又开了一间中国餐馆，我亲自下厨房，中国的饭菜在海外大受欢迎。有两年，老王到美国、法国做生意，我一个人在家经营，照料5个孩子，从早忙到晚，心里挺高兴。1966年和别人合作开办了间袜厂。
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王先生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要人端屎端尿，喂水喂饭。我一个人忙不过来，1969年只好丢掉厂子。
命运这个老怪物总是在作弄我。我想，不干就又完了；干，偏不信闯不出来！
我请佣人照料老王和孩子，自己跑生意。1974年，老王瘫痪8年之后过世。我对得起他，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他们跪在我面前，说我是他们的好后妈。实际上，玻利维亚朋友都以为他们是我生的呢！
我47岁，第三个丈夫死了。他瘫痪8年，我照料他8年，要换别人早把他丢下了。我干不出那种事，人，不能没良心，没廉耻！
总统夫人劝我改嫁
丈夫死后，许多玻利维亚朋友劝我再嫁，侨胞也挺关心，问我想找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嘿！40多岁了，谁要我这个老太婆？专心做生意吧，那事不想它了。
我的商店，卖大陆的绣织品，很受顾客欢迎，连总统夫人也来买。一回生，二回熟，买完了东西总要攀谈一会儿，就这样我和总统夫人成了好朋友。有时候有了好的珠宝，我也给她留着。我成了孤孀，她也替我难过，劝我改嫁。我开玩笑说：“没人肯要我。”她倒挺认真，替我打算说：“你要是当了外交官，就会有人来追你！”我禁不住笑起来。我这么个人，还能当外交官？她说：“不，你准行。你从台湾来，对台湾熟悉，至少当驻那里的外交官毫无问题。”
总统夫人是国家第一夫人，她绝不会开玩笑，她也在替自己国家考虑呢。开始，我心里挺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国使节，谈判交涉，不得了！又一想，怎么不行，谁是天生的总统、总理？压在你身上，你就学会了。天底下没难死人的事情，就怕你自己退缩。
实际上，我就是不当外交官，也有一个人偷偷地爱着我呢！喏，就是他，我的第四个丈夫葛斯多先生。在拉巴斯，我们两家做生意，经常来往，相处很好。我和他的妻子情同姐妹。她不幸患了癌症，临死的时候对他说：“我死后，你去追黄依娇。她人好，会象我一样照料你的。”葛斯多摇摇头：“不，她是中国人，不会同意的。”她还是叮嘱他：“你去追她吧，你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其实他挺喜欢我。
将相无种人当自强
1977年，我终于接到总统聘书，任命为驻台北总领事。
哗，我好光荣啊！玻利维亚女外交官不多。咱们中国，女外交官也少啊！谁能想到，当日受尽凌辱的小姑娘，当了堂堂正正的外交官！当年，我一个人凄凄惨惨离开台湾；如今，我成为外交官荣耀回来。台湾报纸登我到任消息，许多朋友来向我道贺。有人告诉我，他们发现我第二个丈夫换了妻子，以为他杀了我，有的揪住他的领子叫他说实话。这次他也来了，携着那位妻子和高高大大的孩子，还特地宴请我一次。女人不能太妒嫉。我当初若吃醋，疯吵疯闹，会是什么结果？人心要善，要替人家想想。
不过，坐在领事馆里，心里却不是滋味，我为什么驻台北，而不是驻北京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我的家乡与台湾一海之隔，我多想念亲人啊！
这时葛斯多太太去世了，葛斯多先生一封又一封信寄来，向我求爱。我被他感动了，接受了他的倾慕。1978年他来台北和我结婚，一个女外交官，在任上结婚，这是件稀罕事。我们的婚礼，引起轰动，台湾许多报纸发了消息和照片，成为一大新闻。
1979年，我回到拉巴斯，谢任为民，继续做生意。
我得过四种癌，我敢说，换一个人恐怕早就死了，我就不怕。
1980年，在拉巴斯检查出了癌，葛斯多不敢告诉我，领我到美国休斯敦去检查治疗。医生们叽哩咕噜说英语，我听不懂，但从表情上觉察到我的病挺严重。回到旅馆葛斯多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又说：“我永远不离开你，钱不够也不要紧，我回去卖房子。”我吓了一跳，我们带了三万多美元，他为什么还要卖房子呢？我急切地抓住他的手说：“你告诉我，是不是癌？别瞒我。”他低下头哭了，肯定是癌了。我反过来劝解说：“别哭，我死不了，上帝不会收我的，你放心吧！”
下一次检查，我追问医生。他们告诉我，我的直肠癌已经转移到子宫、卵巢、阴道、整个小肚子都是癌。我听了，反倒安静下来，病长在身上，让医生治。治好了，继续做事，不能人未死心先死。我的态度使医生们大为意外，说：“从来没看见象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男人中也不多。你大有希望，死神会向你投降！”
医生说，化疗和抗癌药对身体机能有害。开了刀，我不作化疗，不吃抗癌药，也不吃特别有营养的食物。一个乐观的人，加上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定能抗住癌的继续蔓延！
我只在医院住了22天。美国医药费太贵，住一天至少五六百美元，受不了。出院后，我住在一家侨胞旅馆里，我们素不相识，他却待我如亲人，一点费用不收，还专门请了一个人，帮我翻译，请医生，照料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又去旧金山，在儿子王先生儿子那儿住了一个月，他是硕士，搞电脑工程的。然后去纽约做生意。
哎哟，朋友见了，都心痛地骂我：“你不要命啦！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不休息？”我说：“我闲不住，忙进财，闲添病。我得干活，得拼。怕死，一定命短。”
家不好国还亲呢！
1981年，我第一次回国。离开大陆32年了。家不好，国还亲呢！再说，家总是家，走到天边也想它。到福州乡下一看，白发苍苍的老妈妈还活着。娘俩抱在一块，说一阵，哭一阵，心都哭痛了，那时候大陆还穷，我还先后六次回国。起初，回来一趟，大包背，小包扛，连我的葛斯多肩膊都压肿了。后来国家搞改革，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带的东西就少了。
第一次回国后，返回拉巴斯，华侨就纷纷打听大陆的情况，什么都问。我说，比国民党那时候好多了，你们回去看看吧，可不像国民党大使馆宣传的那样，他们瞎说一顿。
我说了几句真话，台湾驻拉巴斯大使馆恼火了，跟我作对。嘿，我是玻利维亚公民，商人，外交官，怕你们什么？我继续宣传，介绍国内见闻。台湾骂我是“共产婆”，还跑到玻利维亚外交部，要求制裁我。人家才不理他们那一套呢。
促成建交继续经商
国庆35周年的时候，我在玻利维亚报纸上组织了一个版面，介绍大陆建设、改革、航空、石油、外交情况，以及收回香港的问题。还特地登了邓小平植树的照片。
为促成中玻建交，我在玻利维亚外交部和新华社驻秘鲁分社之间联络、搭桥。多次促成秘鲁分社王记者访问拉巴斯。谈判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我又宣传说：“告诉你们，大陆来看地皮，很快就要造房子建大使馆了。”台湾那些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搞不到准确消息。中玻政府正式建交，他们软磨硬泡，72小时之内不走人，拖了两个星期，才灰溜溜地走了。
我把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请到一家饭店吃饭，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我还是要去做生意！”
我没多大财产，过得挺好。每年都出国旅游一次，顺便做点珠宝生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买点大陆的珍珠。不行啊，这儿比香港、日本都贵，过海关手续也麻烦。我有病，想多带点中成药，这也不行，规定不许多带。限制挺多，也得改革一下才好！
哎哟，说了这么一堆，该收了。不晓得说得对不对，我只说自己，不想影响人家。
Number：2091
Title：罗斯福夫人在丈夫逝世后的日子里
作者：埃奥特·罗斯利福
出处《读者》：总第69期
Provenance：中外妇女
Date：1986。11
Nation：美国
Translator：段牧云
静静地伫立着，号声在肃穆的空中回旋。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那严峻、愤怒的线条不见了，表情是安详镇定的，目光明晰，直盯着墓后花岗岩墓碑上的铭文。
这是1945年4月15日，我的父亲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被安葬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玫瑰园中。
我为母亲而担忧，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首先，是我父亲在佐治亚洲温泉的逝世。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他的病情很明显，但母亲仍然感到意外。其次，当她到达温泉时，发现了另一件使她不安的事情。她了解到露西·默塞尔·拉瑟福德在我父亲逝世时曾守候在他的床边，而她却以为这个旧日的情敌早在27年前就已经从她丈夫和她自己的生活中被除去了。
不少人写过关于我父母婚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纠葛。我记得在我7岁时，第一次注意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每天晚间，大人吃饭以前，妈妈总是上楼来听我们祈祷。我记得有几次她把头靠在我的枕头上，眼泪直淌。我伸手轻轻擦去她的泪水，问道：“出了什么事？”她总是摇摇头，擦掉眼泪说：“没什么，亲爱的，我不过是害怕下楼去招待客人。”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她不愉快的事情。我11岁时我的姐姐安娜把父亲和另一位女士露西·默塞尔之间的隐私告诉了我。似乎是在夏季，当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加拿大坎贝尔度夏时，父亲发生了不忠实于她的行为。妈妈是从父亲由于疏忽而没有保存好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件事的。
她的生活破碎了。当她还是一位并不漂亮、而且在羞涩难当的少女时，就爱上了这个精神抖擞的堂兄弟。除此以外，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过别的男子。婚后，我父亲就成了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要求离婚。我父亲也同样心烦意乱，但并无意为这位同他秘密来往的年轻女郎使家庭破裂。此外露西·默塞尔是位天主教徒，没有教会的同意就不能离婚。他的母亲当时正帮着维持家庭生计，她也决不同意离婚。离婚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母亲长时间地坚持离婚，最后终于达到了一项妥协办法：他们还维持夫妇关系。这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是最为有利的，但是约法两章：父亲决不再见那个女人；母亲另辟卧室，今后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性关系。
这种安排似乎有成效。作为孩子我们感受到家庭的爱和友情。在父亲患脊髓灰质炎时，母亲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当他入主白宫时，母亲数百次外出活动，总是作为父亲的耳目在国内旅行。自从父亲在1918年作了结束那桩事情的诺言，母亲始终相信他。
然而现在，在他逝世后，她所了解到的一切使她为之